针对以上学者的书面意见以及沃斯特的评论，时为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环境人文实验室主任的马可·阿米埃罗，从 “废新世”“有毒叙事”（toxic narratives）及“共同化实践”（commoning practices）三个方面，对其同名新著中的主要观点做了简要的介绍。
阿米埃罗认为，“人新世”叙事存在诸多争议之点，其一是对当前生态危机负有责任的“我们”（we）的强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将人类描绘成一个无差别的群体，把存在于社会和种族之间的诸多不平等现象扁平化了；其二是它的物化、实体化（reification）倾向。以二氧化碳的排放为例，此种叙事关注的焦点是排放这一具体现象本身，并由此寻求解决方法，而对最初产生这一现象的社会-生态关系则忽焉不论；其三这一叙事基本上是一种抽象的、普遍的全球叙事，它将地球系统视作一个整体，却脱离了具体的地方性和多样化的主体。
鉴于“人新世”叙事存在的这种扁平化、实体化和普遍化的缺陷，阿米埃罗提出“废新世”的概念予以替代，指出这一新的提法，并不把废弃物简单地视为某种特定的实体，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废弃性的关系，即创造被废弃之人和被废弃之地的社会-生态关系。它没有局限于一个普遍意义上的“我们”，也不会沉浸在对废弃问题的物化认识之中，而是聚焦于关系本身。也就是说，它的关注点不是“废弃物”，而是“废弃化过程”。当然，和“人新世”一样，“废新世”毫无疑问也是一种全球化的叙事，但它同时也是地方性的，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关乎地方、个体、社群的生活或身体经验。
在阿米埃罗看来，“废新世”既关乎清洁与净化，也关乎肮脏与有毒，因为就其本质而言，“废新世”是一个划分有价值之人与可抛弃之人的世界。在书中，阿米埃罗以1963年意大利瓦伊昂之灾（Vajont Dam Disaster）、那不勒斯霍乱、巴西马里亚纳大坝灾难为例，对“废新世”逻辑进行了阐述，指出这一逻辑的矛盾之处在于，虽然废弃物在我们的世界中随处可见，但废弃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对我们来说却是无形的。其内在逻辑往往借助于“有毒叙事”而不断再生产，由此建立了讲述故事的基础，也因之阻碍了揭露社会不公正的可能性，并将这种不公正自然化、无形化和正常化，从而抹去任何替代性叙事，驯服记忆。这也是“废新世”对于我们而言不可见的原因所在。在此，阿米埃罗希望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共同思考应该如何面对这些有毒叙事。
据阿米埃罗分析，有毒叙事通常将责任归咎于受害者。例如在霍乱暴发时，这种叙事将贫民区民众的患病归咎于他们没有建立正确的生活方式。同时，有毒叙事不仅仅将人与人之间的不公正正常化，更是掩盖了其他有可能揭示废弃关系的替代性叙事。后一叙事的重要原料，就是将身处废弃关系中的每个个体视作原子的话语。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曾说过：“没有所谓的‘社会’，只存在个体的男人和女人，还有家庭。” 阿米埃罗认为，这位前英国首相的观点并不正确，实际上社区不仅确实存在，还会在最困难的时候整体动员起来。其中，废弃关系的引擎基于消费和他者化，而共同实践则指向资源再生和共同体。
因此，阿米埃罗强调，废弃化的对立面并非所谓的回收（recycling），而是人类关系的“共同化”（commoning），这种“共同化”以共有关系代替了他者化的废弃关系，强化共同体的建设，为从根本上削弱“废新世”逻辑提供了某种可能性。
此类同化实践的例子可见于阿米埃罗新著的最后一部分。其中之一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北部城市图兹拉（Tuzla），那里的工人阶层社区（公民大会）与当地大学积极协商，创建了工人大学，其目标在于改造此前工厂的毒性遗产，通过恢复和保护过去的集体记忆，构想社区未来的不同可能性。在加泰罗尼亚，一个底层社区则通过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剧院、电影节、诗会等）来重塑自身。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郊区贾尔迪姆格拉玛乔（Jardim Gramacho）的大型垃圾填埋场，艺术家维克•穆尼斯（Vik Muniz）与当地拾荒者协会进行合作，利用垃圾共同创作出一系列艺术作品。在意大利罗马有一个废弃工业区，附近工人社区在阻止某项购物中心建设的过程中，其中心湖泊的水位也在不断上涨，两者形成的“多物种联盟”最终成功阻止了当地的开发项目，并在有毒废墟之上建立了一个自然公园，这一公园成为保留过去记忆的某种特殊的档案。在新冠疫情期间，不少国家的社区纷纷建立自发互助的网络，以帮助共同体中最脆弱的群体。可见“废新世”是通过强化有毒叙事和抹去抵抗记忆来维系自身的，而要打破“废新世”逻辑，就需要建立替代性的档案；争取更加公平的社会-生态关系的斗争，也意味着需要争取一个更为公正的故事和记忆的叙述生态。
至于与会学者对其著作提出的批评，阿米埃罗以可视化的方式予以呈现，认为这些批评涉及位于其示意图中心两个重要议题，即：“这是否是一本反对‘人新世’的著作？”“‘废新世’是否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对此，阿米埃罗回应道，他并没有指责所有地球系统科学家都忽视了社会、环境和历史中的不平等现象，他也看到了在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相关讨论中不乏对种族、性别、阶级不平等问题的关注，但总体而言，这一现象并非“人新世”叙事的优先关注点。相反，是杰森•摩尔提出的“资新世”及其他关联的概念，将“人新世”中没有清晰呈现的权力关系和不平等问题放到了学术讨论的中心位置。也正是受到“资新世”概念的启发，阿米埃罗优先考虑的是不平等的社会-生态关系，而使用“世”之后缀（“-cenes”），与其说是为了书写一个新的地质时期的故事，不如说是为了从“人新世”框架的内部对此叙事模式提出批判性的反思。
阿米埃罗特别强调“废新世”话语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表明自己的目的是将“废新世”话语与对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重新联系起来，重新思考作为认识资本主义的理论工具集合体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理论及其相关问题。尽管正如沃斯特所言，资本主义并不是产生废弃物、废弃关系的唯一系统，但资本主义无疑是这种废弃关系及其生产最彻底、最普遍、最重要的动力。
阿米埃罗最后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生活在“废新世”时代的人类是否还存在某种希望？在《废新世》一书中，他是以某种“表演式希望”（performative hope）作为终章的，在他看来，其魅力就在于“共同化”，在于它在实践的同时也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就如加泰罗尼亚坎圣胡安（Can Sant Joan）地区发生的故事一样，工厂仍在那里，工人社区的争取可能以失败告终，但这并不意味着“废新世”逻辑最终获得了胜利。
沃斯特的锐评，阿米埃罗的回应，其他各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提交的书面意见以及现场的热烈讨论，大大地拓展了《废新世》一书引发的话题。在讨论过程中，每位学者均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实践经验，深入探讨了“废新世”与“人新世”的概念差异、资本主义造就的全球废弃关系、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废弃物与当代消费主义的关系、全球生态危机背后的不平等关系等重要议题，并就资本主义与环境变迁的历史关系、“废新世”概念的特定社会语境、共同化实践是否足以替代废弃化过程、消费者在“废新世”中的作用等议题展开对话。各位学者讨论的议题还包括“废新世”中团体互助和科学机构的重要性、全球维度的生态危机叙事与不同尺度下社会关系和责任认定的对立共存、“废新世”叙事与环境人文学研究文本、生态治理过程中尊重地方知识的必要性等。其中有不少学者结合自己多年研究的课题和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以一个个鲜明的个案，分享了亚马逊跨国物流资本公司、中国煤矿产业的灾害治理、全球垃圾转移、劳工职业病、环境保护运动、中国农业现代化等案例，并进一步反思了“废新世”理论的有效性与局限性。
纵观此次围绕“废新世”概念而展开的学术讨论，借用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笔下的“江湖”话语，实可视为国际环境史领域的一场“学术江湖”。其中，被挑战的“武林盟主”是“人新世”概念主要倡导者之一麦克尼尔，“挑战方”当然是阿米埃罗，他的“武功绝学”是“废新世”，这一概念与其“战友方”摩尔提出的“资新世”联盟，共同对“人新世”进行口诛笔伐，而老资格的环境史大家沃斯特更像是作为“裁判”的“武林元老”。与会学者对上述理论或赞同，或补充，抑或结合实证研究提出自己的思考，也都共同参与了这一场全球环境史领域值得关注的“华山论剑”。
不同于“人新世”叙事的创建者及其拥趸一直在寻找人类主导的时代于地质层面留下的物理性痕迹，即寻找所谓标志性的“金钉子”，阿米埃罗的讨论回归到人体、生命的维度，并对这一思路进行了系统性的理论阐述。巧合的是，这样一种思考，亦即发掘“人新世”与人体演化之间关系，实际上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前驱。早在《废新世》出版十余年前的2011年，中国山东的小说家赵德发受国际上流行的“人类世”概念（亦即“人新世”）的启发，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创作了小说《人类世》。其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地质学家焦石前往老姆山中寻找地质分层的金钉子，在这一过程中他遇到当地的一位商人孙参，但是为了房地产开发，这位商人炸毁了这座山。受此冲击，焦石顿悟，虽然他原先想要找寻的“金钉子”消失了，但他找到了新的“金钉子”，这一“金钉子”就是人，假若突发一场灾难，人变成化石，在未来科学家眼中，人就成为了地质变化的标志。小说还设计了这样一种戏剧化的情节，这种情节在现实生活中并非空穴来风，就是商人破坏了山，但他自身也没有得到好运，因为孙参是从捡垃圾发家的，但由于长期跟垃圾打交道以及受环境污染的影响，他最终失去了生育的能力。赵德发在小说中也把人体的变化作为“人类世”的标志，这一点和阿米埃罗的思路非常接近。
赵德发的小说及其思索的问题，表明阿米埃罗的“废新世”概念完全可以超越以欧美为中心的狭窄的“学术江湖”而成为打破民族国家界限的全人类共同思索的大问题，此次会议规模虽然不大，也恰恰体现了环境史领域的全球学术共同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关注和共同思考。就阿米埃罗的“废新世”概念而言，将其与“人新世”或其他替代性概念做比较，可以从以下三个关键词进行概括，进而结合会议的讨论与我们的体验，从这三个方面向阿米埃罗提出新的问题，也希望感兴趣的读者就此展开更深入、更全面的对话和争鸣。
第一个关键词自然是“废新世”。与此相关的是，何为“废新世”？它与“人新世”之间有何不同？虽然这一问题在会议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讨论，但还需要在以下方面作进一步探讨：“废新世”与“资本世”的关系如何？两者有何异同？“废新世”究竟是“人新世”的替代品，抑或只是“人新世”的2.0版？正如麦克尼尔的评论所言，社会-生态的不平等关系在过去也存在，这种不平等关系是否也会产生废弃化过程？其与近代“废新世”之间有何连续性或者差异？
第二个关键词是“共同化”，与会学者的讨论已揭示这个概念的意义所在，其有效性不容质疑。但这一概念立基于清洁/污染、废弃/共容、施害/受害的二元对立，这一逻辑是否反过来限制了“共同化”的有效范围，使其成为新的排他性叙事？有无可能超越废弃者同盟趋向更加多元的对话和协商？废弃化固然基于两者——即阿米埃罗所说的“两个世界”的排斥性关系，但同样基于两者的依赖性关系，这种对立依存的关系，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共存”。设想去除了这种关系，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社会—生态体系？此外，阿米埃罗在著作中提及的危机时刻的“灾难共产主义”是否真的可持续？中国有一句谚语“夫妻本是同命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因此，该如何理解和处理灾难之下的共时性分裂与共同化之间的关系？
第三个关键词则是“我们”，“废新世”中的“我们”是以他者化为核心的不平等关系的构建以及相应的废弃化进程，导致人类或社会总体的分裂和对抗，但即使把这些被排斥的“他者”考虑进来，也不过是“我们人类”而已。这里的“我们”是以非人类多物种的他者化为前提的，与“社会”联结的“生态”不过是背景而已，多物种的主体性何在？如果从多物种共存的生态中心主义出发，废弃性关系可否理解为以人为中心的生态差序格局？假如人本身也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并不重要的一部分，人的力量还不足以改变自然界的秩序，那么，所谓的“人新世”还会存在吗？这方面的探索，既有沃斯特眼中宏大的“星球”，也有其他学者提出的 “微生物世”。如果非人类自然发挥的作用如此之大，我们是否要对过去、现在、未来的社会-生态关系进行新的理解？此外，人类行为过程的非预期环境效应，是否也是一个自然化的过程？我们是否需要对自然的概念进行更新，从实体的自然转向过程的自然？或者干脆像拉图尔（Latour）所说的那样，把自然的概念给解构了？
最后还有一个关键词，这就是“谢谢”。我们必须回到这一次的“学术江湖”，感谢阿米埃罗为学界贡献的“废新世”概念，感谢各位学者的热诚参与。本次会议中国内外环境人文学者围绕此一概念展开的批判性思考和实证性研究，应该是国际环境史领域在相关议题上的重要探索，有助于国内外学术界进一步加深对全球生态危机的认识，增强对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生态关系的理解。
本辑成果得以出版，是与吴羚靖博士及其领导的会务和翻译团队认真、艰苦的努力分不开的，在此亦一并表达衷心的谢忱。这些年轻的学者，包括高冠楠、蔡雯娟、葛蔚蓝、肖苡、徐冉、姚宇舟、孙一洋、李彦铭、秦子怡、何千禧、杨钦麟、崔童、罗靖曦等同学。他们见证了此次“学术江湖”事件的全过程，也可能是未来环境史“学术江湖”的生力军。本辑所有翻译校对由吴羚靖博士负责。
2024.8.3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