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评述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

包茂宏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1)

文章来源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9月

提 要   这是一篇对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的评述,由三部分组成。第

一部分分析了伊懋可的环境史概念、理论基础和本书的分析框架,认为它是经济史、科技文化史和环境史的有机结合。第二部分分析它的史料和方法论特点。史料方面引人注目的是诗歌、传教士回忆录和多种语言研究成果的吸收。在方法论上主要使用了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第三部分提出了三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分别是人口增长与环境破坏的关系,介于文人环境意识和农业生产之间的农学知识,以及双向比较方法的应用等问题。总之,《象之退隐》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瑕不掩瑜。它是一部谁也绕不开的著作,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中国史研究的新方向。

关键词   中国环境史 高度平衡陷阱理论 环境感知

伊懋可教授的《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于2004年4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1],这是所有关注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人期待已久的喜事。伊懋可教授纵横国际中国研究学界30余年,享有崇高的声望。早年即以提出分析在帝制时期非常发达的中国为什么不能自己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高度平衡陷阱”[2]理论而驰名中外,转向中国环境史研究后编撰了《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3]。这虽然是一本论文集,但却从世界和亚洲的视野基本界定了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定义、范围和方法,为促进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国内的中国环境史研究提供了国际通用的范式和启示。从那时起,研究环境史和关心中国环境变迁的学者们和观察家们都翘首期盼能有一部全面研究中国古代环境史的著作问世,《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终于让大家梦想成真。这是一部中国环境史研究中谁也绕不开的里程碑式的著作[4]。

一 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环境史是正在成长的研究领域,尚未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所以美国著名的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曾断定:“在环境史领域,有多少学者就有多少环境史的定义”[5]。伊懋可也不例外。他在《象之退隐》中也提出了自己的环境史概念,即环境史“主要研究人和生物、化学以及地质这三个系统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这两者之间以复杂的方式互为支持和威胁。具体而言,有气候、岩石、矿物、土壤、水、树和植物、动物和鸟类、昆虫以及差不多所有事物的基础——微生物。所有这些都以不同的方式互为不可缺少的朋友,也互为致命的敌人。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还有信仰、感知、知识和主张都一直与自然界在相互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人类体系有自己的动力,但如果不涉及环境就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P.xx.以下凡引用书中内容皆如此注释)这个定义显然比他在《积渐所止》的导论中给出的要复杂具体得多。在那本论文集中,他认为“环境史不是关于人类个人、而是关于社会和物种,包括我们自己和其他的物种,从他们与周遭世界之关系来看的生和死的故事”[6]。尽管这后一个定义比前者要简明,但并不是没有价值,二者可以互为补充来看。仔细研读可以发现,伊懋可的环境史概念包含下面几层意思。第一,环境史研究人与社会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关系,这里既涉及单个的人、广义的人类,也包括由人组成的社会。这里的环境也可分为三个系统,依次为生物系统、化学系统和地质系统,粗略地可以理解为有机界、无机界和非社会时间的地质界。第二,人只是环境中的一部分,环境内各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这种相互作用有时是友好的、支持性的,有时是致命的、破坏性的,另外还是动态的、一直变化的。第三,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都与环境发生了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如果不研究这一部分,就不能写出完整的历史。反过来,如果研究了这一部分,写出来的历史肯定不是现在的这种纯粹以人为中心的历史。第四,结合伊懋可在其它地方表达的思想,可以看出他要从对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的研究视角发现我们所处的世界为什么、如何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7]。换句话说,他要利用环境史的研究方法写出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新历史。从以上解读可以看出,伊懋可的环境史概念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是注重环境整体性和有机性的新思维。但是众所周知,伊懋可在转向环境史研究之前是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和科技文化史学家,那么是什么促使他提出这样的环境史概念呢?或者说他的环境史概念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伊懋可很早就对环境感兴趣。他小时侯的邻居、曾是“土壤学会”会员的凯伊就教会他做积肥堆,让他了解了保持土壤肥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氮循环。他1970年在哈佛大学访学期间, 受到当时环境主义运动的影响并认真阅读了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的著作,激发了他重新思考历史上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热情。但是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经济史学家和科技文化史学家,他不可能完全转向生态学。从经济学转向生态学和哲学并经常在这两者之间徘徊的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思想就顺理成章地影响了伊懋可的环境史探索,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表达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的环境价值观。利奥波德认为,“直到机械化为我们提供了美味的早餐而科学又为我们揭示了它的来源和如何生长的故事之前,野生的东西几乎与人类的价值无关。全部的冲突由此而凝聚成一个度的问题。我们少数人看到了在进步中出现的回报递减律;而我们的反对派却没有看到”[8]。从这段话隐约可以看出伊懋可“高度平衡陷阱”理论与生态学原理的结合。

为了准确揭示他的理论与利奥波德思想的渊源,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利奥波德的思想发展过程。利奥波德从耶鲁大学林学院毕业后,就担任了联邦林业局的林务官,而这时主导美国林业政策的正是功利性保护主义的主要倡导者吉福德·平肖。毫无疑问,这时的利奥波德也对功利性保护主义深信不疑。在1933年出版的《猎物管理》一书中,他认为自然就是“资源”,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和适应社会的需求,自然就应该被重新组合和管理。而在管理之前,要对自然进行科学研究并发现适当的技术,通过实施科学的农艺方法使地球更加多产。这是典型的从经济学看自然的进步主义环境思想[9]。但是在功利性保护主义大行其道的同时,另一种超功利的保护思想也在发展。鉴于不适当的技术和过度的管理在某些时候不但没有提高效率反而造成了生态灾难,生态学家逐渐认识到,生态系统中各因素不光具有经济价值,还有美学和伦理的价值。1935年的德国之行也使他在客观上看到密集的人工化森林管理的坏处,不久他就参与创建了旨在保护“荒野不受侵犯,并激发一种对它在情感上、知识上和科学上的多种价值的认识”的“荒野协会”并写出了名文“土地伦理”。许多人把“土地伦理”看成是他从经济学完全转向生态学和哲学的标志,但我认为由于意外的去世和转变的不彻底性,把土地伦理看成是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经济学、生态学和哲学思想的综合体可能更客观。土地伦理就是土地共同体(包括土壤、水、动植物、气候和人)中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继续存在的权利。在这个共同体中,人类不再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他变成了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含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10]。但是共同体中的各成员并非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它们按食物链组成了生物区系金字塔。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活动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尽管他从生态哲学和美学的高度提出了一种生物中心论的、与占主导地位的对待土地利用的经济学态度有所不同的公有伦理,但必须承认他从未完全脱离对自然的经济学观点。从很多方面来看,他的土地伦理仅仅是一种比较开明的长远考虑,一种稳定的无限制的物质财富扩张的手段[11]。写到这里,我们应该能够明白伊懋可的环境思想与利奥波德思想的关系了,伊懋可的主要改变是把利奥波德道德判断中的对与错改成了更具震撼力的生与死。

在界定了概念和厘清理论基础之后,让我们来梳理《象之退隐》的分析框架。伊懋可从曾经广布中国的大象现在只能在动物园和中缅边界的保护区发现这一现象出发,提出问题即为什么中国人与自然界的其他部分是以那样的方式相互作用的?如果要进一步探索的话,就要问这种方式在什么范围内是独特的?

为什么大象会从东北向南方和西南方持续退隐?不可否认,气候变冷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大象难以适应北方的寒冷,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因为在气候回暖、大象重返长江与淮河流域之间时,大象的数量并未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人象之间的长期战争才是造成象之退隐的主要原因,因为象在时空上的退隐几乎与汉人定居范围扩大和农业生产集约化同步。人象大战有三种方式:第一是为了扩大农田面积而清理大象生存的森林环境;第二是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庄稼免受糟蹋而消灭大象;第三是为了获取象牙和象鼻,或者驯养用于战争、运输和各种仪式而猎获大象。在这三种方式中,毁掉大象的生境是最致命的。导致森林滥伐和植被被清理的原因有三:一是农耕和定居范围不断扩大;二是取暖、煮饭和象冶炼这样的工业所需燃料持续增加;三是建筑、造船、修桥等所需木材持续增长。这三个原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中华文明起源的新石器晚期和青铜时代早期,能够首先有效占有和利用日见稀缺的人力和自然资源的部落和社会就能取得政治和军事上的竞争优势,进而攫取区域性霸权。发展农业就是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农业造成的自然环境转型实际上就是这种战争和战争经济的副产品在帝制时期,为了剥削税赋、征发劳力,国家把管理社会的手段应用于自然环境,中央和地方的政治权力以不同的方式刺激、控制和监管经济,国家成了发展经济和环境破坏的驱动力。但这种国家驱动并不是国家掌管一切,尤其是在帝制后期,市场和利润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自然资源被商品化的时期,即使是国家也不得不依赖市场的运作,自然环境就会蒙受更大压力。森林被毁会带来土壤侵蚀,造成河流中下游的淤积和泛滥,这就需要对大型治水工程进行扩展和维修。水利工程起初主要用于争霸的目的,后来逐渐成为农业和运输的核心。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的水利工程似乎是成功的和可持续的,但代价非常高昂,不但因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外部突发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变得非常危险,而且需要投入大量劳动、资金、物料和技术来维修。发达的治水经济因为代价太大不利于技术创新和应用,中国在18、19世纪出现了“技术闭锁(Technological lock-in)”现象。“技术闭锁”描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即“日益增加的回报率让技术进步的惯性趋于闭锁,已有的次好技术因为已被使用的优势而持续占据主导地位,进而把经济闭锁在次好的发展道路上”[12]。如果人为放弃这个次好技术,就必然会导致生产、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动荡不安,甚至危及整个体系的存亡。虽然大型水利工程规定着经济活动的许多重要方面,但是许多小型私有经济单位也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变迁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与大型水利工程的国家和政治导向相比,他们无疑是市场和利润导向的。所以帝制后期中国经济发展既受控制又自由,既分散小型化又庞大一体化。正是这两种力量(集体的和单个的)导致了对环境的大规模和持续剥削( P.114)。

在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对环境施加压力导致环境退化的同时,中国传统环境文化在环境变化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伊懋可认为,中国人认识环境是一回事,改变环境是另一回事,后者与前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有时甚至相反。文学艺术中反映的环境认识只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受,他们对自然的讴歌有时只是对逝去的往昔的哀叹(如“淮南子”中一段著名的描述),有时是对现实中虐待自然的反抗(如《庄子》中对自然的怜惜),有时反映的是限制自然剥削过程的不很有效的努力。文人的这些感知并不能化为普通中国人保护环境的行动,因为文人的环境观并不能像西方的宗教那样渗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上帝的概念,中国的景观虽然都是被驯化和改造过的“第二自然”(直到1500年左右,谢灵运才在“山居赋”中提出了明确的环境概念。),但文人把景观看成是最高神秘力量的一部分,有智慧的人可以从中得到力量,所以中国的人、神和自然是相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文人的感知完全与古代科学家的观察没有关系。谢肇氵制的科学建立在“理”和“气”的基础上,他的观察本应该是实证的和可以重复的,但是就他对龙的描述可以明显感受到:科学和感知是不分的。他的龙形象除了想象的形状(不同动物的大杂烩)之外,还有一些关于骨头和角的描述。据考证,这些骨和角的形象似乎是根据已经灭绝的恐龙化石得出来的。另外,中国虽然没有统一的自然观,但官方的环境意识形态总是把文人的感知、准科学的观察与道德钳制结合起来,突出的是满清统治者提出的人要为天气负责的道德气象学教条,即降雨多少、是否合乎农时都取决于人的行为是否道德。在影响天气方面,皇帝、官僚和平民所发挥的作用依次递减。显然,这种意识形态虽然披着经验观察的外衣,是文人对活生生的自然的感受,但只是一个政治工具,主要服务于稳固统治( P.413-4)。当珍惜自然、保护环境的说法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进而增加赋税维持封建集权统治时,它就会得到重视;当它不利于解决人口增加带来的巨大粮食需求和统治阶级增加赋税的要求时,就会被束之高阁。总之,环境意识与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型关系,而是非常复杂的关系。

伊懋可分析古代中国的环境变迁是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历史根源,二是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己走上象西欧一样的工业化道路?前者显然已经得到回答,后者尚需加以说明。首先要比较中国与欧洲哪个面临的环境压力更大。彭慕兰认为,欧洲在1800年以前比中国遭受的环境压力大[13]。但伊懋可在详细研究了中国环境史后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认为中国那时的环境压力要比欧洲大(P.460)。主要论据有二:一是理论的分析。伊懋可从生态系统内各因素之间具有有机联系和输入与输出之间并非总是线型关系的预设出发,找出了生态压力(长周期的,必须考虑技术进步的影响)和相对压力(短周期的,不必考虑技术因素)与把环境生产率恢复到以前状态所需的成本之间的复杂数学关系,由此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是否可以持续。当然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资源的计算方式是不同的。在其中两个关键因素(大规模水利工程的维修和耕地地力的恢复)上,中国比欧洲的压力要大得多。二是那个时代传教士的记录。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森林面积比欧洲少,作物种植比欧洲密集,休耕地和轮耕地几乎没有,相反为了恢复地力而施肥的次数比欧洲频繁许多,在欧洲自然本身可以恢复的在中国就需要投入大量劳动、技术和肥料。因此中国在自己的生态环境范围内发展的潜力比欧洲消耗得更厉害。其次中国落在欧洲后面、没有自己迈入工业化进程的主要原因并非是彭慕兰所言的在煤与铁的地理位置及海外殖民地对生态束缚的缓解上与欧洲有所不同。中国也在不断扩展自己的资源环境边疆,煤与铁通过运河运输并不比英国通过海路运输更困难[14]。导致中国没有象欧洲那样率先突破实现工业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处于“技术闭锁”的“高度平衡陷阱”中,与当时中国资源环境相适应的技术及其各方面的影响因素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没有外来技术的冲击,就不可能突破,也就无法带动整个社会的转型。由此也可以看出,伊懋可的环境史观点实际上是他研究经济史、科技文化史的延续,是利用自己的知识储备优势把环境与传统的人类历史的各个层面有机整合的结果,是超越了二元论、机械论和还原论而采用有机论和整体论的新型历史。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人类历史的建构和理解,反映了国际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趋势。

二 历史资料与研究方法

本书的一大突出特点就是经常引用大段的史料,梳理资料是它的一大成就。这种写作方法与现在流行的欧美历史撰述法颇为不同,但与中国的古代史叙述相当一致。约翰·麦克尼尔曾幽默地评论说:“伊懋可永远不会把他丰富的知识用轻松的方式表达出来。”[15]伊懋可这么做自然有他自己的考虑:一是他想把这些原始资料介绍给西方的中国历史研究者,因为中国古代史的资料虽然比西方古代史的丰富,但按现在的标准衡量还是很薄弱的。另外古汉语非常难翻译,准确可靠的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成就。大量的原始资料不但给自己所述历史和分析提供了史料基础,也给读者提供了按不同思维重新构造历史的机会。它还让读者能够进入史料记录者的内心世界和写作情景,从而加深对历史的尽可能真实的理解。二是这么多的史料需要仔细鉴别。作者引述的资料除了传统历史学常用的资料外,还包括人口学、流行病学、动物学、土壤学、水利学、园艺学、造林学、地图学、神话、传说和诗歌中蕴涵的可靠历史资料。尤其引人关注的是他引用了大量的诗歌,从表面上看似乎与传统历史学大异其趣而打上了后现代主义的烙印,因为部分后现代主义学者就认为历史学是诗歌艺术而非科学[16]。在后现代主义历史认识论中,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表现形式的言语结构,在构建历史话语的过程中充满着想象、虚构等认识特点,这说明历史编撰只是一种“诗化”而非“科学化”的努力。但是如果以此断定伊懋可采用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思维就错了,因为伊懋可尽管使用了大量的诗歌作为资料,也承认使用诗歌的冒险性,但他力求证实这些诗歌作为历史史料的不可避免性和可靠性、客观性。首先中国文人喜欢用诗的形式言物咏志,其中既有对自然环境的白描,也有对心灵感受的抒发,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基础。这说明诗歌中既有对环境景观的客观表达,也有诗人的主观感受。伊懋可主要使用前者。其次诗歌中包含着大量其他叙述形式中没有的内容。中国古代科学记载中很少涉及自然景观的变迁,正史中除了灾异志和地理志外几乎没有涉及现代环境意义上的环境变迁,即使清代西北的环境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但地方志中的记载仍然很少[17],相反诗歌内容非常丰富,一切环境因素和自然现象都可以成为诗歌的素材。三是诗歌虽有自己独特的写作规范如压韵和仄,但表现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形式并不能完全决定内容的性质。从这些诗歌蕴涵的史料中可以观察出特定时间特定地区的环境图像。也就是说,诗歌由于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而成为必不可少的历史资料,当然,它独特的艺术原则和表现风格要求在使用这些资料时必须谨慎鉴别,辨析其可靠性。

在资料方面对传教士回忆录的引用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承认传教士有宗教意识形态的倾向,但申明这并不影响他们对经济和环境的部分观察的可靠性。18世纪的传教士既了解中国部分地区,也了解欧洲部分地区,既掌握欧洲文化,也对中国语言、历史和文化有比较好的理解。虽然他们偶尔也以中国为参照物来批判欧洲,但对中国的理解在某些方面也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所以引用这些资料不能仅抽出其中的只言片语进行字面上的理解,最可靠的办法是从整体印象来判断某些材料的可靠性。这样谨慎鉴别出来的资料才是独一无二和可信度高的史料。其次有些资料本身就是传教士有意识进行比较的结果。例如16卷的《中国回忆录》从一开始,就把中国与欧洲并列。这说明,传教士在观察和记录时确实在进行比较。这种资料确实难能可贵、不可多得。

另外,由于西方学者得天独厚的条件,伊懋可还充分利用了中国、日本以及西方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国学者的研究非常深入翔实,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环境史研究呈现出更注重自然科学的非人文化倾向。这一部分研究虽然从总体来看在中国更成功一些,但尚需与注重文献的传统历史研究相结合。自然科学家应该向历史学家学习怎样评估资料。历史学家也需要有更多的批判性,不能把部分失意文人的自然咏叹美化为中国人的“自然观”。日本学者对中国环境史的许多方面,尤其是水利机构史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国环境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资料、新成果和启示意义。伊懋可认为,在水利史研究中,日本学者已经遥遥领先,中西学者都要加紧工作才能赶上日本同行[18]。西方学者不论是美国人、欧洲人还是澳大利亚人,其研究与中日学者的最大不同就是注重理论分析。他们或许在穷尽史料和考证上不尽完美,但在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理论的应用上更为大胆,成果斐然。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正好可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从书后所附的参考书目中可以看出,作者不但非常熟悉对外国学者来说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高山的中国古典历史文献,而且大量使用了英、法、德、汉、日等语种的研究成果。就中文研究成果来看,作者不但收集了中国大陆学者的论著,也没有遗漏台湾学者的成果,还充分利用了海外华裔学者的新成果。总之,作者尽可能收集到能找到的所有资料,同时也吸收了各派和各国学者研究成果的精华,为得出独成一家之言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占有充分可靠的资料之后,研究方法就成为能否写出好的历史著作的关键。此书在方法论上比较突出的表现在三个方面:即跨学科研究、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跨学科研究是战后历史学普遍使用的一个方法,但环境史的跨学科更进一步,已经冲破了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分野。伊懋可受的虽然是历史学专业训练,但有足够的科学知识与专业科学家合作。例如与他合作研究杭州湾环境变迁的苏宁浒博士就是来自中国西北地区的水利专家;与他合作研究结核病史的张宜霞博士就是曾在中国结核病防治单位工作的实验微生物学家。他用现代遥感成像技术来研究古代中国海岸线的变化,用现代人口学方法分析历史上人口的生育率和死亡率。由此可见,不同学科之间虽然存在差异而且随着学科分化越来越严重,但是这些差异和障碍并非绝对不可逾越,而是可以相互渗透的。交叉研究与固守一门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历史学的客观性可以修正其它学科的历史虚构,其他学科也能给史学以方法论的启示和方便。对环境史学家来说,更重要的是与其它学科的交叉会改变历史学的传统思维,使之更接近于生态学中蕴涵的哲学。例如历史的发展是从平衡到突破再到平衡的往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变化的速度是不断变化的。用这种思维分析环境史不是给原有的历史简单地加上环境维度,而是把环境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参数有机地融合为一个整体,浑然天成。

比较研究是研究外国历史经常采用的一个方法。一般而言,比较包括纵向和横向两种。伊懋可用纵向比较厘清了中国环境的变迁,明确勾勒出大象退隐的历史轨迹;用横向比较发现了中国环境史不同于西方的特点,揭示出中国和西欧在近代初期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4000年前,大象生活在今日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驯化的大象直到1662年还在中国军队中服役,但现在只能在动物园、马戏团和中缅边界的保护区才能看到大象。从时间维度来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对大象的生境破坏程度加重,生境范围日渐缩小,大象逐渐成为需要保护的物种。生态环境退化背后隐藏的是农业生产日益集约化,甚至是过密化,进而陷入技术闭锁的“高度平衡陷阱”。这也预示着在农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潜藏着同样巨大的危机[19]。在分析中国文人对自然的认识时,作者使用的参照物是克拉伦斯·格拉肯的《罗得海滨的足迹:从古代到18世纪末的西方思想中的自然与文化》[20]。在这种比较中,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前现代中国实际上缺乏一个西方式的超越宇宙的造物主上帝,广义而言也没有西方喜欢讨论的宇宙目标、终极原因、或目的论的问题。中国人对自然的认识是一种“不被承认的宗教”(P.xx)。这与西方学术界把儒家文化称为儒教的逻辑是一致的。在与西欧就因何走上不同道路进行比较时,伊懋可从环境史角度对西欧进行了分解。如果要就水利灌溉进行比较,西欧只能是荷兰;如果就梯田进行比较,西欧就指西班牙和意大利;如果就运河进行比较,西欧只能是英国。在这一点上,伊懋可的比较确实比彭慕兰的要具体准确[21]。显然,运用比较方法比不用能看得更清楚,能发现独特的问题,但是这只是一定程度上的,不能估计过高。

中国历史悠久、幅员广大,只有采用综合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才能客观反映它的相对统一性和多样性。写一部四千年的中国环境史,没有综合概括是难以想象的,但是要面面俱到也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选取一个可以纲举目张的切入点。伊懋可慧眼独具,从大象的退隐入手,逐渐深入到森林滥伐、土壤侵蚀、水利灌溉、农业过密化、军事政治需要、文化的作用等领域,最后写就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环境史。本书的第一部分是“模式”,分六章分别阐述时间与地域坐标、三千年的人象之争、时空背景中的森林滥伐、战争和政治驱动的经济、治水及其可持续的代价等。这是从现象到本质的层层剥笋式分析法,但是仅仅使用这一种方法容易出现简单化或过度普遍化的问题。伊懋可在第二部分研究了三个“特例”,分别是遵化、嘉兴和贵阳。这三个地方显然是精心选择出来的,他们是不同气候带、经济带和民族区域的代表。当然与这三个地区相关的也是三个不同的重点问题。遵化的问题是当地的妇女为什么比其它地方的长寿,嘉兴的问题是农业过密化和园艺式经营,而贵阳的问题是汉族集约农业对苗族生产方式的替代。所有这些问题都与造成象之退隐的动力有关。这种解剖麻雀式的分析既突出了各地的特殊性,又给前面的概括提供了坚实的具体例证。第三部分是“感知”。文化研究很容易写成抽象的玄妙思辩推理,但伊懋可把它与具体的人和文献结合起来。在分析文学艺术中的自然时主要集中于谢灵运的诗文,在分析科学对自然的表达时主要应用谢肇氵制的准环境科学,在分析帝国的教条与个人的看法时主要利用了《清诗铎》。在这一部分,逻辑推理与实例举证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抽象的思维与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总之,综合分析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案例研究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就会产生一部结构合理巧妙、有血有肉的著作。

三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如同中国学者研究外国历史一样,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环境史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但也有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例如人口问题、农学思想问题和比较方法问题。人口是中国经济史和环境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作者在书中仅仅提到而没有做应有的分析。作者承认确实存在着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尤其是在帝制后期易于剥削的空间已经被占完时。但这种压力受到了长期演化的习俗、意识觉醒和适当的行动措施的调节。中国并不是“马尔萨斯型”的,中国环境史并不仅仅是以人类的过度要求为动力的( P.XViii-XiX)。尽管作出了这一判断,但作者以篇幅和主题需要为借口绕开了人口因素,这是值得商榷的[22]。人口与环境的关系是历久弥新的研究课题。从宏观角度来看,存在着耳熟能详的“西蒙/艾尔利西争论”。艾尔利西认为,地球资源有限,人口增长是对环境的主要威胁。西蒙认为,人类的创造力可以持续改善技术,扩展地球的承载力。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是马尔萨斯和博色拉普观点的引申和极端化。马尔萨斯揭示了人口和资源的不同增长规律以及二者之间的深刻矛盾,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消极办法。博色拉普正好相反,看到了人口压力对促进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从而调和了人口与生产和资源的矛盾[23]。就节育与人口增长减缓的关系来说,存在着李伯重和陈意新的争论[24]。就中国人口是否是马尔萨斯型这个问题,也存在曹树基、陈意新与李中清、王丰的争论[25]。总之,人口压力与“技术闭锁”和“高度平衡陷阱”以及环境变迁都存在直接的关联,缺少这个维度的分析是不全面的。

与森林滥伐和土地过度垦殖直接相关的文化应是农学知识,而不是文人的环境意识。企图通过文人环境意识并不导致生产和生活中的环境保护来说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似乎有点简单化。至于农学知识是文人环境知识的具体化还是环境意识与行动之间的中介尚需深入研究。李根蟠对“三才”理论的研究值得重视[26]。根据李根蟠的研究,三才的说法始见于《吕氏春秋·审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意指农业生产是稼、天、地、人诸因素组成的整体,是农业生物、自然环境和人构成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三才”理论是在长期农业实践中对天地人等因素认识的升华和结晶,又反过来成为传统农学和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指导思想。从这个角度对农业与环境的关系进行研究已经起步了,李伯重从三才出发分析了江南的水稻生产[27]。相信今后还有更多这方面的成果问世。分析三才学说恐怕比阐释天人合一更能切近农业经济与环境的真实关系。

中国与西欧的比较虽然不是本书的重点,但这种以西欧为参照物的比较隐约时常存在,与其他比较研究的方法论突破相比,本书的比较研究尚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以西欧为参照的背后隐藏着把西欧发展经验当成是普世标准的潜台词,不好说这就是欧洲中心论,但肯定不是平等对待非欧洲的历史。美国学者柯文提出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的理论[28],这无疑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直接反动,但这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思维方式容易陷入“中国中心论”。近年来“加州学派”在中西历史比较研究方法上的探索逐渐超越了以前的二元对立思维,其成果无疑值得借鉴。在“加州学派”的研究中,有三位学者尤其值得注意。王国斌提出,在进行中西比较时,在用欧洲经验来评估中国历史的同时还要用中国经验来衡量欧洲历史,通过互为主体来得出多元化的新结论[29]。这种方法似乎是二元的调和但与具体历史研究结合后确实新见迭出。弗兰克提出用一种整体主义的全球视野来观察世界历史。他认为,世界历史的演变就是整个世界体系内部中心的转移以及中心和边缘周期性的置换。近代早期世界不是由欧洲所推动的,而是由一个早已运转着的世界经济体系所塑造的。这个体系如果有一个中心的话,那就是中国,其发展悠关当时的全球经济。欧洲通过加入亚洲贸易,能够从比他们更具生产力、更富裕的亚洲经济中获得好处[30]。彭慕兰指出,世界经济起源于各地经济相互影响的结果,而不是“发达”的欧洲简单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世界上人口稠密、商业发达的大多数地区所受生态制约,在欧洲因新大陆的有利条件与天然资源的优势而成功避免。这两项非历史必然性的原因导致了必然性的结果,这实际上是回溯性分析方法和前瞻性分析方法有机结合的结果[31]。伊懋可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在东亚甚至世界经济中的特殊地位,但他并没有展开。不从国内和世界市场来看待中国的有机农业经济发展,就很难判断这种斯密性成长的存在及其限度,很难判断人口压力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的程度。伊懋可也非常推崇彭慕兰处理宏大问题时采用的方法[32],但他并没有吸收,这是比较遗憾的。

这些问题无疑都是研究中国环境史必须涉及的关键题目。在比较方法和农学思想问题上显然需要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与时俱进。在人口压力和世界市场问题上作者已然认识到并有一定研究,希望再版时能够补充进来,使之体系更完整。需要说明的是,这本著作是作者在3年前完成的,由于出版问题没能及时吸收最新研究成果。本文提出这些问题只是希望在将来有机会再版时能够得到完善。

总之,《象之退隐》是一部学术力作,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是经典著作。对不太了解中国历史的人来说,它是一本必读书;对已经了解中国史的学者来说,它可以开阔其视野[33]。《象之退隐》也是一本让人兴趣盎然而有时又晦涩难懂的著作[34]。因为他引用了大量语意微妙的中国古典诗词,写作语言也是典型的剑桥大学教授上课时使用的微言大义式的、类似广告式的用语,另外还有大量即使在英语世界也不常见的动植物等稀奇古怪的专有科学名词以及对人文学者来说有点恼人的数学公式。尽管这本书存在一些瑕疵,但瑕不掩瑜。它对理解整个世界环境史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没有对中国环境史的研究,任何企图形成世界环境史普遍理论的企图都会受到挑战。当然对中国古代环境史的研究也为理解中国目前环境问题和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历史基础。伊懋可教授的下一个研究计划是现代中国环境史,我们期盼他的新成果能早日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