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洋务与赈务
副标题：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
作者：朱 浒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定价：109元
丛书名：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页数：500
装帧：平装
出版时间：2021年8月1日
ISBN：9787300296722
对于盛宣怀的生平事业，学界向来重视以洋务建设为代表的实业活动，而甚少关注以赈务为主体的社会救济活动。本书则发现，赈务活动为重新理解盛宣怀事业生涯的整体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线索。本书通过系统揭示洋务与赈务之间的交织与互动，既描绘了盛宣怀在晚清四十余年中的奋斗与挣扎，也展现了其无法脱离的特定局势和条件，从而凸显了历史人物及其时代的耦合性。本书的主旨，不仅在于发掘盛宣怀之所以成为盛宣怀的历史逻辑，即从实践出发来理解历史必然性、偶然性和人的能动性的统一，而且希望藉此提出对晚清中国社会新陈代谢进程的再认识。
关于作者
朱浒，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工作。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灾荒史、晚清史。代表作为《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另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极具特色又内涵丰富的关键人物之一。《洋务与赈务》一书有效利用数量巨大的“盛宣怀档案”，抓住“赈务”这一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自觉以“赈务”与“洋务”的深层互动为框架线索，深刻透视了盛氏一生事功的由来、发展、波折与结局，不仅有力推进了盛宣怀研究，切实增进了今人对其独特个性、时代命运和相关历史的理解，对深化认知晚清中国的近代化行程、反思既有的历史书写范式，也具有方法论意义。
——黄兴涛
这是一部非常有趣而且很有新意的关于人与时代的史学力作。该著的问世，离不开作者基于史料而形成的兴趣和问题。令人感佩的是，作者始终能够从史料出发，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认识和理解盛宣怀及其时代。不仅如此，该书还通过细腻的叙述，让我们真切地体会到了慈善对于个人事业成功的重要性，以及慈善所包含的复杂多元的社会文化属性。
——余新忠
导言 关于盛宣怀的书写惯性及其反思
第一章 从赈务到洋务：同治十年直隶大水与盛宣怀的道路转向
第一节 盛宣怀初入李鸿章幕府的困顿
第二节 直隶大水与盛宣怀的转身契机
第三节 盛宣怀参与筹议招商局的机缘
第二章 从囧途到坦途：河间赈务与盛宣怀洋务事业的转危为安
第一节 光绪初期盛宣怀的顿挫与李鸿章的难局
第二节 “丁戊奇荒”对于洋务建设的挤压效应
第三节 盛宣怀的赈务活动在洋务事业中的收获
第三章 从救灾到救世：盛宣怀与江南义赈绅商的群体联合行动
第一节 洋务建设运动中绅商群体的演变
第二节 超越山东地域社会的小清河工程
第三节 甲午期间的义兵义饷议及其余波
第四章 从北洋到南洋：甲午战后两湖灾赈与盛宣怀实业新布局
第一节 两湖灾赈凸显出的人脉疑云
第二节 盛宣怀参案问题的重新审视
第三节 接手汉阳铁厂与实业的扩张
第五章 从罪臣到功臣：庚子灾变与盛宣怀促成上海商会的机缘
第一节 庚子以前上海商务组织建设的起落
第二节 盛宣怀与上海绅商在灾变中的动员
第三节 上海绅商的世代演变与商会的创建
第六章 从假戏到真做：中国红十字会与事业低谷之中的盛宣怀
第一节 对中国红十字会起源问题的再审视
第二节 红会建设与盛宣怀事业走势的交集
第三节 沈敦和在盛宣怀事业体系中的成长
第七章 从落水到上岸：鼎革之际盛宣怀的沉浮与捐赈复产活动
第一节 民初汉冶萍问题与捐赈复产的出台
第二节 捐赈复产交易在孙、袁之间的滚动
第三节 “二次革命”与盛宣怀的洗白契机
结语 历史的逻辑：盛宣怀何以成为盛宣怀？
1916年4月26日夜间十点半，离辞世大约还有12个小时的盛宣怀，仍在为如何保全自己的家业而操心。在其夫人盛庄德华、其子盛重颐和盛升颐、长房长孙盛毓常以及医生唐乃安等人的注视下，盛宣怀示意随同自己多年的亲信、时任至善堂地产总管理处经理的顾詠铨（按：字润章）来到榻前，向其交代了自己对于“保家之策”的最终决断：
医生以我病无可救，嘱我预为吩咐。我之遗嘱早经办好，但未完全，将来家产应有进项，作十分开折（按：原文如此，似应为“拆”），以五份留作善举，五份分给五房。如有不遵者，你可举我遗命，诰诫责备。
根据至善堂改组为愚斋义庄时公布的清查结果，盛氏家产总数约合白银
1350万两。其中除了大量不动产外，还有合计达500多万两的招商局、汉冶萍、通商银行等多家公司股票。
这的确是一笔数量惊人的资产，
1927年后甚至遭到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再觊觎。
既然这笔资产的一半收益作为善举经费，则这笔资产无疑属于慈善基金。因此，这种对善举的巨大投入，意味着其全部家产与善举之间形成了紧密的捆绑。不过，盛宣怀为什么坚信这是一种有效的
“保家之策”呢？
与盛宣怀的这一决断相呼应，他的儿子们在总结盛宣怀生平事功时，也表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说法。盛宣怀去世后，其子盛恩颐等人编纂了记述其父生平的长篇《行述》。在历数盛宣怀在晚清时期入仕四十余年的主要活动后，他们对其父事功的总结是：“府君早岁服官，尽瘁国事，历四十余载，劳苦忧患，百折不移。平生最致力者，实业而外，唯振灾一事。”顺便指出，这也是本书以“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为名的由来。据此说法，盛宣怀对赈灾活动的重视程度，差堪与其以洋务建设为发端的实业活动相比肩。因此，其临终前决定将其家产的一半收益投向包含赈灾事务在内的善举，也可以说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这种将赈务与洋务并列的说法，究竟是盛宣怀生平史事的实情，还是盛宣怀儿子们出于特定目的而夸大其辞呢？
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决不能只研究盛宣怀对赈灾事业的贡献，而必须综合考察洋务与赈务在其事业体系中的相对位置，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学界以往很少注意的内容。当然，开展这项研究的作用决不仅仅是填补某些知识空缺或疏漏，而是希望有助于反思认知历史人物及其时代特性的既有方式。无疑，要确证本书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有所突破，则必须先行总结以往研究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同时也应声明，基于从问题出发的意识，这种总结也不可能是面面俱到的成果述评，而需要重点剖析关于盛宣怀的历史书写模式及其得失。
长期以来，在关于盛宣怀的历史书写中，学者们在记述史事时，总会根据某种层级意识而进行选择。按照这种意识，有些类别的史事会被认为更加重要，从而成为被记述的主要内容；有些史事则会被有意无意地认为不够重要，从而受到冷落。纵观20世纪以来的盛宣怀研究，尽管在视角和方法上各有不同，但是有一个极为广泛的共识，那就是，以洋务建设为龙头的近代实业活动，是盛宣怀生平事业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在历史舞台上能有一席之地的根本保障。因此，无论是在史学界的盛宣怀研究中，还是在关于盛宣怀的通俗读物中，其洋务活动从来都居于中心位置。那么，同样在这些历史书写中，赈灾活动能否像盛宣怀儿子们所说的那样，可以在盛宣怀的事业体系中差堪与洋务活动相比肩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毫不夸张地说，洋务与赈务在其中的地位差距，简直不可以道里计。如果把洋务活动视为盛宣怀生平事业之“本”，那么赈务活动只能被置于“末”的位置。对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证明。
首先，在关于盛宣怀生平事业的整体研究中，赈务活动仅有极为微弱的存在感。关于盛宣怀的整体研究，有两部流传已久的高水平专著。其一是美国学者费维凯（Albert Feuerwerker）于1958年出版的《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其二是夏东元于1988年出版的《盛宣怀传》。费著的主体内容，是以盛宣怀为中心，探讨官督商办体制和轮船招商局等四家洋务企业的经营状况。全书涉及赈务的内容，仅在概述盛宣怀生平时提到两处：一是盛宣怀于同治十年（1871）从事直隶水灾的救济工作，并在注释中指出其随后几年经常参加灾害募捐活动；二是盛宣怀在担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期间，除先后募集赈款50多万两外，还“从事过几项水患治理项目，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疏浚小清河”。而在这部将近30万字的书中，这两段文字加起来不过300余字。夏著总字数共37万余字，也是第一部完整的盛宣怀传记，较为全面地展示了盛氏一生的政治及实业活动。然而，关于盛氏之赈务活动，该书同样仅提到两处：其一是李鸿章三次因赈务劳绩为盛宣怀请奖，其二是盛宣怀举办小清河工赈工程。而这两段文字的总数，不过400余字而已。
2012年，易惠莉推出了总字数达80多万字的《盛宣怀评传》，是迄今最为厚重的一部反映盛宣怀生平的专著。该书借助于21世纪以来盛宣怀档案整理的最新成果，特别是上海图书馆和香港中文大学各自公开的大批资料，对盛宣怀在政务、实业及人际关系等方面的许多活动都有十分仔细的考察，其论述的丰富程度远超费著和夏著。与之相应的是，该书中关乎赈务的内容也大大超过前两部著作。易著中论及盛宣怀赈务活动的地方共5处，分别是同治十年（1871）直隶水灾救济、光绪四年（1878）河间赈务、小清河工赈工程、甲午时期直奉赈务、庚子时期济急会。其中，小清河工程为2400余字，直隶水灾救济约为1000字，河间赈务与济急会各约为300字，直奉赈务约为100字，总计4100余字。与这部书稿的总量相比，区区4100余字显然不足以引人注意。然而，易惠莉敏锐地感觉到盛宣怀的赈灾活动具有独特价值。她指出，“要探讨宣怀为何始终一生如一日地参与赈灾，是一个需要从多方面着手的话题”，尤其是“通过灾赈事业与上海绅商发展起来的关系，为宣怀以后在洋务企业活动的舞台上，提供了更多共同参与演出的角色”。对于这种通过赈务联结起来的社会关系，她早先在研究郑观应时曾有过非常精彩的分析。遗憾的是，在《盛宣怀评传》一书中，始终没有出现类似的深入考察。
其次，在关于盛宣怀的专题研究中，以赈务为主题的成果始终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以盛宣怀为主题的研究中，在前述3部综论性专著之外，还有大量专题研究。纵览这些专题研究，洋务与赈务所占比重可谓天渊之别。2002年，在“盛宣怀研究会”的支持下，易惠莉等人编纂了《二十世纪盛宣怀研究》一书，对20世纪的盛宣怀研究状况进行了颇为全面的检视。正如易惠莉在序言中所说，“迄1949年学界研究盛宣怀的专论一篇也没有”。而从1949年到2000年底，除去那些小传式的文章，国内外发表的专题论文约100篇左右，另有2部专著。与洋务活动有关的内容成为绝大部分论文的主题，2部专著中之一部也是对清末近代工业化的研究，即谢世佳所著《盛宣怀与他所创办的企业》。另一部专著的主题则关涉教育事业，即陈先元等编著的《盛宣怀与上海交通大学》。至于关注赈务的论文，不仅很晚才出现，而且仅有一篇，那就是冯金牛等人于2000年发表的《“盛宣怀档案”中的中国近代灾赈史料》。
进入21世纪以后，盛宣怀研究的论著数量虽有很大的增长，有关赈务的成果却依然寥落。根据从中国知网搜索的数据统计，从2001至2020年的二十年间，盛宣怀作为关键词的期刊论文共计210篇，其中仅有8篇论文的主题关涉慈善救济事务；另在总共以盛宣怀为主题的5篇博士论文、29篇硕士论文中，仅有3篇硕士论文论述了慈善救济活动，且其中两篇的选题范围大致相同。毫不令人意外的是，绝大部分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所关注的主题都是盛宣怀的洋务活动。此外，除去那些偏向于历史小说类的写作，近年来还出现了一批关于盛宣怀事业的专题性著作。根据读秀知识库的检索，这类著作共计8部，其中5部的作者都是盛宣怀曾孙盛承懋，其内容亦以弘扬盛氏实业成就为主，很少提及赈务活动。在余下3部著作中，有2部亦以实业活动为主题，剩下1部则研究盛氏的教育事业。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21世纪以来，以盛宣怀为主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内学界，海外学界已很少有人专门探讨盛宣怀了。
最后，盛宣怀档案的整理情况，也充分表明了洋务与赈务在学术地位上的天差地远。盛宣怀去世后，留下了数量惊人的私家档案，如今以上海和香港两地的收藏最为重要。上海图书馆保存盛档数量最多，总数达157564件。但在2008年全部档案完成电子扫描并实现馆内电子阅览之前，上图所藏盛档并不能供研究者充分利用。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外界所能利用的、源自上图的盛档资料，主要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持整理的点校成果，也就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推出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系列。这个系列的出版延续了二十多年，总共包括8辑11册，其中5辑主题为洋务活动，即第2辑《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总局》、第4辑《汉冶萍公司》（共3册）、第5辑《中国通商银行》、第6辑《上海机器织布局》、第8辑《轮船招商局》；另外3辑的主题则是晚清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即第1辑《辛亥革命前后》、第3辑《甲午中日战争》（共2册）、第7辑《义和团运动》。从这些主题的选择，足以看出整理者在确定整理方向时具有怎样的学术倾向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图盛档中数量庞大的慈善救济类档案，却长期无人问津。
在上图之外，香港中文大学是收藏盛档的另一个重要机构。20世纪八十年代，该校从旅日华侨手中收购了一批共计77册的盛宣怀书牍文献。在2018年香港中文大学将所藏盛档全部进行电子化之前，外界所能掌握的部分，只能是该校特邀王尔敏等人主持整理的成果。王尔敏等人历经十多年时间，精心编选，出版点校成果4种8册，分别是《盛宣怀实业函电稿》（共2册）、《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清季议订中外商约交涉》（共2册），以及《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共3册）。此外，他们还从中选编影印出版成果2种10册，分别为《近代名人手札真迹》（共9册）和《近代名人手札精选》。查阅其内容可知，王尔敏等人优先整理和披露的部分，皆以洋务和政务为主。虽然这些整理成果中偶有涉及赈务的资料，但本质上属于无心插柳之举。
总而言之，如果基于现代学界的认识惯性，那么盛宣怀儿子们将赈务与洋务并称为其父生平两大事功的说法，肯定属于夸大其辞。但反过来说，现代学界对盛宣怀生平事功的认定等级，是否就能得到盛宣怀儿子们的认可呢？是否就一定更为合理呢？对此，盛宣怀儿子们编撰的《行述》首先提供了一个值得重新思考的例证。《行述》约形成于1919年，随着《愚斋存稿》的刊行而公诸于世。在这份总字数约为25000字的文献中，以政务活动所占篇幅最多，约为8500字；其次是洋务和实业活动约占5800字；而赈务等事关善举的文字约占3800字，位居第三。从这个篇幅比例来看，盛宣怀儿子们在编撰《行述》文本的过程中，的确是把赈务作为仅次于洋务的一项事功来对待的。顺便指出，在盛宣怀生前即开始编纂的《愚斋存稿》中，就收入了大量有关赈务的资料。这大概可以表明，盛宣怀和他的儿子们对于赈务活动的重视，远远高于整理盛档的现代学人。
当然，现代学人对于盛氏赈务活动可能具有的重要意义并非毫无感触。除了前述易惠莉的例子外，负责整理香港中文大学所藏盛档的王尔敏，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也愈发深切地感到，盛氏赈灾资料富含研究价值。他在《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一书的校后记中甚至明确建议，将来继续整理盛档时，应该专门编选一部“盛宣怀赈灾函电稿”。他称这部分内容为“更具关键性者”，其根据是：
一般学者必以其义界（按：原文如此）专而窄。殊不知在晚清时期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工商实业家之提升地位，扩大影响，其有效途径多恃救灾报效银两，由此取得官阶，逐步上升。此是个人独见，迄今学界尚未曾想到此地，总由于未曾涉猎此类资料所致。换言之，若欲研究晚清工商实业家之特质，势须参考“盛宣怀赈灾函电稿”。
遗憾的是，此时王尔敏整理盛档的工作已近尾声，他因健康原因无力继续，这一建议亦成空谷足音。到如今，如欲利用香港中文大学所藏盛档中的赈灾资料，只能由研究者在电子阅览库中自行大海捞针。
相形之下，上图馆藏盛档新一轮的整理情况，更加有助于重新认识盛氏赈务活动的地位。自20世纪九十年代为始，上图先后得到上海市政府和国家清史工程的支持，得以对馆藏盛档开展全面整理工作。历经十多年时间，彻底查清了盛档的体量。据统计，其中以慈善救济为主要内容的档案，在17000件以上。这类档案的数量，显然是一个难以轻视的存在。因此，在上图于2015年影印出版的100册《盛宣怀档案选编》中，慈善救济类资料占据了36册之多。面对此情此景，以下问题油然而生：为什么这类资料在早先的整理工作中一直被束之高阁呢？为什么盛宣怀的赈务活动长期不为学界所重视呢？
毋庸置疑，洋务与赈务被长期区别对待的现象，其实只是以往历史书写的浅层惯性。在这种惯性的背后，还存在着更具制约性的深层惯性，那就是研究范式的作用。有关范式（paradigm）的原初概念，出自于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对科学社会学的探讨。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起，国内外史学界都展开了对史学研究范式问题的争论。尽管学者们的立场至今也很难统一，但基本上都承认，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最具影响的范式有两种，即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大体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直至改革开放初期，革命史范式在中国大陆学界的研究实践中居于主导地位；现代化范式首先在海外学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成型，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大陆学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简单说来，所谓革命史范式，是指以革命为主要标准和参照系，来解释、评判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所谓现代化范式，则是以现代化作为评判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主要标准。因此，在以往记述盛宣怀史事的那种层级意识的背后，正是这两种范式所导致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
在革命史范式的指引下，盛宣怀研究所形成的路径依赖，主要表现为从身份属性出发来把握其实践活动。这样一来，最显著地反映身份属性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容，也就成为研究者们着眼的重点。就目前所见，较早明确表现出这种思路的学者是邵循正。在1960年为编选《盛宣怀未刊信稿》所写的说明中，其论述起点是对盛宣怀做出了全盘否定式的“官僚买办”的定性。对于盛宣怀的官僚性质，邵循正给出的论据有二：其一是他在甲午战前是“淮系洋务派的主要人物”，因为“淮系洋务派所办的轮、电、纺织等主要企业，几乎全归盛宣怀一人掌握”；其二则是他在甲午战争之后“以厚利结纳权贵”，从而得以“以上海为根据地”，遥控全国经济命脉。对于盛宣怀的买办性质，其主要论据是，“清末十余年中路矿利权的出卖和洋债的举借，大部分经他的手”。按照邵循正的总结性看法，虽然“盛宣怀这个大买办官僚的历史”基本没有值得肯定的意义，但是对这个人物的研究，足以说明“买办官僚根本不可能办好新式工业”。稍后，陈诗启以《盛宣怀未刊信稿》为核心资料，探讨了盛宣怀资本的垄断活动，而其研究思路和结论与邵循正大同小异。
在革命史范式的笼罩下，即便改革开放以后对盛宣怀的评价有了很大幅度的改变，也没有摆脱从身份属性出发来把握实践活动的路径依赖。在这方面，夏东元的研究可谓最为典型的事例。夏东元明确提出，以往扣在盛宣怀头上的“大买办”头衔是一种“不公正的看法”，其本质上是“以民族性较强的资本家实业家终其生”。首先，盛宣怀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力经营者，对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其表现是作为“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骨干”，创办及经营了多家洋务企业。其次，他还“有着保利权分夺洋商之利的积极思想”，所以其兴办铁路、银行等事业，也具有“适应时势的需要和抵制洋商的侵略要求”的特点。不过，在夏东元看来，盛宣怀终归无法摆脱阶级属性造成的致命伤，也就是其“保守的政治实践与进步的经济主张间的矛盾”，这就使之“很难完全按经济规律办企业以促使其更顺利的发展，而要听任帝国主义和垂危清王朝的摆布和制约”。
表面看来，将盛宣怀指认为“资本家实业家”，其形象较“官僚买办”的确改变不小。但是，这种称呼上的改变，仍然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出发，也就丝毫没有触动经济基础在判断人物性质方面的决定作用。在这种视野下，至多只能被列入社会生活范围的赈务活动，决不可能与经济基础相提并论，同时也不可能成为判定身份属性的论据。总而言之，在革命史范式指导下的盛宣怀研究，基本不可能认真看待其赈务活动。
尽管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在认知取向上有很大差异，但是现代化范式同样在盛宣怀研究中形成了显著的路径依赖，那就是从社会功能出发来把握其实践活动。至于这种路径依赖的具体表达，则是注重盛宣怀身上那些能够反映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活动。客观而论，比之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指引下的历史书写在内容上有了较大的开拓。盛宣怀的赈务活动也正是在现代化的叙事框架之中，才得到了一席之地。然而，现代化范式下的路径依赖，也不可能对所有具有社会转型意味的史事一视同仁。按照通行的看法，现代化主要是指“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继而引起“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根据这样的认识前提，在现代化范式主导的历史研究中，显著体现生产力水平的经济变革，以及与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的政治变革，便往往处于中心位置；至于社会变革方面的内容，则不过是对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的适应，从而也就只能被置于相对边缘的位置。
在现代化范式的范畴内，从工业化视角出发来考察盛宣怀的洋务活动，成为最早成型且影响最大的研究路径。费维凯的《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一书，正是这方面最早的代表性成果。费维凯的问题意识，是近代中国为何没有像日本那样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此，他试图“以中国商人和企业家所经营和开办的新式工商业的典型考察为根据”，来探讨中国工业化被延搁的原因。费维凯认为，盛宣怀“在建立和经营一些最重要的企业中起了显著作用的一个工业家”，而盛氏的一生则“说明那些领导晚清中国工业化的人们相对缺乏企业家的精神”。费维凯通过分析盛宣怀的一系列工商业活动，指出盛宣怀在其中“的能动性总要受到他的几重角色——家庭、绅士、官僚——的责任心的影响。总的说来，它们都有力地结合在一起把他束缚于传统的价值观之中，并限制了他干新事业或用新方法处理旧问题的动力和能力”。费维凯的最终结论是，晚清中国的新式工业之所以“无法发展成为一个更为广泛的工业革命”，盛宣怀身上表现出了一条关键线索，那就是，他从“新式工商企业获得一大笔财产，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达到取得政治权力和官职这种传统中国社会的最高目标的一种手段”。
在汉语世界中，较早采用工业化视角来研究盛宣怀的是台湾学者谢世佳。在1971年出版的著作中，谢世佳围绕着盛宣怀创办企业的情况，探讨了清末工业化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他认为：“清末虽有盛宣怀以及其他少数商人买办纷纷创办企业，鼓吸（按：原文如此）工业化运动，国人却没有群起响应，他们的企业以及全国的工业仍然成效不彰。”同时，盛宣怀自身的最大缺陷，也是对发展工业化运动的不利因素：其一是“虽然他很热心发展中国现代企业，他也急于拓展自己的家产”；其二是其“引用同乡，致使企业不能合理经营；同乡关系太浓也阻挠国家的统一，妨碍经济的发展”；其三是他与张之洞等人一样，“各方面所以争夺企业，并非从企业本身的发展着想，也非从企业对全国的贡献着想，却是从纯私人的利益与权利着想”。由此可见，谢世佳大体与费维凯一致，也是注重盛宣怀无力推动中国工业化运动发展的一面。
同样是从工业化视角出发，另一位台湾学者王尔敏并不同意过多指责盛宣怀无力推动工业化发展的一面，而是强调应该给予“理解之同情”，即重视盛宣怀为推进中国工业化发展所做出的努力。王尔敏基于对香港中文大学所藏盛档的长期整理工作，对盛宣怀的经济活动做出了较为正面的评价。他认为，在晚清工商企业家中，“经营领域最广，而才识最超卓者，当推盛宣怀，允为晚清企业界一代领袖”。通过对盛宣怀维护中国实业利权活动的探讨，王尔敏强调指出，盛宣怀“所开创实业……系为中国国家开创新局”，因此，“就近代史观之，实业建设乃中国工业化之推动实践，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无论研究自强运动、工商业近代化或近代西式之教育，盛宣怀均为不容忽视的要角，不但有开创之功，而且实绩最多，其历史地位不容一味抹杀”。
中国大陆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关于盛宣怀经济活动的许多探讨，基本上与王尔敏的认识思路相吻合，故而无须过多列举相关例证。总体来看，大陆学界惟有易惠莉对盛宣怀的研究，较以往认知大有推进。在1994年完成关于盛宣怀的小传《中国第一代实业家盛宣怀》后，易惠莉后来又对盛宣怀的经济政治活动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探讨，并最终撰就两卷本《盛宣怀评传》。在这部大部头评传中，易惠莉一方面更为详细地评述了盛宣怀创办和主持洋务企业的经历，另一方面也注重评述了其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政务活动。易惠莉对盛宣怀的经济活动和政务活动都给予了很多肯定，指出其“以创办洋务企业为根基，以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务实、胆大以及勇于承担等品质，终于走到了清廷中央”。盛宣怀在清末的悲剧命运，主要在于“中国实现体制内改革的社会政治条件早已丧失殆尽，但他却仍然试图按体制内改革的思路将其改革主张付诸实施”。而反过来说，“清末最后两年的政治改革和经济变动方面的进步，宣怀功不可没”。由此可见，易惠莉从盛宣怀的政治活动中也发掘出了浓厚的现代化变革意味，从而与学界先前关于盛宣怀在政治上保守的一般看法有了根本不同。
随着现代化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扩展，与现代化进程相匹配的“社会适应性变化”才逐渐映入学界的眼帘。所谓“社会适应性变化”，一般被认为是发生在社会领域的现代化变革，并且往往还被习惯性地视为属于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史门类。以盛宣怀赈务活动为主题的第一篇论文，即冯金牛等人对上图所藏盛档中关于灾赈史料的价值的介绍，便清楚地展现了这一思路。该文指出，以往研究主要把着眼点集中在有关盛宣怀实业活动的部分，而对其“在近代灾赈史的活动和贡献都语焉不详，甚至毫不提及……这不能不说是盛宣怀研究中的一大缺憾”。这是因为，盛宣怀组织和参加了数十次赈灾活动，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还“陆续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基于这种认识，文章强调，盛档中留下的丰富的灾赈史料，对于“研究盛宣怀，研究中国近代灾荒史和灾赈史，研究上海地区近代的慈善事业史都是十分有价值的”。根据这种表达，可以说盛宣怀赈灾活动的研究价值，主要在于体现了近代社会变革的趋势。
这种将盛宣怀赈务活动与近代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成为后续研究的固定框架。一种较早出现的思路，是将盛宣怀的社会救济事业作为其近代实业活动的延伸。如有人强调“盛宣怀以一位实业家的身份走上慈善事业的道路”，而其“所办的实业和他个人的巨额财产是其从事慈善事业的经济保障”。不过，该文对这种思路完全缺乏必要的论证。至于更被普遍运用的思路，是从盛宣怀的赈务活动中发掘救荒现代化的意味。这方面较早的事例，是安北平探讨盛宣怀与光绪三十二年（1906）江南北水灾赈济的硕士学位论文。该文认为，盛宣怀的赈灾活动“折射出近代中国一大批富有慈善情怀和社会责任心的绅商的风貌”。徐涛等人则更进一步，将盛宣怀视为“洋务派办理近代慈善事业的代表人物”，并且强调其数十年的赈务活动，“不仅促进了中国近代化新型救灾模式的形成，而且对社会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总体看来，虽然目前关于盛宣怀赈务活动的研究还属于起步阶段，但是随着盛档中大量灾赈史料被开发出来，相关成果数量的增加不难想见。只不过，如果继续按照现代化范式的指引来探讨盛宣怀赈务活动，这类成果究竟具有多少原创性意味，恐怕难免令人心生疑虑。对此，前述研究盛宣怀教育事业的那部著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该书作者对自身研究思路的说明是，“盛宣怀属于亦官亦商的绅商阶层，以盛宣怀与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研究为典型个案，可以透视整个绅商阶层在中国近代教育转型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根据这种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思路，作者的结论是，盛宣怀“是近代教育早期发展史上一位富有开拓创新精神、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教育实践家，是我国教育现代化早期进程中一位重要的先驱者和有力的推动者”。如果把这两段表述中的核心词汇“教育”替换为“赈灾”，可以说毫无违和感。这样一来，从现代化范式出发来考察盛宣怀的赈灾事业，其效用至多不过是为说明盛宣怀身上的现代化色彩增添了又一个注脚而已。这难道是盛宣怀赈灾事业研究无法逃脱的宿命吗？
本来，现代化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兴起，对重新认识盛宣怀的历史地位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随着洋务运动促进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的一面被揭示出来，盛宣怀为这一进程所做的贡献也得到了承认。因此，在现代化取向的中国近代史叙事中，更多彰显了盛宣怀作为新兴社会阶层的正面形象，其早先被刻画的负面形象则已很少为人所提及。对于盛宣怀这种社会形象的巨大变化，一个饶有趣味的风向标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涌现了一大批以盛宣怀为中心人物的通俗读物，盛宣怀也被冠以各种各样的煊赫名头，如“中国商父”“大清皇商”“晚清第一官商”“政商奇才”等，不一而足。虽然这类读物的基本内容大体雷同，都是一遍又一遍地以政务和实业活动为中心来铺陈盛宣怀的一生，但是除去其中的文学性加工成分，其叙述框架在本质上倒是与史学界的现代化叙事颇有异曲同工的味道。
客观来看，现代化叙事在凸显盛宣怀历史业绩的同时，又给盛宣怀制造了一幅扁平化的脸谱。也就是说，在这张脸谱下的盛宣怀，给人的印象不过是赶上了中国近代工业化潮流的一个幸运儿，从而不自觉地充当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工具而已。而作为这种工具的具体人物，归根结底只是时代的产物。恩格斯对此早有精当的总结：
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去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假如没有拿破仑这个人，他的角色就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一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
况且，在中国现代化的谱系中，赶上这股潮流的幸运儿并不止盛宣怀：比他位高权重的有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等人；与他地位大体相当的人物，至少还有唐廷枢、郑观应和张謇。与这些人在现代化方面的成绩相比较，盛宣怀并无奔逸绝尘之势。更何况，按照时势造英雄的逻辑，如果没有盛宣怀，那么一定也会有类似盛宣怀的人物出现在历史舞台。如此说来，无论那些通俗读物赋予盛宣怀多么响亮的名号，其实都属于无法找到新意的虚张声势。而附骥于现代化叙事之下的盛宣怀，也只能留下一个不温不火的形象。
当然，盛宣怀研究并不会终结于现代化叙事，现代化叙事也不能涵盖盛宣怀的历史世界。对此，盛宣怀的赈务活动便提供了反思的突破口。首先，就洋务与赈务的地位而言，现代化叙事所设定的史事层级结构，与历史当事人自身的表达并不契合。从前述对于盛宣怀《行述》的分析可以看出，盛宣怀一生对赈灾事业倾注了极多的力量，以至于他的儿子们将之视为仅次于洋务活动的重要事功。可是对认定洋务的重要性远远高于赈务的许多现代研究者来说，这种情况显然越出了现代化叙事的解释范围。其次，盛宣怀的赈务活动并不能被视为近代工业化的副产品。如前所述，易惠莉曾注意到，盛宣怀与上海绅商在工业化进程之外结成的赈务关系，促进了他们在洋务企业中的合作。王尔敏后来的说法也表明，他意识到对盛宣怀救灾活动的探究，有助于理解其作为工商实业家的特质。尽管易惠莉和王尔敏的说法皆属于点到即止，但是鉴于两人对盛宣怀档案的深入了解，他们有这种感觉决非空穴来风。因此，赈务一旦与盛宣怀洋务活动联系起来，显然就对既有的现代化叙事形成了挑战。这也就警醒我们，不要说是对盛宣怀的赈务活动，就是对其洋务活动，既有研究恐怕都未能完整揭示其历史面相。
无疑，要确切认识盛宣怀洋务与赈务活动的历史面相，就必须跳出以往历史书写的惯性，转向非目的论式的视角。那么，我们该如何在具体研究中贯彻非目的论式的视角呢？概括地说，这就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重新定向：
第一，对于盛宣怀的洋务与赈务活动，必须突破那种层级体系下的定位，而按照具体历史进程来确定其坐标位置。如前所述，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以往历史叙述习惯于按照事先认定的层级秩序来排比史事，从而造成了历史进程的极大割裂。其主要表现是，盛宣怀的生平史事，一方面被粗糙地归入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不同门类之下，另一方面又根据不同的层级地位，对相关史事给予或详或略乃至完全忽视的不同待遇。而这种把握史事的手法，肯定既无助于人们对史事的贯通理解，又难以更为完整地认识历史进程。就盛宣怀的洋务和赈务活动而言，我们决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在历史当事人心目中，前者在任何情况下都远较后者重要；而应该在遵循时间序列的法则下，查勘处于同一历史进程中的洋务和赈务活动的相对位置。只有基于这一定向，我们才有可能发现存在于不同性质史事之间的、很可能为以往所忽略的相关性，并进而探讨这种相关性对于盛宣怀整体事业的意义。
第二，对于盛宣怀的洋务与赈务活动，必须打破往常那种把握事件史的单向度结构，而需要悉心辨析这些活动映射出来的多重光谱。所谓事件史的单向度结构，是指从既有认知结构出发，将某些史事表述为单一性事件的取向。例如，以往论及盛宣怀对洋务企业的经营时，惯用手法是将之构建为一个经济史向度的事件，再置于近代工业化的光谱中予以定性。基于同样的手法，盛宣怀参与的慈善赈济活动，也往往会被构建为一个社会史向度的事件，然后置于近代社会事业的光谱中加以定性。实际上，这种处理手法极大忽视了史事的复杂性。哪怕从比较简单的思维层次来说，洋务活动只能映射出近代工业化的光谱吗？慈善救济活动只能映射出近代社会事业的光谱吗？洋务活动难道不能对近代社会事业产生重要作用吗？慈善救济活动难道就与近代工业化进程毫无相关吗？所有这些问题提醒我们，在把握相关史事时，决不能机械地重复从结构到事件的固化思路，而需要从具体历史场景中发掘出其蕴含着的复杂脉络。
第三，对于盛宣怀的洋务与赈务活动，决不能出于某种后见之明先行予以定位，而必须根据具体社会情境来认识其实践逻辑。这里的关键所在，是要警惕既有范式衍生出来的意识制约。正是这种意识制约，使得以往许多研究者在面对盛宣怀的各类活动时，不自觉地以保守与进步、传统与现代、国家与社会等观念为标准，对其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进行判断和权衡。这当然不等于说这些观念没有意义，而是说它们必须经历从抽象规定到具体再现的过程来加以检验。正是在这里，辩证唯物史观显示了其优势，因为“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根据这种从实践到观念的定向，要理解盛宣怀在洋务与赈务乃至其他类别活动之间的复杂切换，究竟具有怎样的社会功能和意义，当然需要从实践角度出发，根据其实践逻辑，才能予以准确地定义与定性。
行文至此，必须声明的是，以上对于以往研究的短板的分析，以及强调盛宣怀研究的重新定向，决不意味着本书的研究不重视既有的成果。毫无疑问，前人研究是本书写作过程中须臾不可脱离的重要基础。首先值得重视的是费维凯、夏东元和易惠莉等人的著作，以及其他相当一批以盛宣怀为主题的论文。这些成果对盛宣怀的许多洋务和政务活动都进行了深入揭示，从而为后来者继续探寻这些活动的社会演变脉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次需要注意的是关于洋务企业、早期资产阶级或新兴绅商阶层的许多专题性研究。盛宣怀在这类成果中虽然并非以主角身份出现，但其中往往不乏有助于理解盛宣怀活动轨迹的线索。最后不容忽视的是被整理出来的盛宣怀档案。随着上海图书馆和香港中文大学所藏盛档相继实现电子阅览，或许有人会轻视已经整理出版的那些盛档。其实不然。邵循正、陈旭麓、顾廷龙、汪熙、王尔敏等前辈学人在整理盛档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迄今仍应为研究者无时或忘。尤其是对本书来说，尽管他们的整理工作并未以赈务为专题，然而其在不经意间披露的许多资料，对于辨识洋务与赈务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不夸张地说，本书使用的不少这类资料，如果只能依靠对电子阅览库的检索，恐怕免不了要祈祷自己的好运了。
就盛宣怀的赈务活动而言，由于学界以往的进展非常有限，所以本书能够直接参考的成果委实不多。客观说来，鉴于盛宣怀在近代中国赈灾事业中的贡献和地位，确实值得对其一生的赈务活动进行全面梳理。不过，那得是另外一部专著去完成的工作。而对本书来说，既不需要等待这部专著的完成，也不需要过多论述赈务方面的内容。首先，依据本人现在掌握的盛宣怀灾赈档案，已可大体弄清其赈务活动的基本面貌。上图所藏盛档中的一万多件灾赈资料，是反映盛宣怀赈务活动最全面的原始资料。本人从2001年起有机会查阅这批档案，经过数年追踪，已大体掌握其详情。2015年上图出版的《盛宣怀档案选编》中，影印慈善救济档案共5000余件，就是这批资料中相对较为完整的部分。香港中文大学所藏盛档中的灾赈资料总量较少，但也有较好的补充作用。其次，关于盛宣怀赈务活动中的不少关键节点，也有较好的间接性研究基础。本人先前致力于研究晚清时期的义赈活动时，就发现在其中往往与盛宣怀有密切关联，所以当年对义赈活动的深入考察，也就成为理解盛宣怀赈务活动的良好基础。此外，以往关于“丁戊奇荒”等重大灾荒事件的研究，也往往出现盛宣怀的身影，从而有助于更为全面地把握盛宣怀在相关时期的社会情境。
对于上面的说明，有人或许会产生这样的担心：你这本书是不是主要就论述盛宣怀的洋务和赈务活动呢？又会不会呈现某种类似拼盘的样式呢？这种担心可以理解，却无必要。首先，本书虽将“洋务与赈务”作为主标题，其实覆盖了盛宣怀一生中许多方面的活动内容。前面对《行述》文本的分析表明，涉及盛氏政务活动的文字占据了其中最多的篇幅。更重要的是，盛氏一生中的许多重要政务活动，与其洋务、赈务活动都紧密交织，不仅根本不可能将这些活动彻底区隔开来，而且还必须将之作为理解洋务与赈务活动性质的重要线索。可以说，洋务与赈务活动是盛宣怀生平中的两大事功，政务活动则是盛宣怀一生命脉所系。至于主标题中突出洋务与赈务两个方面，主要是因为它们具有时空及人事上的良好连续性，成为探寻盛宣怀生活世界的两条便利引线。
其次，本书的论述之所以不会形成拼盘样式，是因为其处理史事的方式不是结构功能式构架，而是知识图谱式构架。在以往的盛宣怀研究中，对史事的处理方式往往遵从社会科学化的结构功能式构架。简单地说，研究者们往往基于自觉不自觉的路径依赖，将不同的史事纳入不同的系统，再根据该系统在整体结构中的功能来判断某一史事的性质与价值。这样一来，不同系统的史事之间形成了互不相关的孤立信息点，盛宣怀的生活世界遂被深度割裂。随着人工智能潮流而兴起的知识图谱式构架，则致力于把不同种类的信息连接在一起而得到一个关系网络，提供了从关系角度去分析问题的能力，也就大大提高了从唯物辩证法出发来把握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能力。正是基于这种思路，我们才能够发现结构功能式构架割裂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弱点，以及其做出价值判断的偏颇之处。而采取知识图谱式构架，将盛宣怀生平的各种确凿史事，连接为关于盛宣怀的某种基本信息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审视盛宣怀所委身的历史进程，勘察这一进程中不同史事之间形成的关系网络，进而更为全面地认知盛宣怀的生活世界。
本书虽然以盛宣怀为研究对象，但并不关心是否应该对其重新做出历史评价的问题；本书虽然基本按照时间线索展现了盛宣怀四十余年的事业历程，但并不是要为一部新的盛宣怀传记提供基础；本书虽然详细论述了盛宣怀参与的多次赈务活动，但并不是要探讨其对近代中国救灾事业的贡献。本书的主旨是要探讨盛宣怀及其时代之间的耦合性，或者说是盛宣怀能够成为盛宣怀的历史逻辑。马克思曾在解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写作意图时说：“我则是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追随马克思的意图，这里或许也可以说，本书是想证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盛宣怀这样一个出身于普通士绅的平凡人物，居然能够成为一路进抵国家政治最高层、又在革命大潮冲击下最终全身而退的角色。
【本文转载自“新史学1902”微信公众号2021年9月19日推送，略有改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