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情境、书籍展览与印刷传播

——媒介化进程中的“天一阁”及其向公共领域的敞开

　　 晚清民国时期，向来被看作中国历史上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短短的百余年间，许多传统的事物在自身遭遇“现代化”的进程中也面临着不同的命运。许多被认为与新文化格格不入的传统从此走进了历史，然而与此同时，一些带有象征性的传统文化符号则也经过新文化的主动选择完成了自身的现代转化。其中，江南传统藏书楼代表的宁波范氏“天一阁”，在向着现代性的图书馆、博物馆转换过程中由媒介所建构的文化符号，成为我们反思近现代传统文化现代化转换时一个有代表性的个案。引起笔者兴趣的是，作为传统藏书楼的天一阁，为什么在近代以来没有像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古越藏书楼、徐家汇藏书楼等那样，转变成功能更加相似的新式图书馆(Library)甚至引发“近代藏书楼运动”“中国新图书馆运动”，而是逐渐转换为一座在中国古代几乎找不到对应物的现代博物馆(Museum)?在这个过程中，以作为传播现代文明“三利器”(梁启超语)之一的西式报刊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回顾这一过程，有助于厘清媒介在现代社会之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进而反思一种建立在媒介化基础之上的现代社会景观。

　　 一、建筑场所：从“束之高阁”到公共服务

　　 无论如何，天一阁作为一座传统的藏书楼，与西方的“博物馆”“图书馆”等观念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西洋人在用猎奇的眼光审视这里的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利用自身的权势和威望用现代西方城市的标准来对宁波进行着现代性的改造。而彼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现代城市所秉持的“规划”思想和理念，尤其是公共事业作为现代城市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一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人所接受。早在1909年，署名“隐”的论者直接在《申报》上为现代都市建设开了这样的药方：“设宣讲所以晓社会之大义。设养育院以济四民之穷困。设储蓄所以转裕财源。设工业场以赡生计。设公花园以畅天机。设图书馆博物馆以新识见。设卫生局以防行疫。设公医院以救疾病。设小说部演剧场以滋感化。”并且指出这种建设的目标是：“始而区。继而乡，而县，而府，而省。而终及乎周国。彬彬之。风焕乎郁乎。道路无喧诟之声。里巷有弦歌之乐。此社会之完美，殆达于极点欤。”①事实上，同年的《申报》上也已对“公共事业”做出明确的界定：“赛会余利，不分与出品人，亦非不当至于国家或公共团体经营之赛会。则余利必以之为公共事业，如博物馆、劝工场、公园等皆公共事业也。”②不论哪种论述，“图书馆”特别是“博物馆”作为一所现代都市之要素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公共服务，与其说是随着传教士入甬后所带来的一种“舶来”的西方理念，不如说，也是以天一阁为代表的许多私家收藏机构之外社会公众的普遍吁求，只是借着西方公共服务的理念而得到了集中的表达。1940年，《大公报香港版》在关于一次文物展览的社评中，就在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时拿天一阁的私藏做了一次“负面教材”：“收藏研讨，宜于众不宜于独，盖独乐不如众乐之为真乐，独思不如集思之为广益也。即如此次陈列出品二千余件，旬日之间，观众且数万人，假使终岁庋藏一室，秘而不宣，安得如许同志，与之共欣赏耶?欣赏愈富，衡鉴愈真，不仅出品身价日高，即出品人亦与有荣焉。且私人收藏，本属暂局，身且如寄，况属身外之物?古物展转易主，不知几经沧桑?而于不知不识之中，损失毁坏，不知凡几?虽以唐太宗之贤明盖世，犹不免以兰亭殉葬，徒损盛德，究有何益!海内藏书家，群推范氏天一阁为鲁灵光，然亦久矣失其故观；宗子之制既废，宗庙重器并无专守，于此而期其奕世永保，诚戛戛乎其难矣；故达者尝捐诸寺院而不遗之子孙也。以私情言之，既爱其物，则欲其寄托之得所；以公谊言之，古物乃先民精神之所寄托，本非一姓所可私有，惟有献诸社会，共为保存，庶为长久之计也。”③

　　 既然是新式的公共事业，那么只有传统的藏书楼就是不够的了。无论是从藏品的种类，还是机构的创设来说，都有论者通过报刊发表言论，表明将天一阁这样的历史文化资本加以延续，进而转换为现代公共服务资源的雄心。从《宁波闲话》一类介绍宁波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到了20世纪30年代，宁波作为一个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城市”的观念已经是不言自明的真理。④对此，项士元主张宁波的藏书传统有必要“新陈代谢”，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扩充：“清季以还，浙中故家，大多衰落，楹书鲜能世守。惟甬上范氏天一阁，巍然独存。然幸新陈代谢，继起有人，兼之公众书库，到处设立，以故蠢简陈编，不致覆瓿。有力之辈，甚有远而访诸日韩，觅自欧美，藏书领域直举古今中外，靡不囊括矣。”⑤在张其昀看来，尽管有着天一阁这样的旧时文化资本，但更重要的是意识到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更重要的是建立现代的学府，才能完成现代化之转换：“建设地方必以培养人才为先急之务。近一千年来，宁波号称文献渊薮，‘海滨邹鲁’，一向保持着文化上的重心地位。就其所产生的人物而言，与全国各区域相比，毫无疑问是属于第一流的名邦。天一阁的书亦负有盛名。这个地方好像美国的波士顿，必须有一重要学府，方足以相副相称。”⑥可以说，当时有志之士已经开始构思宁波从一个传统的人文渊薮转换成为大型都市的现代化问题。

　　 在天一阁这一文化资本乃至文化符号进行“公共性”转型的过程中，首先开放的是天一阁的空间。关于这一空间已有诸多的传说，如“其主人范姓规定任何人，即使子孙平日亦不得上阁阅书，每年阴历六月曝晒一次，亦必所有族人齐集时，才准启锁”⑦。在这一“想象”之下，天一阁“纯用砖瓦，不畏火烧，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且“土中隐有字形如‘天一’二字”⑧的空间本身，甚至要比阁中的藏书更为神秘，尤其是对于普通的公众来说更是如此。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公共性的吁求，使得1936年鄞县文献委员会举办文献展览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将修缮之后的天一阁开放为展览场所：“第四陈列所在天一阁，陈列者为书画、屏联、堂帖、手卷、画像、尺页……闻第四陈列所天一阁，为明范尧钦侍郎藏书处，以藏书著名海内。向例扃闭，不许登览，范氏子孙犯者，处罚不贷，禁令严密。阁下榜示，至今犹存。此阁之所以历久长存也。故每一开阁，于学术界必放异彩，流惠学者，殊难指数。今阁改修完成，范氏后裔，鉴于大义所在，毅然于十月一日起为展览日期，开放四天，预料海内学术界中人，闻风前来参观者必接踵而至，实空前未有之盛举也。”⑨尽管在天一阁陈列的这些文献大多并非阁中旧藏，但只要开放为公共空间，对于天一阁来说就迈出了从私人藏书楼走向现代博物馆(而不是图书馆)的关键一步，自然也就能够收获一种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而相比较旧时的“一阁难登”，30年代之后，“四方学者，来甬参观，须先期通函鄞县政府，或鄞县文献委员会谈约期”，⑩无论这是否只是一个美好的设想，至少在观念上向公众透露出一个天一阁开放的途径：“不过今后办法或许可以稍稍变通了，就是这里已设有保管委员会，打算有人抄借，准备公开，只要破费功夫，备就纸笔，可以受到与前不同的待遇了。”(11)

　　 尽管如此，天一阁空间的开放，与国人自从晚清以来孜孜寻求，甚至不惜取道日本而形成的“公共图书馆”理念还是有着天渊之别。如同陶述先所看到的：“现代所谓新式图书馆，其要素有三：书籍，馆员，与读者是也……有了多量的书籍，有了精明的馆员，然若无读者，则亦不能谓之图书馆。”“现在有好些图书馆，没有‘欢迎读者’的牌子，并且还挂着虎头牌：‘书籍重地’，‘闲人免进’等类的字样，以拒绝读者，真所谓‘挥之使来’之策了。这种尚未改变其封建式藏书楼的政策，及传统的藏书楼观念，必须打破。”(12)其实，传统的藏书楼也并非没有公共性，毕竟“保存文化”本身也是一种公共性，只是从“开放”这一点来看，终究不及以读者服务为导向的现代图书馆。这样，在舆论的裹挟下，天一阁又必须探索通过其他手段来走向公众，从而达成自身的现代化转型。

　　 二、藏书展示：从“阅览”到“博览”

　　 理想与现实常常是有距离的。毕竟，仅仅把天一阁的建筑开放为公共空间，毕竟不能够满足公众一窥阁中藏书真容的需求。然而对于天一阁来说，“开放藏书”却要比“开放空间”更有技术上的困难。西谚有云：“自己的书要洗手看书，图书馆的书则要看书洗手。”由此可见，“收藏”与“使用”，对于图书馆来说，似乎是一组永恒的矛盾。不过，倘是对于博物馆来说，这组矛盾就不是那么突出了。毕竟，由于书籍的阅读功能，使得传统的图书馆只能为图书的使用者(读者)提供“一对一”的服务，但当书籍从一种读物转变成一种艺术品，放在博物馆的展台中加以陈列，那么“一对多”的传播也就成为一种可能。

　　 1936年，继鄞县文献委员会成功举办文献展览后，10月31日，浙江省教育厅主办的浙江文献展览会在杭州浙江省立图书馆启幕。据新闻记载：“馆舍外门扎扁柏彩楼一座，上悬‘浙江文献展览会’，旁悬简联一副，文为‘敬乡有道、观国之光’。”(13)这次展览会先是在省内按照县市成立征品分会，“绍兴、嘉兴、台州、永嘉、嘉善、余杭各地，俱遵省令，筹开各该县文献展览会，定将展览品择优送省。”其中，杭州的征品分会由叶恭绰为主任、张寿镛、秦润卿为副主任，“会毕即负责送还”。异地办展，天一阁建筑作为不可移动文物无法充当展示空间，那么阁中藏书自然要选送省展。这样，在包括鄞县在内的浙江各地的积极响应下，“宁波范氏天一阁之现存方志登科录等、亦得范氏同意征借；南浔刘氏嘉业楼藏书甚富，其中浙贤稿本罕传本皆将送征”。(14)其实，早在天一阁修缮之前，国内一些展览上出现零散的天一阁藏书，也可谓屡见不鲜。如1931年9月，北平图书馆就曾举办馆藏及征集古籍展，其中包括“天一阁藏弘治本《笔坡丛脞》”：“按此次书籍估价约值五百万以上，嗜古诸君，当以一饱眼福为快也。”(15)

　　 这里的“一饱眼福”既是一种称颂，内中也不免几分无奈。毕竟，将中国传统器物从它们原本所在的生态环境挪入西方意义上的博物馆，似乎并不有碍于对器物的观瞻，只是这种展示是以丧失了书籍的使用价值——阅读功能为代价的。换言之，在图书馆中阅读的是书籍的内容，而在博物馆中陈列的则是书籍的形式。将天一阁的建筑环境开辟为公共空间之后，再将天一阁的藏书在这一公共空间中加以展示，对于公众来说已经在“开放”的层面上迈进了一大步，然而“书”也因此成为一种只能远观不能亵玩的表象，满足的是人们对于天一阁藏书的想象。正如艺术理论家熊秉明在描述展览会上的艺术作品时曾这样写道：“我们所接触的实际上是这些观念，物质的部分是非常之微的。”(16)换用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的话说，在这里展示的是书籍作为艺术品的“符号价值”，而不是书籍本身的使用价值甚或交换价值。也正因此，北平图书馆两年后才要请蔡元培出面并派代表赵万里，南下亲赴宁波调查天一阁藏书，对“所藏皆为明版多罕传本，明史料及善本千三百余种”赞不绝口，(17)并撰写了《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和《从天一阁说到东方图书馆》二文，发表于1934年2月4日《大公报天津版》的图书副刊，叙述所发现的超出阮元、薛福成所编天一阁书目外的200多种藏书。

　　 整个民国时期，天一阁真正开阁并向公众展出自家藏书是在1947年。此前，阁中藏书由政府出面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范氏后人决定将阁中藏书公开展览三天，并由范氏族众代表与地方官员，政要等发起组织“范氏天一阁委员会”对阁与书进行保管：(18)“可以使人欣喜的是，这一次抗战中，漫说私人藏书，就是国有藏书也不免间有损毁……天一阁藏书却能够保留下来给我们窥见一鳞半爪，总算是幸运的了……我在引导者手上看到书目，可是这在战前印刷的，问他这里所藏之书是否尽为书目所收，究竟藏书共有若干，他说书数不大明白，只是经过一番搬运，未免残缺了点。”(19)不过对此次展览，评论界虽然肯定了“共同组会保管，使此丰富之文化宝藏，不致再有意外损失，并拟改善以往死藏办法，此种措施，有裨益于文化之发扬”，但同时也看到“此次展览为时甚短，有志研究学术之士，抱向隅者固多，而走马看花，亦仅如赏鉴古董，无多大意义。自应及早整理，准备开放，使此书橱中之丰富资料尽能活用，此为各方所一致般望者”(20)。

　　 其实，相对于中国古代的“雅集”和“品鉴”，在固定的公共空间和特定的时间段内展陈的“展览”本身就是一种西方舶来的理念。1851年，第一届世博会在英国召开。研究者指出，西方的“博览会”理念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传入中国：“清朝灭亡前的半个世纪里，时人有不少关于博览会的言论，这些言论反映了晚清社会对近代博览会的观念认知……晚清社会的博览会认知是层层深入的，与中国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目的性和‘自省’倾向，其背后有很明显的民族主义情感。”(21)需要稍加补充的是，要满足这种“民族主义情感”，人们自然想到了展示作为文化资本的中国传统器物，从而种种国粹得以成为现代博物馆的展品。

　　 对于天一阁来说，“阁”与“书”早已经融为一体，有书无阁、有阁无书似乎都难以满足公众的兴致与口味，在这种情况下，将其开辟为博物馆而不是图书馆，专注于建筑与书籍艺术设计价值而不是内容，也是一种权宜之计。或许早在范钦定下“不准子孙无故开门入阁，罚不与祭”的传统戒条之时，就已经默认阁中所收书籍是艺术作品，而非单纯的文字的物质载体了。此时的书已经从“读物”衍变成了一种“艺术”，如范景中所说：“书籍能成为一种艺术，而且反过来影响他种艺术，这一过程就像贡布里希所说，绝非一夜完成，绝非招之即来，它是经过了漫长的特殊的历史。”(22)简言之，按照通常的理解，“艺术”与“书”是存在区隔的：艺术(至少就经典艺术而言)具有不可复制性，而作为传播手段的印刷书籍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以“复本”的形式而存在的。然而时过境迁，本应是“复数”形态的书籍变成了阁中仅存的“孤本”，此时书籍就重新具有了艺术的属性。既然是“孤本”，就无法满足众多读者阅读的需求，人们保存和传承它的手段也势必随之发生转变，以至于逐渐远离了书籍之内容阅读的本意。1933年，毛坤撰《圕与博物院》一文指出：“图书馆的内容以图书为主，其功用大体在于教人或助人求知。博物院的内容以美术品为主，其功用大体在于教人或助人审美。”(23)在这个意义上，天一阁从藏书楼演变成博物馆而非图书馆，就是在所难免的事情了。

　　 三、碑帖出版：私藏的再经典化

　　 以上叙述中不难看出，整个民国时期，大众媒体屡屡给天一阁释放出“开放”的吁求，而天一阁中图书从书籍到艺术品的转换也促使范氏后人以及“保管委员会”通过种种现代传播的技术和手段试图敉平稀缺资源和公众需求之间的巨大裂隙。于是，除了展览，另一种将阁中藏书向大众进行传播的重要方式——出版，也就成为天一阁藏书公众化的又一手段。民国时期“古籍整理”的理念和实践都还处于起步阶段，但石印、金属版、珂罗版等各种复制、传播古籍的技术已经唾手可得，将天一阁中所藏古籍进行“善本再造”，至少从印刷技术上来说并非难事。不过谈到现代出版，自然需要和资本即出版商的收益结合在一起。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兴起，此前附骥于天一阁藏书之下的天一阁藏碑帖，得以在20世纪的书法出版领域大放异彩。

　　 相对于学术界所看重的经史子集，在民间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的书法爱好者显然更看重碑帖拓片。很可惜的是，由于天一阁作为“藏书楼”的身份，让人们常常忽略天一阁在碑帖方面同样丰富可观的收藏。这一现象自从钱大昕的时代就开始了。在为《天一阁碑目》所撰写的序中，他说：“四明范侍郎天一阁藏书，名重海内久矣，其藏弆碑刻尤富，顾世无知之者。……明代好金石者，唯都、杨、郭、赵四家，较其目录，皆不及范氏之富。”(24)这一情况到民国时期依然没有明显转变，在战后天一阁图书公展时，还有论者专门提到天一阁碑帖的边缘处境：“碑版在阁下专置一室，未及一一寓目。”(25)这里，无论是钱大昕还是《大公报》的评论者，想必都是基于学术价值而做出的判断。但是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情况可能就很不一样了。

　　 众所周知，随着明清两代金石学的鹊起，晚清民初康有为抛出了他“尊魏”和“卑唐”的论调，祭起“碑学”的大纛。这种观念在及门弟子梁启超等人的鼓吹下影响了整个民国书坛。民国时期，除了金石学热度不减，出版业也发现了碑刻拓片出版这一新兴的商业领域。一时间，上至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样的综合出版社，下至有正书局、神州国光社、扫叶山房乃至金佳石好楼这样的中小型专业出版机构，都纷纷踏足碑拓出版领域。此时，“天一阁藏碑”对于海内众多只闻其名而未知其究竟的书法爱好者来说就成了一大卖点。虽然没有机会登阁摩挲原石拓片，但有机会通过现代印刷出版的手段收集到天一阁藏碑版的印本，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也是一件幸事。至于天一阁所藏拓片，本身就是一种“印刷”的产物，正是这种大量的拓印和由此而带来的临摹让原石成为重要的书法范本，现在则又通过现代的石版、金属版、珂罗版等技术进行“二次传播”，可谓名副其实的“再经典化”。这一行为使得出版社获取了不菲的利润，同时也在无形中提升了拓片本身的艺术史地位。

　　 据《申报》记载，民国时期，天一阁将所藏碑版拓片交由现代出版进行传播，始于1918年：“宁波天一阁为我国四大藏书楼之一，内中所藏古籍碑志，指不胜屈。近来族内子孙繁衍，良莠不齐，往往发生私盗之事，致珍贵之图籍，不免散佚之虞。近由宗长范意新与各房长决议，将所藏碑帖，于本年三月招工印刷，以公同好，而免涸没。闻第一次所印者，为《司马公兰亭》《法华经》《文徵明写薛墓志》《大悲咒》《褚兰亭》《范司马公砥柱论》《观音经》《千字文》八种，皆为名人法帖云。”(26)这里，为何遴选这八种碑帖的标准和次序均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看出，不仅仅是碑学运动的兴起所带动的碑刻出版，帖学出版物也跟着一并发达起来。只是若论藏帖，天一阁所藏刻帖在江南众多名门望族的收藏之中并非显赫，刻帖的出版往往不像碑版那样适合于出版单行本。至于所藏墨迹，更是无法与皇家相比，因此民国时期出版的天一阁藏书法以碑版名世，就是不足为奇的事情了。

　　 从范懋敏所编《天一阁碑目》来看，天一阁所藏碑版以书法价值而论，精品远远不止以上所胪列出的这八种。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推《石鼓文》与《兰亭序》二种，且这两种碑帖拓本早在范意新与现代出版商合作之前就已经广泛流传。其中，石鼓文虽然原石自唐代以来就流传有绪，但时至今日，原石已经残破损泐，尤其是个别石鼓上的字迹已经片瓦无存。然而天一阁本尚存462字，历来为书法家所追摹。《申报》就多次记载了书法家取法天一阁本《石鼓文》的情况。在1915年的一则连续刊载的扫叶山房石琴馆主伊君峻斋(伊立勋——引者注)临法帖四种的出版广告中，就包含《临天一阁本石鼓文》。(27)无独有偶，1925年，在听冰生为吴昌硕所撰《人物小志》中也提到“今安吉吴公俊卿，巧运匠心，力师天一阁藏本，积有岁时。化以笔法，气郁元闲，状同电击。”(28)当然，上海求古斋出售宣称为唐拓本的《石鼓文》时，也不忘称“较北宋天一阁本多廿余字，为人间第一佳本”。(29)至于《兰亭序》，虽然天一阁藏有多种拓本，甚至今日天一阁中犹存有丰坊模勒神龙本《兰亭》的原石，但早在1888年《申报》的出版广告中就有“精搨四明天一阁本《定武兰亭》，精采奕奕”之语。(30)显然，相比较锋芒毕露的“神龙”本，显然燥气全无的《定武兰亭》拓本更为彼时书法爱好者所青睐。

　　 从出版方式来看，早在晚清时期，出版商就掌握了通过照相对碑帖进行放大、缩小的技术：“近法更巧，照像之外，更照法帖，如《兰亭序》及《十八跋》照为径十缩本，又如《石鼓文》《华山碑》《褚圣教序》皆照有缩本，颇便临摹，则尤奇之又奇也。”(31)论及成本，珂罗版虽然高于石印和金属版，但因其利于表现墨色的层次，尤其在印刷一些古代珍稀拓本时能够毫发毕现地体现出“蝉翼拓”或“乌金拓”之区别，因而更受读者青睐。从中华书局一则30年代的出版广告上可以看出，同是拓片，珂罗版、金属版都有出版，但珂罗版影印的要比金属版普遍贵一元乃至数元，而其中的天一阁藏品，如《北宋拓周石鼓文》《天一阁宋拓刘熊碑双钩本》等，都是珂罗版印刷，而且有的还有宣纸和连史纸两种材料可供选择，“精品”意识不可谓不强烈。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天一阁”及其收藏品再一次通过现代出版和印刷完成了经典化的过程。这使得天一阁的藏书越来越成为一种精致的艺术品的同时，也势必无法同时承担起现代图书馆的服务职能。至此，走向现代公共空间的天一阁完成了从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向现代形态的博物馆的转变。

　　 四、结语

　　 尽管从表面来看，天一阁作为“藏书楼”的传统身份与现代的“图书馆”似乎更为接近，但无论从文化资本的生成还是文化经典的传播等角度，天一阁在20世纪的命运都是有些独特的，它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家族藏书楼，也与西方意义上的图书馆大不相类。在这个过程中，以《申报》《大公报》等为代表的现代媒介扮演了重要的推波助澜者的角色。本文所援引的史料以《申报》和新记《大公报》的评论较为集中。两份报纸一则是上海滩的商业大报，一则为标榜“四不”原则之新闻专业主义报刊。不同的阅读趣味和商业立场，也向晚清民国时期的民众传递了关于天一阁的互为补充的媒介镜像。将这些不同的关于天一阁的媒介报道放在一起，不仅能够看出当时不同媒体对“天一阁”建构的不同侧面，也能从一个整体上理解作为传统文化之代表的“天一阁”自身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所经历的现代化进程。简言之，在现代传媒的驱动下，天一阁既被媒介所建构，其自身从私人领域向公共空间的转换也使得自身成为一种媒介。其中，场所、展览、出版作为天一阁媒介化转向的主要手段，让天一阁及其藏品最终成为一种现代性的景观。

　　 注释：

　　 ①隐：《积极篇》，《申报》1909年3月6日，第2-3版。

　　 ②《南洋劝业会说略》，《申报》1909年4月28日，第3-4版。

　　 ③《广东文展闭幕感言》，《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2月27日，第2版。

　　 ④《宁波闲话》，《大公报上海版》1936年6月1日，第9版。

　　 ⑤项士元：《最近浙江之私家藏书》，《大公报上海版》1936年11月3日，第12版(浙江文献展览会特刋)。

　　 ⑥张其昀：《建国时期宁波之地位》，《大公报重庆版》1941年12月16日，第3版。

　　 ⑦各地通信《天一阁无妄之灾借书不遂恼羞成怒蒋竟阴谋夺取藏书》，《大公报香港版》1949年4月10日，第7版。

　　 ⑧鲁夫：《灯下书话天一阁建筑》，《中央日报昆明版》1939年11月7日，第4版。

　　 ⑨《鄞县文献已开始展览范氏天一阁藏书亦随同开放四日》，《大公报上海版》1936年10月3日，第10版。

　　 ⑩《天一阁藏书参观记》，《大同报》1937年5月1日，第8版。

　　 (11)宁华堂：《天一阁藏书公展四百余年秘籍幸能保全》，《大公报上海版》1947年3月14日，第7版。

　　 (12)陶述先：《图书馆广告学》，《武昌文华图书科季刊》1929年第3期，第241页。

　　 (13)杭州通信《浙文献展览会昨日起正式开放开幕典礼仪式隆重各地名流踊跃参加》，《大公报上海版》1936年11月2日，第10版。

　　 (14)本市消息《浙文献展览会下月底开幕征品分会多已成立参加展品搜集不少》，《大公报上海版》1936年9月24日，第4版。

　　 (15)《北平图书馆今日展览珍品总计估价当在五百万元以上》，《益世报北京版》1931年9月19日，第6版。

　　 (16)熊秉明：《展览会的观念——或者观念的展览会》，台北雄狮图书1985年版，第119页。

　　 (17)《平图书馆代表谈南下经过宁波天一阁珍籍三千种》，《京报》1933年8月20日，第7版。

　　 (18)本报宁波航信《天一阁藏书将在宁波公开展览》，《大公报天津版》1947年2月4日，第4版。

　　 (19)宁波通信《天一阁藏书公展四百余年秘籍幸能保全》，《大公报上海版》1947年3月14日，第7版。

　　 (20)《天一阁藏书展览》，《甬潮》1947年第11期，第5页。

　　 (21)洪振强、艾险峰：《论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观念认知》，《学术研究》2009年第2期，第101-168页。

　　 (22)范景中：《书籍之为艺术——赵孟頫的藏书与〈汲黯传〉》，《新美术》2009年第8期，第46页。

　　 (23)毛坤：《圕与博物院》，《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1933年第2期，第525页。

　　 (24)钱大昕：《天一阁碑目序》，载骆兆平，谢典勋编著：《天一阁碑帖目录汇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25)宁波通信《天一阁藏书公展四百余年秘籍幸能保全》，《大公报上海版》1947年3月14日，第7版。

　　 (26)地方通信《宁波刊印天一阁书帖》，《申报》1918年10月2日，第7版。

　　 (27)《精印法书》，《申报》1915年7月14日，第14版。

　　 (28)听冰生：《人物小志》，《申报》1925年9月28日，第13版。

　　 (29)《求古斋书籍碑帖局十大预约》，《申报》1931年1月21日，第19版。

　　 (30)《定武兰亭》，《申报》1889年7月12日，第6版。

　　 (31)《照相法》，《申报》1876年2月22日，第3-4版。

原文参考文献：

无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