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于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不论是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还是大学堂，史学和地理都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分别设置。这说明历史学和地理学分离的趋势，到此时已由清政府教育管理机构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得到了确认，亦表明在传统学术分类格局中一直处于“史学”附属地位的“地学”，在西方现代学术分类的影响下，成为与历史学具有相等地位的独立的学科，在当时已基本得到认同。不过，民国初年以来，在对史学与地学之名目的使用或相关学科分类的运用中，却出现了众多“史地合一”的现象。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1920年代至1940年代大量以“史地”合称的史地期刊的出现。1920年6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编辑的《史地丛刊》创刊。之后，并用“史地”为名的期刊不断出现，据笔者初步统计，数量有二十多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主办的《史地学报》、上海中国史地学会主办的《史学与地学》、燕京大学史地周刊社主办的《史地周刊》、浙江大学史地学系主办的《史地杂志》等。本文以史地期刊为视角，对近代“史地合一”现象的原因作一考察。

一、教育部法令规定中的“史学”与“地学”

民国时期史地期刊的主办者有不少是师范类院校，其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1910年代至1920年代的高等师范学校，如创办《史地丛刊》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办《史地学报》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一种是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师范学院，如创办《史地教育特刊》的国立师范学院、创办《史地丛刊》的湖北师范学院等。不管是1910-1920年代的高等师范学校，还是1930-1940年代的师范学院，其创办史地期刊，实际上都和民国时期教育部的相关法令有直接的关联。

先看1910年代至1920年代的高等师范学校。1913年，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规程，明确“本科分国文部、英语部、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部、物理化学部、博物部”。这里，历史学和地理学是合二为一进行设系，形成历史地理部。这同当时大学系科设置的规定有明显不同。1913年，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规定，“大学之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历史学和地理学都是单独设系。

高等师范学校科系中“史地合一”的设置直接促使了由其创办的“史地”并称的学术期刊的出现。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例，其下设的本科六部，国文、英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物理化学、博物，完全按照1913年教育部公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规程进行设置，而各部成立的各种研究会和发行的学术刊物，亦基本上以其部名来命名。如：理化部创办理化学会，发行《理化杂志》；博物部创办博物学会，发行《博物杂志》等。在教育部法令的影响下，历史地理部创办史地学会、发行《史地丛刊》也就合乎情理了。其他诸如南高师史地学会创办《史地学报》、武昌师大文史地学会创办《文史地杂志》也基本上同教育部法令有密切关系。

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学术期刊的“史地合一”现象，源于民国时期高等师范学校学制上“史地合一”的建构，具体来说，就是将历史和地理合并设系。前文已述，清末的大学堂、民初的大学，历史和地理都已被当作两门独立的学科分别设系，为何民初的高等师范学校却要将历史和地理合并设系？这要联系到清末民初以来高师类学制设置所受日本高师类学制的影响。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这是“正式在全国实行的第一个完整的近代学校体系。它对整个国家的学校教育系统、课程设置、教育行政及学校管理等，都作了相当详细的规定”。而这个章程基本照搬了日本的学校制度。1894年，日本文部省颁布高等师范学校规程规定，高等师范学校之学科分文、理科，文科分教育学部、国语汉文部、地理历史部及英语部。清政府在《奏定学堂章程》中以优级师范学堂来对应日本的高等师范学校，其学科设置亦与日本的高等师范学校基本一致。其科系分为四类：“第一类系，以中国文学，外国语为主；第二类系，以地理历史为主；第三类系，以算学，物理学、化学为主；第四类系，以植物、动物、矿物、生理学为主。”这里的第一类系，相当于日本高等师范学校中的国语汉文部；第二类系即其地理历史部。

民国初建，临时政府已有改革教育之决心。不仅要去除与共和体制多有不合的前清学制，更“拟遍采欧美各国之长，衡以本国情形，成一最完全之学制”，改变晚清学制基本照搬日本学制的局面。但因“当时由欧美回国之人，专习教育者绝少”，“且欧美制终不适于国情，结果仍是采取日本制”。民国建立的高等师范学校就明显体现出这一点。这些高师本身就多承自前清的优级师范学堂，在科系设置上，与前清优级师范学堂亦无太大差别，“本科分国文部、英语部、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部、物理化学部、博物部”，都基本沿袭了1894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对此近乎亦步亦趋的模仿，自然招致一些学者的极大不满：

我国高师的规程和课程标准，在民国二年春间颁布。所定年限、分部、科目，和日本的高师，也大致相同。日本定预科一年本科三年，分本科为国语汉文部英语部地理历史部数物化学部博物部；合诸我国，很有如影随形的样子，也很可笑，他设专修科，我们也设专修科，真是无独有偶的办法了。

此番批评的确道出了近代中国学制深受日本影响的事实。由此可知，民国以来诸多高师设史地部、办史地期刊，多源于教育部的法令，而这些法令又实与日本学制有重要的关联。

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师范学院也受教育部法令影响而办史地期刊。为解决战时中学师资缺乏的问题，1938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师范学院规程》，要求成立师范学院，并具体规定了其科系分为“国文、外国语、史地、公民训育、数学、理化、博物、教育各系”。所以，这一时期建立的师范学院大多将史地合并设系，如国立师范学院、湖北师范学院等都设有史地学系，相应分别刊行有《史地教育特刊》和《史地丛刊》。

至于教育部颁布的《师范学院规程》何以要规定合科设系，民国时期在教育界颇有影响力的谢循初在法案颁布后三个月有这样的解释：

师范学院既以造就中等学校的健全师资为目的，则分设学系应参照中等学校课程，国文外国语，数学等科目授课时数比较多，即仅办三班的中学亦能勉强为各科目聘一专任教员。而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授课时数甚少，即单轨的完全中学亦很难为各科目聘一专任教员。教育部颁布的师范学院规程规定国文，外国语，数学各成一学系，而将历史地理合成为史地学系，物理化学合成为理化学系，生物地质合成为博物学系，完全为适应中等学校课程标准及因课程标准而产生的实际需要。

作者强调的是，由于历史、地理等科目授课时数少，“除少数规模特别大的中学”，一般学校出于经费考虑，都会让老师兼及其他相关课程。因此，合科设系，“完全是一种对症下药祛除时弊的实施”。谢循初的分析大致符合当时的实际状况，这是合科设系的主要原因。但《师范学院规程》所要求的这种合科方式，则来自1910年代至1920年代高等师范学校所设科系方式的启示。在《师范学院规程》颁布前三个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其中规定：“对师资之训练，应特别重视，而亟谋实施，各级学校教师之资格审查与学术进修之办法，应从速规定，为养成中等学校德智体三育所之师资，并应参酌从前高等师范之旧制而急谋设置。”而《师范学院规程》对科系的规定，的确同之前高等师范学校的科系设置颇多相似。因此，1930年代至1940年代师范学院科系中的“史地合一”现象，固然为了应对中学教学的实际情况，但日本学制影响下高等师范学校的科系设置亦对其提供了切实的参考。进而言之，此时期师范学院史地系所主办的学术期刊以“史地”并称仍是受到近代日本学制的影响。

然而，民国时期创办史地期刊并不只是师范院校，不少综合性的大学亦创办了很多的史地期刊。如浙江大学的《史地杂志》《史地教育研究室丛刊》《国立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丛刊》《史地通讯》；大夏大学的《史地丛刊》《史地社会论文摘要月刊》《史地知识》《新史地》；燕京大学的《史地周刊》等。如上所述，1904年癸卯学制以来所颁布的关于大学学制的教育法令，综合性大学在科系设置上，史学和地理早已单独设系。那这些综合性大学所创办的学术期刊为何也是“史地”并称的史地期刊？而且，即使是深受学制影响的师范类院校，其创办史地期刊的缘由，亦不能仅从教育部法令方面来考察。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早在1920年1月，就将其下设的“国文史地、数学理化两部合建成文理科，下设八个系，即国文系、英语系、哲学系、历史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地学系”。而《史地学报》的创刊，则在1921年11月。既然历史系与地理系早已分开，何以不办专门的史学杂志，而要和地理联系在一起，创办史地联合的《史地学报》？这些恐怕都不只是教育部法令的影响所能完全说明的。事实上，民国史地期刊中的“合一”现象，除了缘于政府所颁布学制的外在影响之外，对历史学与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及二者间的关系的内在认知，也是需要重视的。此外，一些现实因素，如史地教育的持续不理想亦是造成期刊中“史地合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二、传统史地关系认知的影响

中国的史学和地理学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其关系也是十分密切。不同于现在学术分科体系中，史学和地理学作为两门独立学科而并存，长期以来，地理被视为史学的一个分支，这在《隋书·经籍志》正式确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先秦典籍《尚书》，主要汇集了商王、周王、周公的指示和训令，而其中的《禹贡》篇，则是一篇地理文献。其对全国的疆域政区、山川物产、土壤田赋等进行了记载。降至《史记》，其中的《河渠书》《货殖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是水文地理、经济地理、边疆和域外地理方面的文献。以“地理”为名的史志文献始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在其影响下，以后的正史纪传体的书志部分中多有“地理志”篇目。有些虽以“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郡县志”“职方考”命名，但性质和“地理志”基本相近，都主要探讨疆域伸缩、政区沿革等内容。在二十四史中，有十六部正史中设立了此类篇目，充分说明了传统史学对地理的重视及二者关系的紧密。

此外，在传统的目录学分类中，“史地合一”也是较为常见的现象。中国第一部系统目录学著述是刘歆所撰的《七略》，此书在唐宋五代已亡佚，但其图书分类模式，因《汉书·艺文志》的基本因袭而得知晓，包括《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以及冠于六略之前，作为全书总录的《辑略》。因史学的地位不高及史书的数量有限，到《汉书·艺文志》时，史书仍未单独成类，班固将《国语》《世本》《太史公书》等史书附于《六艺略》之“春秋”类之后。地理类的文献，亦比较缺乏，个别近于地理的著述如《山海经》则被当作“相术”之书附于《术数略》的“形法”类之后。

地理书有专门的目录，当始于南齐陆澄所撰的《地理书》，其后，“梁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到阮孝绪著《七录》时，其之所以能“特立地理部”，实“得助于陆任二家之书”。值得注意的是，阮孝绪不仅改变王俭将“已有一定数量的史籍又从独立部类降入经典志中”的做法，而是“从图书数量的现实出发，把史籍又从附庸地位提到独立部上来，专立《纪传录》”，而且，在《纪传录》下设“土地部”一目。此一举措，影响深远。以后各家图书分类，不论是官修、还是私撰，都基本于史部中，下设“地理”类目。姚名达在评价正式确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隋书·经籍志》时说：“自《隋志》采用《七录》之分类法，删并为四部四十种后，一千二三百年来，官簿私录，十九沿袭，视为天经地义，未敢推翻另创。”

这段话虽然形容的是《隋书·经籍志》正式奠定四部分类体系的重要影响，但用来比拟《七录》特别是《隋书·经籍志》之后至19世纪末，图书分类体系中地理隶属于史学这一现象，同样是合适的。《隋书·经籍志》《古今书录》《新唐书·艺文志》《崇文书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中，地理都为史部下设的一个类目。

史学与地学的这种孪生关系，古人在理论上亦有很精辟的阐释。吴兴祚在给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写的序言中，就表达了离地理无以谈史学之意：

凡有志于用世者，河渠、边防、食货、兵制，皆其所有事也。然而莫重于舆图，何也？舆图者，史学之源也。……学者以史为史，而不能按之于舆图；以舆图为舆图，而不能稽之于史。是以纪事虽多，犹拾渖也；车辙虽广，犹望洋也。

顾祖禹亦对史学同地学须臾不可离的关系作了精辟总结：

是书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于方舆。史其方舆之乡导乎？方舆其史之图籍乎？苟无当于史，史之所载，不尽合于方舆者，不敢滥登也，故曰《读史方舆纪要》。

可见，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不论在理论认识方面，还是在史书编纂或图书分类等具体的学术实践中，史学和地学之关系都相当紧密。而古人对史学同地理关系的重视，深刻影响了民国学人。蒋祖怡在其《史学纂要》中就说，“班固《汉书》，始有《地理志》，以后正史均宗其意”，并引用《读史方舆纪要》中顾祖禹与吴兴祚关于史地密切关系的言论，进而指出“不明地理的形势，是无从研究历史的”。《史地学报》的核心成员郑鹤声亦通过列举顾炎武、阎若璩、《礼记·王制》篇等关于史地关系的论述，强调说“近代学者把时间空间剖成两片，历史和地理表面上是分了，然而他们毕竟是有亲属之谊，往返联络，总不能断”。《史地杂志》的创办者张其昀在南高师读书时，其师柳诒徵就要求他必须史地并重，“以追踪二顾之学”。柳诒徵同样深受传统史地关系认知的影响，他在1923年向中华教育改进社历史研究组提出“拟编全史目录议”的议案，建议改革旧的史籍分类模式，建立新的史籍分类体系，主张“打破从来经子史集及正史编年之类之范围，以分代史、分类史、分地史、分国史四种分纲”，而其中的“分地史”，则专门收录各史地理志、《水经注》《元和郡县志》等地理文献，显然受到传统史部分类下专设地理类的影响。在史书编撰上，近代学人对史地关系的处理也多受益于传统学术。近代历史书写有一相当值得注意的变革，即历史著述的开篇多首先叙述地理，这在清末民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种“从地理谈起”的新式书写模式，虽然很大程度上来自域外地理环境论及其史学著述模式的影响，但传统学术体系中对史地关系的认知，特别是正史中多有对《地理志》的书写，也应直接促使民国历史著述在开篇重视对地理的叙述，并切实地影响着其叙述的地理的内容。

综上，民国学人特别是史地期刊学人在理论认识、图书分类和史书撰写上对史地关系的强调，都直接承自传统学术体系中对史地关系的认知。在近代学术分科的背景之下，史学和地理虽已各自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在传统史地关系认知的影响下，以郑鹤声为代表的史地期刊学人仍强调二者“毕竟是有亲属之谊，往返联络，总不能断”。当史地期刊学人带着这种对史地关系的认知，设置科系、创办学术期刊时，“史地合一”的理念自然顺理成章地反映到其中去了。

三、史地教育的持续不佳

尽管学术界对史地关系的重要性有着十分充分的认识，如柳诒徵甚至将史地知识上升到不明史地，无以探究“宇宙之真相”“国家之真谛”“人生之真义”的高度，但是在实际的教育教学领域，史地教育状况并不令人满意。

吴晗在1934年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学历史教育》的文章，以当年清华大学四千份大学入学考试历史试卷的答题情况为依据，指出当时历史教育的糟糕状况：

不禁为中学的历史教育前途悲观！题目全部是极简易的常识测验，是每一个人都应当知道的事。例如第二十三题“九一八事变发生于民国几年，公历几年”，假如中国人不是一个健忘的民族的时候，至少这一答案我们希望能全部答出。结果是答对的还不到半数！……时代的观念最闹不清楚，司马光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答案说他是汉朝的人……第十三题成绩最坏，考生大部没有弄清楚朝代的顺序，错得最厉害最多。……从这次考试的结果来看，很可悲观的是能具有通俗历史常识的毕业生寥寥可数，谈不上百分数。这些人而且是四万万人中的优秀分子。

陈述史地教育堪忧的现状以及对此现状的批评，同样也反映于史地期刊中。如柳诒徵在1921年《史地学报》第一期的《序言》中说：

清季迄今，校有史地之科，人知图表之目，其学宜蒸蒸日进矣。顾师不善教，弟不悦学，尽教科讲为封畛，计年毕之，他匪所及，于是历史地理之知识，几几乎由小而降于零。……其可耻孰甚。吾尝以此晓诸生。诸生亦耻之，于是有史地学报之刊。

这里，柳诒徵明确了创办《史地学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试图改变史地之学“师不善教，弟不悦学”的局面，提高史地之学的地位，扩大史地之学的影响。陈训慈亦对晚清民国以来史地教育的失败提出了批评：

史地繁博之学，尤稀人过问。试揆之著述，征之教育，察之学者之团结，无在不呈荒落之现象焉。……更言史地之教育，其因循暗淡，尤可显见。中小学之历史地理二科，其教本之不良，与教师之多不胜任，皆不容讳言之事实。

不过，史地教育的糟糕状况显然非一时所能改变。创刊于1926年的《史学与地学》，柳诒徵在其撰写的发刊词和《中国史学之双轨》中，仍对清末以来的史地教育表达强烈的不满：

族性之漓，盖在近代。一坏于科举之八比文，再坏于学校之教科书，三坏于贾竖盗窃之执国柄而擅方州。半聪塞明，绝圣弃智。日造丑史，人污净土。……而谋所以振吾族文明之零落，中国史地学会之兴，职是故也。

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史地期刊仍然有大量批评史地教育的言论。如《大公报·史地周刊》在发刊词中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历史和地理教育的不理想，而《史地周刊》的任务就是要把“科学的正确和通俗的趣味结合”。大夏大学所办的《史地丛刊》指出了中国史学的种种问题，并说“地理一科，在中国向少人注意，各学校的漠视，当作了功课中的点缀品，此种知识之缺乏，已经成为一般公认之事实。……我们为着求知的驱迫，地理也就成了与历史并重”。所以，为了改变这种不重视地理的局面，改进对史地的研究，因而出版此刊。《史地教育特刊》仍对史地教育的失败感到担忧，“史地教育之重要，时人论之者甚多。近十余年来，中等学校偏重理科，文科课程多不充实，故学生之史地成绩，日见退步。非但有碍于学生个人升学之便利，其对于国家民族之前途，影响尤深。……是以‘史地教育’之刊行，其意义尤为深远”。

除了呼吁应加强史地教育外，史地期刊更是刊发了大量的关于改善史地教育的文章，诸如如何改善史地的教学方法、如何改进史地教科书的编撰，如何培养学生对史地的兴趣等。

民国史地教育的不理想，促使史地期刊学人希冀通过期刊这一重要媒介努力改进史地教育的现状并推动史地教育的发展。这是继北高师《史地丛刊》、南高师《史地学报》以后，不断有史地期刊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近代学术的学科分类体制中，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近代意义的学科化表现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新意。历史学和地理学合二为一并称为“史地”的科系、学会、学术期刊的创办，亦属其新意之一。而学术期刊中“史地”的并称，尤为引人注目。史地期刊的出现，实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下的结果。这里既有受政府法令、史地教育的持续不理想等现实因素的影响，亦有传统学术中史地关系认知的延续。近代“史地合一”现象在科系、学会包括在历史教科书中的出现，亦大体可以从以上几点找出原因。

不过，西式分科毕竟代表着当时前进的方向，史学和地学的分离亦是大势所趋。历史学和地理学在近代中国的学科化进程中最终还是各自独立为一门专门之学了。从合至分的过程，1929年前后可被看作是一个分界点。此后，独立的史学系、史学会特别是史学期刊纷纷出现。张越说：“抛开地理学而专以史学为独立内容的期刊不久就出现了，说明这时人们已经初步具有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观念。”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创办的《史地丛刊》早在1923年就已经停刊。1928年，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分离，分别成为历史系和地理系。3年之后，北平师范大学史学会创办了专以史学为主题的史学杂志——《师大史学丛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所办的《史地学报》于1926年10月停刊后，柳诒徵、张其昀等原南高学人又于12月份办起了《史学与地学》，似有重振史地期刊之意。但这份史地期刊仅出版了4期便宣告终结，而且最后一期的出版已是2年之后。《史学与地学》停刊之后，张其昀等人所创办的不再是以“史地”命名的期刊，而是以“史学”命名的期刊——《史学杂志》。柳诒徵在给其所写的《发刊词》中说：“往偕诸生倡《史地学报》，嗣后又倡《史学与地学》，皆骈列史地犹昆弟挛(孪)生者。然去年张子其昀倡《地理杂志》于大学，今年缪范陈郑诸子又与张子倡《史学杂志》，盖孪(孪)生之子自毁齿而象勺，虽同几席而各专其简策之通轨也。”显然，柳诒徵不仅注意到了以往“史地”合一的办刊宗旨已经发生了变化的现象，而且对二者走向分离的事实也视若正常，大致反映出了近代史学学科化、史地期刊向以史学为独立内容的史学期刊转变的趋势确为学术发展之“通轨”。

1930年代至1940年代科系、学会、学术期刊中“史地合一”的现象卷土重来，这是由于史地教育效果不佳、应对中学师资需求、民族危机持续加剧等特殊情况所致，亦与一些学人特别强调史学和地学之关系有关。这与近代史学的学科化、史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发展趋势，其实是相悖的，但并不代表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此时还未初建起来。反倒是一些因观念层面的原因而继续坚持“史地合一”的学人已经在此时遭到非议。时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师的么枕生回忆道，当年在遵义浙江大学史地系内，早就存在史与地的分与合问题，“张其昀先生坚持史地合一，而广大教师与学生则都认为史地应当分开”。张其昀因此备受多方指责。

李思纯关于师范学院所设史地学系的一段评论，尤可看出当时“史”“地”分离的趋势。他说，“师院史地系之目的，在养成中等学校之史地教师”，“然亦不能谓其毫无养成专门史地学者之目的”，有鉴于此，“史与地必须于第三学年分组”“史地二学，虽曰密切相关，实则性质悬隔，无由混合。历史为人为之学，地理为自然之学，历史为时间之学，地理为空间之学，历史为文字记载之学，地理为实际观察之学，二者合途而分辙，以一人之时间精力，决无兼治二学之理”。这已是典型的以现代分科治学的理念去重审师范学院中“史地合一”的科系设置。只是考虑到中学师资的具体需要，因而主张师范学院史地系前两年“应采史地并重之原则”，“但第三年至第四年，则应分组专攻。于第三年上期，根据学生之求学兴趣，分为历史、地理二组，分头发展，各有主从”。在科系设置上，不得不进行“史地合一”设置的师范学院，还如此强调分科治学，史学和地学的分离，已经十分明显了。

实际上，1929年前后，伴随着外在建制方面，大量独立的史学科系、史学会、史学期刊的出现，内在建制方面，1920年代至1930年代，各高校历史系普遍开设有关史学理论方法课目，而且几乎遵循相同的治史原则，形成了历史研究法的定型化和标准化。另外，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此时还普遍注意在开篇论述诸如“历史是什么”“历史的范围”“历史的价值”等史学理论问题，以及史学概论类著述的涌现，这些都表明史学作为近代意义的一门独立学科，在1920年代末1930年代初已初步形成。史学同地学应当分离、创办独立的史学科系、史学会和史学期刊，到1920年代末，在观念上已成为大多数学人的共识，在实践层面，也已初步形成了。

（本文原刊《江汉学术》2018年第4期第104-111页，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8年10期转载。文中原有注释，引用请务必参考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