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甲午战争时期，近代日本社会出现了首次全国性汉语热，主要表现为军用汉语教科书的大量出版以及出征部队对汉语翻译的大量需求。此期间出版的汉语教科书，根据其内容，可以分为“纯军用”“准军用”“纯语言”三种类型，反映了当时日本军部对甲午战争的精心策划与充分准备。这些军用汉语教科书虽成为日军战事顺利推进的隐形武器，但由此带来的畸形的汉语教科书出版热却令人深思。

关 键 词：甲午战争 日本 汉语教科书 军用 出版热

       众所周知，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曾以中国为师，全方位向中国学习，当然包括汉语；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将仰视的目光转向了欧美，日本人学习汉语与欧美等国的语言相比，人数较少，是不受欢迎的外语。然而，随着日本国家转型，蓄谋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日本军方，却推动了汉语学习热潮，尤其在甲午战争期间军用汉语热迅速升温。

       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六角恒广①，中国学者李无未②，都曾经对明治时期的日本汉语教育及教科书做过较为全面的考证，但二人并未专门从军用角度予以详论，也未对军用汉语教科书进行归纳梳理。据笔者管窥，目前学界尚未有考释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军用汉语热的成果。

        本文以甲午战争为时间轴，依据以数字化形式公开的日本军事档案资料，从军用汉语的角度分析当时军用汉语热潮的产生与发展，进一步梳理汉语教科书的出版轨迹，并根据汉语教科书的内容明确其属性。另外，通过这些教科书可以发现当时日本对甲午战争所做的精心策划与全方位准备，探究其所带来的畸形的军用汉语热。

一、战前军方的汉语学习与汉语教科书出版

       1871年日本外务省成立了汉语学校——汉语学所。外务省从长崎的唐通事中挑选汉语教师，任命唐通事彭城中平为汉语学所教员，兼任教头。1872年，军部派遣池上四郎少佐、武市熊吉大尉和彭城中平三人作为密探，扮成商人潜入中国东北。这三个密探对辽东半岛及周边地区的地理兵备、政情风俗等进行详细侦察，尤其认真调查辽河的结冰和解冻情况。他们回国后向政府提交了《满洲视察复命书》和《清国滞留见闻事件》。彭城中平是汉语教师，是此次侦察活动的中心人物。由于三人有时分头行动，可见其他二人也具有一定的汉语交际能力。此次派遣成为明治政府对中国实施秘密侦察活动的嚆矢，从时间上看，距离甲午战争开战尚有22年。

        在1873-1888年的16年间，日本军部派往中国侦察的军官达166人次之多，平均每年至少要派遣10人次。③其实，当时中国政府是明令禁止外国人进入内地的，于是他们就伪装成朝鲜人从事侦察活动，主要针对地理、风俗、政治、军备、财政等进行调查。这些军官密探为了便于侦察、收集军事情报和测绘④，掌握汉语应该是必不可少的。

        鉴于对语言需求的战略眼光，军方认识到军人掌握汉语的重要性。1879年11月，日军参谋本部派遣16名留学生赴北京专门学习北京官话。这一重要决定源于日军参谋本部管西局局长桂太郎的极力争取，其对于派遣留学生的目的进行了如下阐述：“便于语言翻译之用，有培养译员之必要。”⑤显然，认识到学习汉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应该是日本军方促成第一批留学生派遣的一大要因。这16人在北京学习两年后，于1881年12月接到日军参谋本部指令后陆续回国。他们回国后，主要在陆军各镇台⑥及士官学校讲授汉语。以1887年为例，当时就任东京、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等五个镇台的汉语教师就有10人。⑦毋庸置疑，军方非常注重军人的汉语学习。

        上述留学生的派遣主要集中于陆军，但海军也不甘示弱。1883年2月，海军卿川村纯义在给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的电文中，迫切请求批准派遣一名海军留学生到中国留学，“海军省会汉语者甚少，以备万一有事之时之不便”⑧，要求派遣兴亚会会员仁礼敬之到中国留学两年，终获政府批准。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之马尾海战中，仁礼敬之侦察双方战况，在福州为日本海军传递战争实况，并附有双方交战地图。这些资料被及时汇报给海军省，竟获得12位大臣及参议的传阅⑨，足以说明日本政府对该报告的重视程度。甲午战争爆发之际，仁礼敬之还出版《中法战争日记》，成为甲午战争的重要参考。

        军部对将校军官的派遣止于1888年。由于军部历时16年的秘密侦察，对于中国兵制等情况调查基本结束，且对于中国内地情报的搜集，尤其用兵上的地理情况已了如指掌。这说明日本军方在发动甲午战争6年前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

日本政府的间谍培养、情报收集、地形侦察等谍报活动均离不开中国，当然也离不开汉语，这无疑助推了日本战前的军用汉语学习热潮。

       1876年东京的一些军官成立了汉语私塾——“日清社”，军方对北京官话的学习肇始于此。此时距离甲午战争开战还有18年。1879年8月，一些学汉语的军官组成了军队内部的汉语学习组织——“汉语会”，在该会学习者多达数十人，且他们还从特意从中国聘请教师，说明其具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如前所述，各镇台均配备了专门的汉语教师，显然各地方部队的汉语教学也是在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同时，社会上还出现了专门的学习机构——“兴亚会支那语学校”。1880年初，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曾根俊虎与一些军官成立“兴亚会”，其首要工作就是开设“兴亚会支那语学校”。他们在夜间开设特色班，为陆军教导团的军官和士官讲授汉语课。此类特色班的开设，日军参谋本部显然直接参与其中。与“汉语会”有所不同，“兴亚会支那语学校”是陆军和海军的外部汉语培训机构。

       1883年，日本成立陆军大学，在入学考试的外语科目中就有“汉语”供考生选择。可见，军官的汉语学习体系日益成熟，制度更加完善。另外，军队内部还制定了对汉语学习者予以特殊奖励的政策。⑩

       在日军参谋本部的大力支持下，荒尾精于1890年在中国上海成立了日清贸易研究所。第一次招生时，所长荒尾精亲自在全日本游说，最终从500个报名者中筛选150人进入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学习。日清贸易研究所是日本陆军在中国的教育机构，开设的课程除了商业科目外，常年开设汉语课程，每周汉语课达12学时，约占周学时的三分之一。(11)可见，研究所在课程的安排上完全侧重于汉语教学。另外，学员的修业年限为三年，毕业后商业实习两年。1893年6月，日清贸易研究所的首批学生们学业结束，7月，日军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亲临毕业仪式，可见军方对该机构的重视程度。

        日本在注重军人的汉语教育和翻译能力培养的同时，对于汉语教科书的出版同样不遗余力。日本第一本与军事相关的汉语教科书是1885年7月由升荣堂出版的《英清会话自通》。(12)该教科书的后面附有多达20页的“兵要常语”，采用的是中日互译形式的军用会话。

         日本军方在战前积极参与编辑和出版汉语教科书《自迩集平仄编四声连珠》，该教科书是1886年由陆军文库发行的军用汉语教科书。编者为福岛安正，由中国满族旗人绍古英继校订。教科书模仿英国人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编著的《语言自迩集》(1867年)，主要内容包括政治、兵制、人情、风俗、习惯、地理、气候等，与当时日军参谋本部所需各类情报相吻合，其目的性和针对性显而易见。福岛于1879年作为第七批派遣军官，乔装成中国人，对上海、大沽、天津、北京、内蒙古等地的军事情况进行了历时五个月的缜密侦察。回国以后，福岛将侦察结果整理成《邻国兵备略》《清国兵制集》上报日本政府。显然，该教科书的特殊性质与作者的身份是相符的。另据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的资料可知，该教科书出版后即刻赠给陆军士官学校15部(13)，又赠给日本政府其他相关部门11部(14)，还赠与东京图书馆，以便一般人学习之用。

       1887年，东京镇台编写的《支那话要略》，大多为军事用语。该教科书的《绪言》指出：“本书为避免在有事之日，军官士卒日常之不便，略记极近地道支那话之大要，成今日之一小册子，以供他日之用。”(15)目的是为了“有事之日”和“他日之用”，无疑是为战争所做的语言准备。

       无论汉语培训机构的设置，还是汉语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均由军方背后操纵，从而为军用汉语热在日本快速“升温”提供了有利条件，反映了日本军方以中国为假想敌而战争准备的超前性。

二、甲午战争与军用汉语教科书的出版热

       甲午战争是以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为开端，至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而结束，历时9个月，横跨两个年度。战前军方在汉语学习以及教科书出版上的准备已经比较明显，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军用汉语热是以军用汉语教科书大量出版的形式显现出来。

       笔者按照汉语教科书的内容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为“纯军用”的，即教科书内容主要为军事用语，大多涉及行军、侦察，以及如何命令、恐吓中国人的言语表现等；第二种为“准军用”的，即军事用语相对较少，只占其中的一部分；第三种为“纯语言”的，即不含军事用语。

      为了尽可能客观地考察甲午战争与军用汉语热之间的渊源关系，笔者分战前、战时、战后三个阶段，即1893年为战前、1894年和1895年为战时、1896年为战后，分别考察各个阶段的汉语教科书情况。

       开战前一年仅出版两部汉语教科书。当然，从严格意义来讲，《支那文典》是一本语法书，还算不上真正的汉语教科书。在教材编写上专注日中贸易的沼田正宣，曾是参谋本部首批派遣16名留华学生中的一员，但其编写的《日清会话自在》是纯语言类的教科书，并无军事用语。这说明战争前一年的教科书出版尚处于“平静期”。

由表2可见，开战第一年出版了17部汉语教科书，其中纯军用、准军用汉语教科书分别为8部、6部，纯语言教科书仅为3部。

      纯军用汉语教科书，如《兵要支那语》于8月3日印刷，8月7日发行。编者为拱卫京城的近卫步兵第一旅团，校正者为平岩道知，即参谋本部首批派遣赴北京留学的16人中的一员。教科书中充满了军事用语，比如，“有**吗”“扎死你”“你营里有多少人”“你不肯说实话就打死你”“探听敌兵的动静来”“号令官的姓名叫什么”“水师提督是谁呀”等。该教科书在18天后的8月25日又增订再版，对内容进行了适当修订，并增加了“兵要朝鲜语”部分，该教科书无疑是为战争而编写的。

      另外，参谋本部编辑的《日清会话》于1894年8月23日发行，正文有213页，加上附录13页，共有226页。教科书的内容涵盖了行军、侦察、恐吓、命令，以及与中国人交流等日常生活用语的全貌。军事用语如“快说实话还可以叫你活着”“把他押到牢里去”“两下里夹攻没有不胜的”“敌兵听见日本的兵到了都逃跑了”“若是跑就杀你”“那个镇店上所住的兵是步队是炮队”“把守炮台的兵有多少”“那个机器局里一天可以做多少杆枪”等。

      除了由军事机关迫不及待地编写自己的汉语教科书以外，还有个人编写的军用汉语教科书，如1894年9月出版的纯军用汉语教科书《附宣战敕语：日清韩对话便览》由田口文治编著，该教科书的篇首即为甲午战争的“宣战诏书”。该书分为“日清对照兵语要集”“日韩对照兵语要略”两个部分，其中“日清对照兵语要集”包括“侦察及斥候之部”“步哨之部”“舍营之部”“征发之部”“杂话之部”，以及“日清度量衡比较表”，内容完全围绕战争。

      1894年度出版的准军用汉语教科书，星邦贞编著的《独习日清对话捷径》就是一例。教科书内容有“战时要语(陆军)”和“战时要语(海军)”，军事用语约占四分之一的篇幅。涉及海军用语的词语、词组及句子有“水军”“兵船”“火船”“上了船”“下了船”“上岸”“装载货物”“装载兵粮”“漂到什么地方呢”“那兵船今日开往朝鲜”“满船搭载煤炭去”“另外的东西没有搭载吗”“想必是清国兵船”“在清国有几艘兵船么”等。从中可以看出，教科书中对海军用语特别单独列出，针对性很强，足见其认识到海军用语的重要性。

      总之，1894年度出版的军用汉语教科书达82.4％，其中9月一个月之内就出版7部之多，军用汉语教科书出版的炙热程度可见一斑，反映了甲午战争使日本产生了史无前例的军用汉语热。

      由表3可知，1895年出版的汉语教科书有26部。纯军用教科书仅有1部，即《笔谈自在：军用日清会话》，由铃木道宇编著。该教科书主要分为两编，第一编为“单词部”，第二编为“会话部”，其中“会话部”包括“军事会话”“步哨用语”“小哨及盘查用语”“审问用语”“给养兵用语”“炊事兵用语”。准军用汉语教科书有12部，纯语言教科书为13部，其中“台湾语”(16)教科书为8部。该年度出版的军用汉语教科书和纯语言类教科书各占50％。其中，“台湾语”教科书占30.8％。随着战争结束，军用汉语教科书的出版势头明显减弱。7月以后，“台湾语”教科书的出版开始突显出来。

       由表4可见，战后第一年的1896年度出版的汉语教科书有15部。军用汉语教科书渐渐消失，纯军用及准军用汉语教科书各1部，纯语言教科书为13部。有的虽为纯语言教科书，但也极力彰显日本，如石附省吾编译的《支那语学文法 第1号》中就自称“日本帝国”。本年度军用汉语教科书占13.3％，纯语言教科书占86.7％。“台湾语”教科书为13部，占该年度的86.7％，是上一年度的2倍多，增长速度惊人。

       通过对四个年度的汉语教科书的梳理可以发现，开战前一年的1893年度出版2部纯语言教科书。开战第一年的1894年度，纯军用及准军用汉语教科书如雨后春笋，显然是战争催生了军用汉语教材的不断出版发行。编者不仅有军事机关、职业军人及曾经的军人，还有军校教员及一般教员。1894年9月出版7部军用汉语教科书，平均4天多出一部。出版时间之所以如此集中，毋庸置疑是战争的狂热和刺激所带来的。1895年，由于战争接近尾声，军用及准军用的汉语教科书开始减少，纯语言教科书开始增多，尤其“台湾语”教科书开始涌现。1896年，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台湾语”教科书的出版数量猛增。究其原因，由于《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台湾语”成为殖民统治所必需的重要工具。

三、战场上军用汉语教科书及随军翻译的“需求热”

      甲午战争爆发后，军用汉语热迅速“升温”，其主要表现除教科书的大量出版外，战场上的军用汉语教科书，以及军中汉语翻译的急切需求方面也是证明。

      第一，战场上军用汉语教科书的急需。

       据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以数字化形式公开的资料可知：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对汉语教科书的需求“旺盛”。1894年10月13日，大本营副官大生定孝给第二军参谋长井上光的电文中提到，附《日清会话》4部。(17)

1895年2月3日，大本营大生定孝副官给盐山兵站发送了直隶、山东省地图和《日清会话》20部。(18)2月9日，大本营的大生中佐发给参谋本部藤井大佐的电文中，要求紧急运送《日清会话》400部。(19)一次就急需400部，显然前线部队大量需求军用汉语教科书。

       1895年2月24日，北海道屯田兵参谋长浅田信兴在给参谋本部儿玉源太郎的电报中，除了要求发送《对清策资料》和地图外，还需《日清会话》100部。(19)

       可见，前线部队对军用汉语教科书的需求是迫切的、大量的，同时也说明军方对《日清会话》的认可程度。那么这个《日清会话》究竟是哪本教科书呢?因为同年出版的署名《日清会话》的教科书有三部。从编者、发行时间、教科书的性质以及日俄战争期间的电报文稿来看(20)，笔者认为，这里所说的《日清会话》是由参谋本部所编写的《日清会话》。

总之，军用汉语教科书在这场战争中的需求量及其受重视程度使人一目了然，无疑也是军用汉语热的一种体现形式。

        第二，对随军翻译的大量需求。

        虽然军方对于这场战争蓄谋已久，战前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由于战争形势的需要，对于汉语翻译的需求量较大。

        甲午战争爆发后，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要求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学员作为汉语翻译从军。学员及学校相关人员有150名左右从军，且首席汉语教官御幡雅文还亲自作为第二军司令部的一等翻译随军出征。御幡雅文是参谋本部首批派遣的16名留华学生之一，也是当时日本汉语界的权威人物。日清贸易研究所的这些随军师生均受到军部的特殊关照，他们身上有着与其他随军翻译不同的标记，“佩戴特殊徽章，一眼便可辨认出是否为研究所出身”(21)，从中也可以发现参谋本部与日清贸易研究所之间的密切关系。

1894年9月11日，陆军省副官山内长人给第二师团参谋长大久保利贞的电报中，询问该师团需配多少随军汉语翻译。(23)9月15日，大久保回电：“我师团需32名汉语翻译。”(24)

       战场上的日军不仅需要翻译，留守军队同样需要翻译。1894年10月11日，留守第一师团给陆军省副官山内长人的电报中提到，敌方伤者在红十字医院治疗，需要通晓汉语的翻译人员。(25)另外，日本的清军战俘营中同样需要汉语翻译。(26)

        1895年2月3日，第四师团参谋长原口兼济发给大本营副官大生定孝的电文中说：“分配给出征部队的通晓汉语的翻译官欠缺，处于几乎无人可派的现状。按理应该在各个部队的下士中选拔合适者予以培养，但眼下几乎没有具备汉语素养的下士，且亦无法赶上出征。望大本营予以选派。”(27)通过该电文可知，出征部队对汉语翻译人员的需求是何等迫切。

1895年5月11日，被任命为征清大总督的小松宫彰仁亲王发给第一军司令官野津道贯的电报中，要求将准备好的30名汉语翻译，在同月20日前送至亲王府。(28)

        战争对汉语翻译的大量需求，无疑需要军方培养充足的汉语翻译人才，这在无形之中催生了日本的军事汉语热。

       由于汉语翻译的从军，使得日军的战事进展顺利，为日本获胜甲午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1895年9月24日，陆军大臣大山岩在给首相伊藤博文的《给予从事陆军翻译人员待遇案》中，充分肯定了汉语翻译在甲午战争中所做的“贡献”，表示战事虽然结束，但威海卫及台湾等地仍不断需要翻译，为了留住翻译人才，应给予汉语翻译相应的身份。具体而言，给予汉语翻译的身份如下：给予工资在80元以上者为“奏任官”(29)，工资不足60元者为“判任官”。(30)大山岩的请示受到日本政府高层的重视，9月30日即获得审议通过，并有议长、九位大臣及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签字。(30)

       1895年2月23日，《读卖新闻》中有一则《韩清语学校学生报名者过多》的新闻：“鉴于涩泽、大仓诸氏的发起，韩清语学校(京桥区新肴町)自下月3月1日起正式开课。但由于近日报名人数非常之多，迟报名者也许会被拒绝。另外，上课时间为下午6点至8点。其中6点至7点为朝鲜语，7点至8点为汉语。一年毕业。”(31)《读卖新闻》这样的大报登载汉语学校的新闻公告，并特别说明报名人数较多，若报名迟了则可能被拒收，反映了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国内的汉语学习热潮。

四、结论

       通过考察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军用汉语热产生的历史背景，基本厘清了当时出版的汉语教科书、出征部队对军用汉语教科书及随军翻译的大量需求情况。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日本军国主义者为实现侵华目的，从改变自己的汉语教育入手。军方汉语学习机构的设立，军人的汉语学习，以及参谋本部、近卫步兵第一旅团等军方机构编辑出版军用汉语教科书，这些均表明日本军方有组织、有计划的汉语教育体系的正式形成与确立。甲午战争虽然催生了近代日本第一轮汉语热潮，但它完全是在战争刺激下形成的扭曲的军用汉语热。这种“汉语热”充分表现出军事侵略的目的性，也就是说，军方的汉语教育完全是将汉语视为侵略工具。

         其次，通过军方大量出版军事这一特殊领域的汉语教科书，我们可以发现，此时“汉语热”的形成与侵略是互为促进、相辅相成的。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催生了军用汉语热的产生与发展；同时，军用汉语热无疑也助推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可见，军用汉语教科书的纽带作用不可小视。

        再次，军用汉语教科书中的军人常用语，充分暴露了日本军人对中国人采取的简单粗暴而充满歧视的态度。显然，这是日本蔑视中国观开始形成的充分体现；同时，这也恰恰是对福泽谕吉等人所宣扬的甲午战争为“文明之战”这一谬论的自我否定。可见，此类汉语教科书无疑也是侮华言论乃至侵华事实的一种体现。

       最后，军用汉语教科书及随军汉语翻译的大量需求，成为印证日本侵华的历史缩影，为中日关系研究及日本侵华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历史资料。

      可以说，在汉语国际推广的大背景下，我们对于全球“汉语热”继续充满期待和设想的同时，仍然有必要回眸与反思当年日本的军用汉语热。由于历史轨迹具有相似性与重复性，故而此项研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和教育意义。

注释：

①如六角恒底『近代日本の中国語教育』(不二出版、1984年)、『中国語教育史の研究』(東方書店、1988年)、『中国語教本類集成』(不二出版、1991年)、『中国語学習余聞』(学習社、1998年)、『中国語教育史稿拾遗』(不二出版、2002年)等系列研究。但是，六角在『中国語関係書書目：1867-2000J(增補版、不二出版、2001年)中，对甲午战争期间汉语教科书的统计遗漏较多。

②李无未：《日本汉语教科书汇刊(江户明治编)》(全60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

③「第1図 清国驻在参谋将校一覧」、村上勝彦解題「隣邦軍事密偵と兵要地誌」、陸軍参謀本部編『朝鲜地誌略』、龍渓書舍、1981年。

④许金生：《盗测中国——近代日本在华秘密测量史概述》，《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3期。

⑤東亜同文会編『对支回顧録』下巻、原書房、1968年、237-239頁。

⑥日本陆军于1871-1888年间常设的最大的部队单位。

⑦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6080306000、明治20年「贰大日记 10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⑧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1100257300、明治16年·第108巻·明治16年9-10月·海軍省「公文録」(国立公文書館)。

⑨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03023676100、明治15年-明治18年·第四卷·明治15年-明治18年「公文別録·仏清事件」(国立公文書館)。

⑩東亜同文会編『対支回顧録』下巻、1968年、270頁。

(11)六角恒広『中国語教育史の研究』、1988年、304-306頁。

(12)田中正程訳、ジョン·ベゼス(Bebisu，)、張滋昉校『英清会話独案内』、昇荣堂、1885年。

(13)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7081305800、明治18年7-9月「参謀本部大日記 部内申牒3参水」963 号-1434号(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4)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6080174600、明治19年「贰大日記 6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5)東京鎮台「緒言」、『支那話要略』、1887年、1頁。

(16)本文中的“台湾语”沿用当时称谓，“台湾语”实则为当年日本殖民台湾时期对“汉语”别有用心的一种称谓。

(17)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6061199500、明治27年9月30日-11月13日「臨発書類綴 庶」(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8)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6060866300明治28年1月—明治28年4月「凳電綴(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19)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6060870400明治28年1月—明治28年4月「凳電缀(四)」(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0)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7082109300、明治28年「参謀本部大日記 参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1)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7082404200、明治38年自1月至4月「参謀本部大日記 臨号1」(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在日俄战争期间的电文中，战场上所需的《日清会话》后标记为“参谋本部编”。

(22)東亜同文書院学友会編『日清貿易研究所·東亜同文書院沿革史』、東亜同文書院学友会、1908年、27頁。

(23)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6061177200、明治27年7月27日—9月25日「臨着書類綴庶」(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4)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6061180300、明治27年7月27日—9月25日「臨着書類綴庶」(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5)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5121595600、明治27年10「甲 27 8年戦役日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6)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6022490600、明治28年8月「27 8年戦役日記 完」(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7)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6061400700、明治28年1月22日—明治29年4月9日「臨着書類綴庶」(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8)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06060925600、明治28年4月19日-5月16日『凳電綴(六)」(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29)即当时日本第三至第八等的高等官。此级别的官员须经天皇许可，由首相任命。

(30)属于当时的下级官员，以天皇委任的形式，由各行政长官任命。

(31)JACAR(アジア歷史資料センター)Ref.A15112958000、明治28年·第九巻·官職四·官制四·官等俸給及給与二(陸軍省二-台湾総督府)(国立公文書館)。

(32)「韓清語学校生徒の申込多し」、『読壳新聞』（朝刊）、1895年2月23日。

转引自：《抗日战争研究》(京)2017年第1期，第107-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