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新宇 著

ISBN：978-7-100-18416-8

开本：16开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3年8月

定价：128.00元

目录

引　言 / 1

第一章　村落

——膳房堡的故事 / 8

一、李世瑜《现在华北秘密宗教》留下的问题 / 8

二、膳房堡教案前奏：华北三省的“逆词” / 12

三、膳房堡的祖师：道统、血统与庙产 / 18

四、膳房堡的许姓：村落里的庙权与教权 / 28

五、更多的教派谱系：跨地域的道门网络和复合型的宗教权威 / 42

六、庙宇、圣职与宗教权威的继续“层累”：“新道门” 的引入 / 57

七、村社与跨村社宗教：村落的义务与摊派 / 65

八、尾声：近代化乡村政治中的物质资源与象征资源 / 69

第二章　宗族

——祖师的族谱 / 73

一、万全发现的《老祖家谱》 / 75

二、祖师的原籍 / 81

三、祖师的家布 / 83

四、想象的宗图与宗族 / 85

第三章　卫所

——戍边军户的来源与生计 / 88

一、卫所制度的特点 / 88

二、籍军建卫的办法 / 91

三、万全左、右卫的建置及其旗军的来源 / 93

四、万全左、右卫建卫后的沿革 / 98

五、拨兑 / 99

六、卫所余丁的出路 / 104

第四章　夫妇

——普明、普光组成的边堡家庭 / 123

一、卫所婚姻 / 124

二、天缘相凑 / 126

三、新发现的普明夫妇年表 / 132

四、王氏娘家的史料 / 136

五、男女双修 / 142

六、李普明去世后的王氏 / 149

第五章　经典（上）

——“成化禁书”的消息 / 162

一、《三煞截鬼经》 / 166

二、“银城图”考 / 179

第六章　经典（下）

——“最早的”教派宝卷 / 191

一、《佛说皇极结果宝卷》的年代之争 / 193

二、“永乐一十年代”刊本的问题 / 196

三、现存三个版本的关系 / 199

四、被隐藏起来的祖师 / 202

五、“摘光”的意义 / 203

六、摘光祖的身份 / 208

七、普贤的丈夫 / 210

参考文献 / 214

附　录

附录一 “新发现”的重要明清秘密宗教文献（《明清秘密社会

史料撷珍·黄天道卷》代导言） / 228

附录二 《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总目录 / 237

附录三 新发现黄天道符图牌印 / 241

附录四 “民间”何在？—评述曹新宇新著《祖师的族谱：

明清白莲教社会历史调查之一》 / 289

后记/301

内容简介

从摩尼教的变种（包括各种“杂糅假说”），到反映排斥社会“异己”的“污名化标签”（白莲教并无“自我认同”的实体），尽管内涵矛盾，但这些观点却是目前学界关于白莲教的主流学说。民间史料的欠缺，推动作者转换视角，从逐村的社会历史调查入手，发掘、抢救濒临永久毁灭的民间文书，开拓白莲教的“地方化”研究。本书是中国社会史领域具有典范意义的一部新著。作者曾经长期在华北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抢救出一批极为珍贵的黄天道文书。基于这批新发现的民间文书和传世历史文献，作者对黄天道的历史进行了细致的史实考辨，解决了此前悬而未决的黄天道祖师普明的原籍问题，重建了黄天道创教初期的教首经历、教义内涵以及宗教传承过程，揭示了学界公认最早一种宝卷的丰富内涵及其与黄天道的深厚渊源。本书从地方视角出发，对官书档案、道内宝卷、民间传说、乡土小戏等不同性质文献层层剥笋，纵向剖析，努力突破传统宗教史、社会史与制度史的藩篱，是一部极具创新精神的优秀学术著作。

作者简介

曹新宇，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清史文献馆馆长。主要研究明清秘密社会史、民间宗教史、近世中西交通史。著有《中国秘密社会·第三卷·清代教门》（合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祖师的族谱：明清白莲教社会历史调查之一》（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6年），主编《新史学（第十卷）：激辩儒教：近世中国的宗教认同》（中华书局，2019年）；另主编大型文献集《明清秘密社会史料撷珍·黄天道卷》7册（台北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许地山藏书珍本选辑》（全100册）（合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引  言

2012年夏天，笔者在长城脚下的河北省万全县发现了一批罕见的民间文书。这批文书大部分是明、清、民国时期刊刻、抄写、制作的民间教派宝卷。当中有九种大型彩绘帛书宝卷，还有不少失传已久的宝卷抄本，均为学界从未见过的孤本。宝卷是民间文书里的“席上珍”，历来为民间文献研究者所重视。而且我在华北田野调查这么多年，还从未见过如此完整的一个“文库”，保存这样完好。惊喜和震撼之余，我试探提议：能否出版这批文书，把它们公布给学术界使用？文献收藏者李凤云（化名）女士托人捎话：“动这些经卷，需要一件‘信物’。”

原来，她的藏品中有一件帛书，大小约85cm×95cm，上有半方大印，朱砂绘制，约占整个帛书的一半。

找她拿经卷，就请准备好另一半印。如果两个半印契合，就证明是“贵人”来访，这批文献不仅可供查阅，而且可以随时拿走。

不用说，这个“条件”令我非常惊讶！85岁的老人（2012年）说出这番话来，自然是很认真的。听得出来，很长时间里，她一直在等待另外一个半印的出现。后来我才知道，这批经卷与帛书，在她家里已经保管了两代。直接委托李女士保管经卷的，是她已故的丈夫子祥先生。而传给子祥的，是他的父亲崇善先生。一个多世纪了，从未有人前来打听这些经卷的下落。

更让我惊叹的是，这个普通人家一百多年来坚守承诺的这份“执着”——不用说清末民国时期中国所经历过的一系列剧烈的战争与革命运动，就在1949年以来的“破四旧”和“文化大革命”中，家里保存这样一大批经卷，也要冒很大的风险！显然，这些经卷对她来说，意义不同寻常。她甚至没有因为多年无人来访，就忽略了对经卷的保管，或将其视为己有。在民间“文物热”与商品化意识无孔不入的今天，这样的例子可真不多见！

类似的半印，我在民间教派经卷中见过。从文字来看，似乎是道门内部所谓“末后”时分躲避劫数的符印。我一直怀疑，这种半印，是否只是道教经卷上“道符”的某种衍生品。李女士的这个“条件”，提醒我它还具有组织与联络的功用。此外，通过“合符对印”来确立某种契约式的权利关系，不是封闭的农村社区或缺乏文书系统的“小传统”文化的产物。在历史上，只有当国家权威需要对农村土地、财产契税进行管理时，才出现这种方式。而在民间，这种验证形式，只有在跨村落、跨熟人圈的复杂社会交易体系中，才具有实际意义。也就是说，任何一个陌生人，都有可能带着另一个半印，随时找上门来，而李凤云女士对此，也不会丝毫感到奇怪。这也隐约表明，她所收藏的帛书，某种意义上，是教团内的“公产”，而另外一个半印，就是通往这份“公产”的钥匙。

这些年来，我也收藏了一些“半印”。但我的“半印”多是纸本的，没有帛书上的半印那么大，自然也没有一个能够与李女士的半印契合。不过，这批民间珍藏的魅力，最终让我说服了自己：即便无法契合，我的“半印”， 起码可以证明我不是“外行”；另外，我还有现代社会“专业研究人员”的“身份”，至少人家不会疑心我是江湖骗子。

如果不是“佛法有应”，那一定是多年来在这些农村、乡镇里度过的时光，为我赢得了真诚的友谊！最终，在当地朋友的帮助下，我勉强通过了李凤云老人的“审查”，文献终于得以出版。不过，直到今天，我也不清楚老人家最终同意的原因。只是，事后她的儿子丁山先生（化名）告诉我一个“因缘”：我的某位祖先，极可能与他的祖上，是同会的善友！

丁山先生所说的“同会”，指的是“黄天道”，即这些经卷归属的一个道门。黄天道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民间教团。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由宣府西路万全右卫戍边守军李宾创立，初期主要在直、鲁、秦、晋等地传播，明末清初传到江南。清乾隆年间，万全黄天道涉案，“称佛作祖”的李家后人，以及传抄“违碍”经卷的几个道徒，都遭到清廷镇压。但到了清末同治、光绪之际，黄天道又秘密恢复。民国初年，还一度出现“复兴”，在万全县及附近的怀安、阳原等地，成立了不少佛堂。当地人多称其为“黄会”。

李凤云老人则不太说黄天道，或是黄会，她用的词是“法门”。她虽不是出家人，但也有几分脱俗的尊严。李凤云自幼身体不好，17岁随母亲吃素，就算是入了会。她只读到高小，但经卷上的字都念得出来。看得出，她是勤学的人。李凤云很遗憾这辈子没读成书。她外祖父家算得上是书香门第，小时候外祖父教她念的《增广贤文》，至今她还背诵得出来。除了“书香门第”，在她心目中，另外值得敬重的，就是“法门”里的经卷。在她看来，世俗教育与“法门”，都是通往知识和教养的善举，没有任何冲突之处。

但李凤云毕竟不是民间文献的“专家”，她常念的经，仅限几个小手本。保护经卷的“愿力”，终究不同于研究文献的热情。这么多年来，她并没有去专门研究保存下来的那些经卷。家里唯一熟悉“法门里事情”的，是她的丈夫子祥先生。她和她的儿子都对我说，如果子祥先生还在世的话，我的调查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当然，今天在华北以及其他地区抢救这类民间文献，类似的遗憾，差不多成了一个永恒的主题。

黄天道在中国民间教派学术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是中国学者最早实地调查的民间教派。1947年，李世瑜先生赴察哈尔省万全县（今属河北省）考察黄天道，开创了中国学者实地调查秘密宗教之先河。此后半个世纪中，泽田瑞穗、司徒洛娃（Э. С. Стулова）、石汉椿（Richard Shek）、马西沙、喻松青等海内外学者，相继利用公、私收藏黄天道文献，以及清代官书、档案，发表过有关研究。近年来，王见川、宋军、太田出等学者，在古旧书市发现了不少黄天道经卷，拓展了学界已知的黄天道文献。

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推进黄天道研究的学术著述，主要有以下五种：泽田瑞穗《初期的黄天道》（日文）；石汉椿《没有造过反的千禧年末世论：华北黄天道》（英文）；喻松青《明代黄天道新探》；马西沙《黄天教源流考略》；王见川《黄天道早期史新探—兼论其支派》。这五种论著都是利用黄天道内部道书的重要成果，较之前述李世瑜先生的调查报告，取得不少进展。20世纪90年代后期，王见川等学者公布新发现黄天道资料。此后，日本学者大部理惠、浅井纪相继发表了有关论文，喻松青又发表《〈八牛宝赞〉探研》。台湾学者吴昕朔也利用这些资料，完成以“明清黄天道”为专题的硕士学位论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不少学者重访李世瑜当年田野调查的地方。20世纪90年代中期，秦宝琦先生曾走访河北省万全、怀安、阳原等地，查阅地方档案，并与当地学者开过座谈会。从1998年开始，笔者为了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曾在山西大同，河北阳原、保定、定州、邢台、邯郸，以及山东青岛等华北农村地区进行田野调查。2004年前后，又多次在北京密云、延庆、官厅，以及河北万全、怀安、蔚县等地调查。另外，据笔者所知，路遥、梁景之、浅井纪、小武海英子、王大为（David Ownby）、王见川、范纯武、赵昕毅等学者，也都访问过李世瑜先生当年调查的地方。

需要指出，研究民间秘密宗教的历史，是一项艰苦琐碎的学术工作。由于民间秘密宗教所处的环境复杂，种种外部压力没有彻底取消，这类田野工作，要比一般的社会史或社会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付出更多的辛劳。真正做到“以民间史料写民间历史”，绝非易事。民间史料本属零散、支离，何况秘密宗教，一向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受到打压与贬斥，他们的内部文献，就更不容易存留下来；而这类文书的保管人对于忽然“闯入”的调查者，也往往保持更多的警惕。

20世纪30年代，著名史学家魏建猷先生即感叹历史上的民间秘密教派“永久处于秘密形势之下”，“其经典多被焚毁，故世罕传本。即有少数流传，亦决非外人所得见，此研究社会学历史学者不得不引为憾事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著名民间宗教学者宋光宇先生，在概括“无生老母”宗教的特点时，也曾感叹：“只可惜，如今已看不到明朝各种宝卷全文。”著名学者、藏书家周绍良先生，将自己经眼的公私收藏明代民间经卷，与明人朱国祯《涌幢小品》载成化“妖书”目录对比之后，也不禁感慨，成化目录所载禁书90种，“可惜今天一本也没发现过！”以周绍良藏书之丰富，学识之淹贯，仍然发出这样的感喟，民间道门经卷之难得，可见一斑。

材料上的限制，也在“圈内”造就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研究“方法”。例如，“按名索骥”，以经卷的名称推测其内容，或以教团的名称推论其渊源。这样一来，豕亥鱼鲁，自不待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多数情况下，上述“危险”的推论，并非完全是由于研究者本人粗率所致，实在是材料缺乏，“不得已”而为之。20世纪30年代末，吴晗先生考证“明教与大明帝国国号”之关系时，竟然没有找到元末明初“红巾教”的任何经卷文献（此后，学界也一直没有发现）。

很多时候，即便发现了新的道门经卷，将其“复原”到具体的历史环境当中，难度也非常大。1948年，李世瑜先生在北京德胜门外的一个道首家中发现了《家谱宝卷》残本七、八、九品，钻研54年之后，才发表公布自己的考证。这一方面与李老本人治学严谨有关；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民间道门文献背景复杂，艰涩费解。一般研究者难以登堂入室，深入研究。因此，1992年马西沙、韩秉方先生合著《中国民间宗教史》，结合当时所见民间教派经卷，比较全面地梳理了清代中央档案中民间教派案件的史料，对后续研究者帮助很大。《中国民间宗教史》已出版20多年，今天看来，不少结论，需要重新考虑。但该书廓清民间教派案件的档案史料脉络，用力甚勤，功不可没。

具体到黄天道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期王见川、宋军等学者公布的黄天道经卷，非常重要，值得深入研究。但这批文献，如见川教授所言，大多购自古旧书店、古玩市场，研究者难以复原其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而仅从局部的新发现来看，很多文献具体的创作年代，也难以考订清楚。加上现存清代黄天道档案史料，除了乾隆二十八年（1763）黄天道案的奏禀之外，并不多见。官书、地方志、文人笔记，或有涉及，也多语焉不详。这批珍贵文献的史料价值，因之受到限制。

2013年，最新发现的黄天道“文库”，经过紧张的合缀、修补工作，已经影印出版。对于苦于资料难得的民间教派研究领域，这么一大批民间教团内部集中保存的经卷文献，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发现”。加上此前王见川教授和宋军博士等学者发现的黄天道文献，黄天道的“内部文书”，比明清时期任何其他民间道门的文献都要完整。这些珍贵的民间文书，又可以为我们揭开多少民间教派的秘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