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

徐永斌 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9年3月出版

定价：88元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论述明清时期江南文士的治生活动、治生途径、治生用途及促使文士从事治生的原因。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探讨文士的治生途径、治生的用途和治生原因，将江南作为一个整体，来综合考察文士的治生活动和特点，并用一些代表性的实例来加以说明和验证，并在相应篇章附以个案研究，选择的个案主要是处于不同时代从事不同治生行业的代表性人物的治生活动。上篇之所以用大量的篇幅详述了文士治生的这三个方面，是因为上篇综合论述江南文士的治生状况，是本文的核心部分。

下篇着重考察和探讨文士在江南的几个重要区域，如南京、扬州、苏州、杭州、上海、徽州的治生状情况。因为这几个区域是文士从事治生最集中、最明显的区域，其中对文士在上海治生情况的考察，主要将焦点放在在晚清时期，因为虽然在晚晴以前，上海一带也存在着文士治生活动，但文士真正大规模地在上海从事治生活动则发生在晚清时期，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国内外的形势密不可分，由此上海一跃成为文士治生之乐土，而且在上海出现了一些具有近代化特色的行业，对后世影响颇大。余论部分主要对文士治生与明清通俗文学的创作和传播的关系展开论述。

文士治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明清文学艺术的创作和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无论在题材、艺术特色上，还是在思想文化内容上，都超越前代，迎来了明清文学艺术的辉煌时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也产生了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文士治生，特别是对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状况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侧面观照明清文学艺术的发展面貌。

作者简介

徐永斌，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明清小说研究》主编。主要从事明清通俗文学、明清文化史研究。著有《凌濛初考证》（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围炉夜话〉评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话说李汝珍》（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等，另在《文学遗产》《复旦学报》《南开学报》《社会科学辑刊》《江海学刊》《安徽史学》《书目季刊》（台北）等刊发表论文数十篇。目前正在撰写《唐寅传》。

目  录

序一/范金民

序二/萧相恺

引   言

上篇 文士治生的途径、用途和原因

第一章 文士治生的途径

第一节 文士与教育市场

第二节 文士与艺术市场

第三节 文士与作文受谢

第四节 文士从事刻书业

第五节 文士游食

第六节 文士与医卜、农事及杂作

第七节 文士经商

第八节 两种或多种治生手段交互运用

第二章 文士的治生用途

第一节 家庭生计所需

第二节 交游所需

第三节 收藏、筑园或奢侈用度等所需

第四节 社会慈善、公益活动所需

第三章 文士的治生原因

第一节 家庭原因

第二节 自身原因

第三节 思想观念变化的影响

第四节 时局的影响

第五节 官员从事治生的原因

小结

下篇 文士治生的重要地域

第一章 明清时期文士在南京的治生状况

第一节 坐馆以治生

第二节 书院治生

第三节 以游幕、业农、经商或其他杂业为生

第二章 明清时期文士在扬州的治生状况

第一节 扬州的区位优势

第二节 依靠自身的一技之长治生自养

第三节 寄迹或依托于豪门富室

第四节 文士经商

第三章 明清时期文士在苏州的治生状况

第一节 以教授生徒为生

第二节 书院治生

第三节 以卖文为生

第四节 出售书画以治生

第五节 游幕为生

第六节 以刻书或撰稿治生

第七节 从事医卜、农耕或其他杂业以治生

第八节 文士经商与多种治生手段的交互使用

第四章 明清时期文士在杭州的治生状况

第一节 授徒以治生

第二节 谋职于书院

第三节 通过卖文、为人抄书、出售书画作品以治生

第四节 通过游幕、医卜、刻书、业农、杂业以治生

第五节 文士经商及多种治生手段互用

第五章 晚清时期文士在上海的治生状况

第一节 文士治生的时代背景

第二节 文士治生的途径

第三节 文士经商与多种治生手段的交互运用

第六章 明清时期徽州文士的治生状况

第一节 以一技以自养

第二节 文士弃儒经商及多种治生手段互用

小  结

余  论

参考文献

后  记

全书选读

“治生”一词，语出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后多为历代采用，言通过授徒、游幕、行医、问卜、业农、经商等手段谋生。“江南”的概念和区域范围，古今论者众说纷纭，拙著所论及的“江南”限于江浙地区、上海和徽州地区；“文士”的概念虽起源于古时的“士”，但与后者又有所不同，今人论述颇多，恕不赘述。本书所论及的“文士”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文士，还包括曾习儒业后因各种原因从事治生或经商者一类。

一、明代之前文士治生概况

文士从事治生活动，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如子贡、范蠡、白圭等人都是文士治生的典型代表；又如战国四君子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魏国信陵君魏无忌、楚国春申君黄歇广收门客，许多身怀一技之长的文士慕名投奔其门下，成为他们的食客或贵宾。许多文士游食于江湖。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在出山辅佐刘备之前，就曾“躬耕于南亩”；另外三国时期的许多名士如徐庶、庞统、荀彧、荀攸、贾诩、郭嘉等，都是依附于乱世豪杰的杰出谋士。其后历朝历代都不乏治生之文士，不过宋代之前的文士治生状况，文献记载较少，这可能与宋代之前对文士治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关系。延至宋代，文士治生开始逐渐增多起来，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有宋一代，朝廷实行崇文政策，优礼文士，扩大科举录取规模，提高文士的待遇，自上而下，形成了尊师重道、重文轻武的风气，即使是贵为皇帝、王公大臣亦多不免如此。文士的地位空前提高，尤以北宋为最，如宋太宗曾以感慨的口气对其近臣言：“学士之职，清切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淳化四年（993）五月丙午”条，中华书局，2004年，第749页。中央的重要职位多由馆阁文士担任：自祖宗以来，所用两府大臣多矣，其间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十常八九也。……其余不至辅相而为一时之名臣者，亦不可胜数......

最后，再让我们看一看曾任过官职的宋代文士在罢职或去职后的治生状况。由于宋朝历代政府崇尚文教，并优待文士，因此入仕文士的待遇较高，所以除了极个别现象，宋代仕子多是衣食无忧的，即使为人作文或铭碑赚取酬谢，也不是因为生计所逼；但是当仕子因某种原因被罢职或去职后，除了家境富裕的文士外，他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活来源，为了谋生，他们常常不得不从事治生。他们从事的谋生职业也是多样的，甚至从事一些时人认为很低贱的行业。时人对此多有记载，如上文所提到的在《东轩笔录》和《杨文公谈苑》中记载的犯官穆修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后遇赦释放，流落江外。赋命穷薄，稍得钱帛，即遇盗，或卧病，费竭然后已，是故衣食不能给。”晚年只好以刻书、卖书为生。张师正的《括异志》卷1“陈靖”条曾记载巨野人陈靖“以公事忤郡太守，辄致所事而去。……未几，诏下，以太子中舍致仕。值岁荒，徙家京师，卖药自给”。

总而言之，在宋代，有许多文士从事于治生和商业活动，名人或踏入仕途的文士从事这类活动多不是因为生活贫苦所致，其治生的手段主要是通过为主家作文或撰写碑铭来获取报酬，且具有一定的商业化的特点；下层文士常常是因经济拮据不得不忙于治生或经商，其从事治生的手段是多样的，甚至从事一些为时人不齿的行业，去职或遭罢官的文士，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元代，虽历时短暂，但亦不乏文士治生者。元朝建国后，长期废止科举，对中土文士采取打压和歧视政策，许多文士不得不走向民间，参与词曲创作，此为元杂剧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士参与民间曲艺创作和舞台艺术而取酬，虽缺乏文献记载，但学界多认为这种现象会有所存在。刘基于元代末年，曾弃官隐于家乡，以授徒为业。元代理学家许衡“学者以治生为急”的治生思想深刻影响了明清文士。

综上所述，明清之前，文士治生现象就已存在，乱世之际，游食于权贵者尤多，有的功成身退而经商，有的甚至成为一代富商，文士治生的状况情形不一。到了宋代，文士治生的现象日渐普遍，治生的途径呈现多样化特征，文士开始由轻视治生向重视工商的观念转变，元代许衡的治生思想更是将文士治生的重要性提到一个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