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言论与上海舆论中心的形成

毫无疑问，中国士大夫传统中自有批评朝政的传统，但素来缺乏批判空间，这种空间既来自制度空间和心理，也是物理意义上的。传统政治之下，“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士大夫作为人臣的角色不仅是政治制度安排的结果，也是无处可遁的一个自然结果。晚清开埠，租界作为国中之国和法外飞地，深刻影响本土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物理空间，政府的行政管制在此遭到阻隔，租界成为塑造“抗议者”的绝好之地：它既在民众身边，可直接施加影响，又在很大程度上免受政治迫害。由此，报人得以生发疏离官方的姿态，言论渐渐走向激进。

上海租界的发展对中国的影响，事实上得益于两次暴乱：太平军和小刀会。前者驱使江浙官绅士庶大量涌入，令租界地产和地皮炒卖严重，房租收益一度高达30%~40%，在1852年到1862年十年间，地价涨幅十几倍到几十倍。

太平天国覆灭后，租界内人口虽一度因避难者返回故里，从几十万减少到十余万。不过1867年之后却再次获得新发展；小刀会运动之后，华洋分居改华洋杂居，并得到正式认可。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自此西方文化与上海乃至中国的互动更加及时、密切。

自1843年开埠，拥有管理机构的租界诞生，工部局治下的租界，社会管理引入西方理念和制度，“以新土地章程为依据而设立的工部局，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市民自治政府”。它不仅脱离了中国行政体系，与领事也呈分庭抗礼之势。1854年，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在没有中国官方参与下，草拟而成《土地章程》即所谓租界的根本法，中国地方政府的相关管理权和租界事务的审核权丧失，这里演变为国中之国。言论自由素为租界管理方所标榜，工部局治理的四个原则中包括自由一条（自治、法治、安全、自由）。持激烈言论的报刊，利用外商名义在领事馆注册，对这些挂洋旗的报馆清政府鞭长莫及，无法直接干预，租界成为言论避风港。姚公鹤回忆称，报人与报刊“则以托足租界之故，始得免婴国内政治上之暴力”。此为晚清上海报业发达、言论活跃的最大原因。不同政见者，甚至经常受到特别政治庇护。在著名的“苏报案”中，租界工部局总董在9月17日一份北京公使团信中称，“在未经审讯和未被证实犯罪之前，不得从公共租界逮捕或带走任何本地居民，这是多年来本地施政既定原则”。1898年后，“领事团的惯例一向反对不正当地逮捕和惩办被控政治罪的本地居民”。

中国军事、外交上的一再挫败，使得“西方”治下的租界日益散发先进的光芒。西式文明通过自来水流淌而至，经过电灯照耀而来，文化、制度的辐射对普通市民日益增强，后者接受程度远没有知识精英和官员想得那样复杂和缓慢。“大约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报纸记载、文人笔记及各类竹枝词赞美租界者比比皆是。”

上海《苏报》以“先声播欧亚东西”为标榜，鼓吹革命思潮

新闻业而言，从《申报》开始，都市化的上海人已习惯通过报纸了解外界信息和各种观念，因此上海人被称为近代第一个传媒化族群。通过外报外刊，上海也进入了近代世界的传播体系之中，国际消息每天出现在读者面前。到了1911年秋天，订用路透社电讯稿件的上海中文报纸已经达到18家。租界里的报人得以发出对现实的严厉批判。早期租界的《万国公报》《申报》，很早就开始讨论“变法”，批评中国政治成了这些西人主办报刊的重要内容。1887年，《申报》提议说：“沿海各处多设新闻日报馆，许其详论中西得失。”《申报》所形成的“体制外言路”，“虽有吸引读者之意，但不乏城市挑战国家的政治意味”。批判不仅散发着一种天然的优越感，还让报人获得社会关注。租界内和西方制度保障下生产的言论，闪耀着“文明”的光环。对那些对现实不满的人们来说，这些纸上言论不仅刺激，而且“先进”。结果撰写言论的报人获得了更多尊重，政府的制裁只能强化其叛逆英雄的悲壮色彩。上海租界和报业的结合使得这里一直活跃着激进思想，从《时务报》到《苏报》，到后期的《民立报》，上海报界一直活跃着批判者，这甚至一直影响到民国之后，上海成为左翼知识分子的大本营。

凭借租界，上海渐成为全国舆论中心和抗议“生产”中心。这里的全国政治视野从《申报》开始，《时务报》时已相当明显。很多报刊事实上已是全国性报刊，即使那些著名大报之外的媒体，也经常如此自居。例如《警钟日报》在全国23个地区设有分销处；上海出版的《大陆》杂志，28个城市设有42个代派处。这一切不仅与租界言论自由有关，还在于上海日益成为联结海内外的言论传播中枢。大陆之外的各种被禁言论，得以在租界内发行，并流向全国，其中的激烈言论主要来自日本，那里的留学和流亡群体很多人参与办报，成为另外一个重要舆论中心。引人注目的是，众多怀着自强、救国的公派、自费留学生，和政治改革流亡者一样，逐渐在海外转而变为激烈的政治抗议者，甚至革命者。

日本，激烈言论的策源地

制度意义上，新式教育的正式启动为1905年废除科举和1906年学部的设立。但如果追溯到传教士的西式学堂，新式教育可以提前远至半个世纪。至立宪运动，立宪派议员虽多为传统绅士阶级，但绅士当中已有20%转向接受新式教育。民国初期，领导者已经基本半新半旧，分庭抗礼，彼时“国民党与进步党都有50%绅士阶级，50%的新式教育成分”。

留学在新式教育崛起后成为新的选择，日本很快成为最重要的目的地。中国政治精英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速崛起有着浓厚的效仿兴趣。选择同文同种、费用相对低廉的日本留学，成为很多中等家庭的选择。科举废除后更甚，留日一时蔚然成风。中国学生赴日数字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攀升：“1900年161人，1901年274人，1902年570多人，1903年约1300人，1904年2400多人，1905年8000多人，1906年12000~13000人，1907年约10000人，1909年降至3000人，1912年减至1400人。”相关研究统计虽有不同，不过均显示科举废除的次年（1906年）为晚清留日人数顶峰。不少于25万名留学生在1898至1911年间来到日本，这“很可能是到此时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虽然镀金速成者混迹其中，但这并不影响一个新潮流的到来：以日为师。在这个罕见的近代留学潮中，大量中国年轻人进入日本，经由后者迅速接触和消化西方思想，以译书的方式向国内传播。“译西书不如译东书”，留学生从日本转口翻译的西书数量激增，译书总数至少达1599种，其中译自日文的有649种。有统计说，“自1896年到1911年，中国翻译日文书籍据说至少有1014种”，并且出现了作新社这样以政治思想为主要方向的翻译组织。

西方思潮经由留学生迅速转入中国。创办各种报刊，则成为留日学生的另一主要政治参与方式。邹鲁称，各省学生办报，“以不言革命为耻”。比较起来，留欧学生人数和刊物则要少得多。据不完全统计，晚清留日学生期刊97种，由于借鉴更为先进的理念，在栏目设计等方面总体上领先于国内，留日出版物基本为杂志，显示明显的论说诉求。参与办刊者流动性很大，多数刊物只存续一年半载，有20余种只出了一两期，超过一年的仅约有9种，至少有6种是被日方查禁或被迫停刊。政治立场上改革与革命混杂，总体呈逐步激烈之势，与政府日趋疏离。

此间言论之所以更趋激烈，近半数最后倾向于革命，几个重要因素不可不察。首先是异国空间和国民身份差异刺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速成，开始时这并不指向“排满”。然而1903年后状况大为改变。留学生组织的拒俄运动等遭到清政府压制，留日群体与官方矛盾日益激烈，爱国主义逐渐转向“排满”的汉民族主义。其次，在日革命派报纸如《民报》等宣传影响。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与《民报》之间的论战，客观上为留日人群做了一次西方政治思想普及。1900年后，清政府虽勉力推行新政，远在日本的革命派、改良派报刊论战双方却与政府渐行渐远，这已不仅是几场热闹的笔战，而是关系未来中国政治前景以及如何达成，讨论极大消弭了君主政权的权威。以梁启超领衔的改良派尽管更加理性，但现实危机和在日本遭受的耻辱感，激发留日群体趋向于以更加快速的方式与落后的中国政府决裂。况且这一群体很多只是速成留学的年轻人，国学和西方政治思想本不深厚，所诉求的乃是迅速改变国家和自身命运。

从办报活跃度看，1903年出现了第一次留日群体办报高潮（11种），1906年起出现了第二次高潮（11种），1907年达到顶点（25种）。1903年的办报者很多怀有爱国热情（拒俄运动），1906年后的刊物则与官方相当疏离。当1905年科举制被官方宣布废除，留日学生大增，他们与政府的关系，较之以前更为松散。留学背景虽仍有希望被官方认可为等同科举的身份，但旧有的精英晋升体系瓦解后，新的知识人被各种新意识形态所吸引。

远在日本的激烈言论，并非只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呼唤。多数刊物事实上都以国内读者为对象。当山西最早的留学生之一景梅九来到日本时，很快被选为山西同乡会会长，他发现日本的各地留学生纷纷以同乡会的名义出版激进刊物。此前，《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四川》等已经涌现。他也很快加入了这一行动。这一经历颇为典型，作为一个官费留学生，景此前对报刊毫无经验。到了日本后，却对办刊影响国内读者的做法颇为着迷，举办多个刊物，景梅九本人不久转向支持革命，回国参与创办了北京著名的《国风日报》。留日知识精英利用同乡会等组织，将西方思想和对中国的不满源源不断地输入内地，很多刊物在国内多地设有代派处，《浙江潮》每期印5000册，仍经常供不应求。《湖北学生界》除在日本横滨，尚有武昌、上海两个总发行处，和北京、四川、江苏、广东、直隶等30多个代派处。值得一提的是，《湖北学生界》为张之洞派遣的留学生所创办，却成为最早的留学生革命思想策源地之一。那些“在日本的学生杂志上初露头角的年轻作者们回到中国之后参加了迅速发展的中国新闻业……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当上了教师和新闻记者并宣传激进思想”，很快获得国内的共鸣。

海外和国内租界互相依托，不断输入各种新政治观念，它们被作为“先进”的文明灌入中国，来自西方或日本的“新名词”，其中的政治概念、各种主义被化约为口号式字句，多张扬个人权利（如民主、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或关涉普遍社会福利或国家富强，如立宪、社会主义等，颇能迎合彼时社会心理。因此，很多新“观念”一经日本舶来，经由租界传播，很快风行。日译新词转为汉语词汇，更新了近代中国的政治表达内容乃至思考方式。从“社会”“政府”到“真理”“主义”等词语均由此而来，正如布尔迪厄所说，“命名是一场永不停歇的争斗，其目的是以象征符号巩固合法性”。在这场观念竞争中，官方意识形态难以与舶来的新理念相抗衡。

新思想、“新名词”一时层出不穷，眼花缭乱，泥沙俱下，良莠不一。不能否认的是其中暗含着新的权威建构和社会控制，斯金纳指出：“我们运用我们的语言不仅仅是交流信息，与此同时也为我们的表述树立权威，去激发参加谈话者似的情感，创造进入和排它的边界，和参与很多其他的社会控制方式。”新主义、新名词很快成为疏离、对抗中国统治者的现代思想资源。它首先从瓦解传统政治权威开始。曾经留日，从革命立场转向亲政府的刘师培如此慨叹：“当数年以前，人民虽无新智识，然是非善恶，尚有公评。自新名词输入中国，学者不明其界说，仅据其名词之外延，不复察其名词之内容，由是为恶、为非者，均恃新名词为护身之具，用以护过饰非，而民德之坏，遂有不可胜穷者矣。”

“剧目”：主要抗议题材

报刊针对政府的批评、抗议，所涉内容芜杂，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领域，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具备“正当面貌”、为民众广泛关注、有共同的社会心理基础。其中不少“题材”如“民族主义”，从一开始就有激进倾向，不久就不再仅是一般“抗议”，而成为一种革命鼓吹。

外交失败延展的批判

晚清政治危机首先来自外部，从一系列战败到瓜分危机，皆与对外交往相关，无论对象是西方诸国还是日本。因此国际报道、评论从一开始就是晚清报人撰写、组织内容的重要部分。脱离朝贡体系进入世界外交体系的中国，此时国际事务与国内时局紧密相关，不能不令民众对“外交”一直保持极大的焦虑；另一方面，舆论对外交的关注带有很强的“建设性”。如前所述，早期洋务派报纸确有办报与西方舆论交锋之意图，从张之洞到熊希龄皆有主办舆论机构襄助中国外交的构想，熊希龄甚至构想过一个“环球通报社”发布中国消息，后改为支持有相似目标的远东通信社。关于国际问题和外交的报道、言论，是最具襄助政府面貌的内容。但这个领域却渐成批判重灾区，无论改良立场还是倾向革命的报人，均对政府外交的持续失败表示不满。此外，涉及外交话题的报刊文章较早使用现代政治的“抗议”，如“日人抗议驱逐日工”，“日本国**和约举国风潮勃不可遏”，隐约其中的权利和抗争意识，不可能不产生示范效应。《申报》的一篇报道说得相当明确：“与外人交涉之事大都以自保主权为亟而不能不抗议”，该文将“抗议”描述为一种“抗争”，即“与外人抗争”。

早期报人对外交的报道、评论确实充满“建言”，但批判和不满不久便弥漫于字里行间，外交上的失败不仅持续且看起来难以逆转。这激发了其他更为激烈的情绪，比如，割地赔款的屈辱使不少人把外交失败与政府的“异族政权”属性相联系。杨毓麟在《游学译编》上发表的《满洲问题》和《续满洲问题》，将清政府向沙俄出卖主权视为一种罪行，然后指出“中国主权非满政府所私有”，要“保存主权”和“收回主权”，中国国民应该“与满政府宣战”。创刊于1903年的《俄事警闻》，出版动因来自对沙俄入侵东北的抵制。蔡元培、刘师培、柳亚子等人通过这个报纸批评清廷政府外交失败而致丧权辱国。

随后创刊的《警钟日报》呼吁国人抗争，并指责清廷外交上的无能与失败，最终报馆被封。中国政府在军事和外交领域的糟糕表现不仅刺激社会心理，也催生严重现实问题。以庚子赔款为例，各省负担不一，平均超过100万两（江苏最多每年超过200万两），各省岁入平均为1100万两，赔款比例高达9%。不少地区财政不堪重荷，濒临破产。庚子事变由中国外交颟顸所致，因此批判转为针对政府腐朽无能，对那些倾向革命的报人来说更是如此。长期关注外交的宋教仁在参与《民立报》期间，外交批判最为典型。针对中俄外交，他讽刺“俄国下哀的美敦书，而吾国政府仓皇失措，不知所为”，指责“政府之罪恶大矣”；针对向日本借款，宋的言论可谓革命鼓动：“吾国而有此昧于国际形势，开门揖盗之政府，吾国人苟犹与之共戴天者，岂人类也哉！”此外，针对清政府在香港搜索革命党人，而九广铁路利益让步于英国，他以《宁赠友邦，毋给家奴》为题，在报纸大发嘲讽。

甲午之后，外交问题一直成为批判的靶心之一，且日趋激烈。至1911年，年轻的戴季陶在上海《天铎报》刊发第一篇评论《武力救国论》，文章表面上讨论中国的军事和外部危机，却充满革命气息，在文章的结尾，他呼吁民众将对内、对外的抗争联系起来：“外则有虎狼之敌国，内则有专横之政府。吾国民唯有拼热血以抗之耳。”毫无疑问，这种针对外交失败展开的批判、抗议充满了风险。1903年惨死于慈禧杖下的沈荩，即因在天津的英文报纸《新闻报》上揭露《中俄密约》。不过当新闻管制纳入法制框架下，外交题材的言论空间增大，所谓泄密，面临的处罚也以民事为主，而无生命之虞。

于右任先后创办的《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

政治腐败的媒体发酵与外部化

对国内报人而言，多数时候不可能以鼓吹革命为主流。国内报刊更多的是对腐败、专制等话题集中火力，虽说也面临官方打压，却可安全存在。毕竟无论道统还是推行新政、宪政，官员腐败无法为官方和民间认可。因此，即使倾向革命的报刊如《民呼日报》，也常从批判腐败入手，该报以揭发官员腐败和民众痛苦为主要内容，由此鼓动反抗情绪。

腐败在中国历史长期存在，甚至成为官僚体系内一种默认的政治生态或潜规则。但传统政治中的腐败主要存在于封闭体制和精英群体内，很难在民间大规模、全国性传播，发酵为社会事件。报人的言论使得对腐败官员的打击，从传统的御史、监察系统转为报刊舆论监督，昔日内部过程被迫对社会公开。

传统内部控制和惩罚体系，显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自我净化功能和期待，从而维护甚至提高了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当这一操作转向社会，两个明显不利于统治阶层的重大变化由此发生：一是官场腐败事件为体制外报人揭露，带有突发和被动色彩，去除了自我净化的面相，使政治腐败经过连续传播演变为“政治丑闻”。例如，1907年黑龙江巡抚段芝贵以巨资加伶人杨翠喜，贿赂庆亲王奕劻父子，当时主办《京报》的汪康年为此发表一、二、三论系列文章连续发难，而在上海的杨毓麟也毫不留情地加以讽刺：“杨翠喜，以一女优而为酿成政界恐慌之一怪物耶？”此事经媒体聚焦，发酵为一场轰动全国的政治丑闻。二是报刊对腐败报道的范围、力度远非昔日体制内传播可比，不同报刊同时、连续报道，具有很强的积累和共鸣效应，造成了腐败无所不在的社会观感。

因此，长期处于舆论生产中心的梁启超曾感叹：“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他将政治腐败与种族问题并列，认为这是中国引发革命的两大温床。

报刊管制的抗议

由于涉及言论权利、发展生存等切身利益，报人群体对官方新闻管制的不满和回击，抗议气质更加明显。这集中体现在对新闻法规的连续抵制和拒绝执行上。以检查来说，发行前送检的规定遭到抵制后，“事前检查”制度被改为“本日（即发行日）送阅”。1909年8月发生一次内阁泄密案，大理寺和民政部虽试图饬令必须前一日送厅审查，在报人发出全体停刊以示抵抗的情况下作罢。此后经过宪政编译馆修改的报律出台，遭到报人强烈抗议。1910年10月15日，《北京报界公会上资政院陈请书》，指责报律修正案“制限太严，非斟酌删除，碍难遵守”。资政院也倾向于支持报界，即使如此还是遭到北京报界抗议。程度较轻的罚款，报界虽一般遵照执行，却常发表抗议声明；对暂禁发刊、永禁停刊、查封等较重处罚，则经常给予舆论反击。遇有其他报人因言论遭处罚，即使立场不同，报界也会发言抗议。《大同报》在一篇《报界群与民政部抗议》中记载，《京话实报》登载公堂审批供词而被认为有违报律遭审，“报界大愤上书民政部抗议”。1911年《大江报》查封事件中，报人群体连锁抗议更加突出。首先是汉口包括报界公会在内的各团体集会抗议，远在上海的《时报》报道说，“汉口各界舆论哗然，连日该馆门口安慰之纸条，哭吊之短文甚多”。来到报馆前声援的人群甚至包括许多新军士兵。《大江报》向全国通电查封之事：“各报馆鉴：敝报昨夕被封禁，拘总理，乞伸公论。大江报叩。”全国报界随后形成了一股同情武汉同行的舆论。8月2日之后，上海的一些报纸如《神州日报》《时报》等刊文连续报道此事。于右任更是在《民立报》抗议：“大江东去，试问真英雄被浪淘哉？”

抗议手法上，报人们还使用具有行业特色的手段，除了版面空白“开天窗”（如《国风日报》）。一些报刊“故意标明其报纸被政府‘严禁’‘禁阅’，以扩大报纸的发行量”。或者刊发事实，进行所谓“照录”，展开讽刺或获得读者逆向解读。上海的《神州日报》经常照录法庭审讯革命党人的供词、清朝各级政府发布的有关革命党活动的通报、缉捕革命党人的函电文告，变相宣传革命，暗示立场。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世仲撰写的《五日风声》，从1911年5月份起在《南越报》连载57天，生动报道了这次革命行动，这篇超过3万字的文章，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报告文学。此前刺杀广东将军的温生才被斩首于广州东门外。《可报》经理邹鲁以记者身份到现场观刑。这个报纸从第二日起连续刊发多篇报道与评论，文中公开表彰牺牲者。

此外，讽刺、谩话手法大量被使用。1905年，吴樾在京刺杀出国考察五大臣，武汉的《楚报》赞扬此举堪比历史上的著名刺客，并嘲笑大臣们短期内学好全部外国宪政的使命。同样针对立宪，宋教仁将清廷的君主立宪与秦始皇相比加以讽刺：“噫，孰谓中国古世无完全美备制度可师法也耶”；外交失败割地，他嘲笑为：“噫，中国之政府，殆以割地为遗传政策者乎？”《大江报》甚至直接点名讽刺自己的本地军事长官，刊登“张统制”一文，附漫画讽刺张彪，称“是虎非虎，是彪非彪，不伦不类，怪物一条”，并讽刺他与张之洞的关系，“有恃洞护身，为国之妖”。辛亥年不少报刊为配合武昌起义而四处编造胜利的假新闻，也可视为社会抗议的一种极端形式。

1900年后，报界对言论自由与抗争有比较强烈的体认。《东方杂志》1905年的一篇文章颇能代表报界心态：“文明之国无不有保护报馆之责任，诚以报馆者为舆论之先声，行政之标准。”“未闻有束缚制限禁其言论自由深闭固拒如我中国者也”。此时抗议既借助租界、海外的空间保护，也置于宪政和新闻立法背景下，风险较之以往已大为降低。新闻法规令报刊管制透明化，得以进入大众视野甚至演变为社会事件，案件本身成为宣传言论自由的平台，报人所涉案件尤其如此，因为后者握有传媒工具且具有策动舆论的能力。一般而言，“只要从事政治批判的报刊的生存本身还成问题，它就会被迫不断地表现自己”。这一点随程序的透明而更明显，在著名的“苏报案”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章炳麟等人虽被投入监狱，司法审判的介入，却让辩论等环节成为事实上的革命宣传，章氏旋即变为全民知晓的“英雄”。

民族主义“剧目”

新式媒体对晚清以降中国“公共空间”的形成，特别是对抟成国族的想象共同体，实提供其莫大的动力。

民族主义建构因清政府合法性的持续衰减，从而部分演变转为“异族统治”记忆的重构。留日刊物《洞庭波》改名称为《汉帜》，是一次典型的转变。在这个刊物的创刊号上，一位来自湖南的女学生唐群英写道：“愿身化作丰城剑，斩尽奴根死也瞑”，一时为东京留学生传播。

1903年拒俄运动遭到官方压制，民族主义情绪在大批留日群体中蔓延。知名留学生刊物《游学译编》多有鼓吹种族革命文字，主要编辑人之一杨毓麟刊发的译文如《满洲问题》《续满洲问题》，直指中国主权非“满政府”所私有，高呼：“黑暗！黑暗！！黑暗！！！谁使我国民沉沦于十八重地狱者”，并号召湖南带头为中国革命奋斗：“吾四万万人之血，尚足以没胡人之顶，请自吾湖南始。吾四万万人之血，尚足以熏胡人之脑，请自吾湖南始。”学生的种族思想得到了流亡日本的精英人物支持，除了主编《民报》宣传“排满”的章炳麟，刘师培等人亦有贡献，后者早在1903年6、7月发表《论留学生之非叛逆》和《黄帝纪元说》，突出“汉族中心”和“排满思想”，认为中国为汉族的中国，因此所谓叛逆之说并不成立，称“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

民族主义在晚清的激发既有历史因素，更是一种基于当下需要的重新“回忆”。民族主义的激发，可视为一种“框架借用”：“有怨恨感或被剥夺感一个群体，如果找不到一个与他们的怨恨感或被剥夺感相符的意识形态或理论武器，这就可能会去借用一个与他们的怨恨感或被剥夺感不相符的意识形态或话语，作为其发起运动的话语框架。”

晚清社会的怨恨心理开始来自家国危机以及对改革期待的不满足，但是当这种情绪转向更为激进的行动，需要新的动员话语。恢复“异族统治”的历史记忆，无疑是合适的“抗议”剧目。即使在革命派之外，“民族主义”话题也是报人们不满情绪发泄时的重要内容。它从一开始就颇具煽动色彩，本质上亦难以被体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