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2年第1期
许檀教授是一个有明确研究计划和细致推进目标的学者。自1986年发表第一篇华北商业城镇的论文《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以来,她已经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1988年,许檀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专著《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山东农业、渔业、手工业、矿业等各类商品流通状况进行细致考察,描绘出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轨迹,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区域社会经济史力作。此后二十余年,作者仍继续坚持从个案研究到综合性的研究路径,努力完整重现明清时期华北地区商业经济发展的历史画卷,将研究范围扩展到直隶、河南两省,历经多年资料收集、实地考察和个案研究,对几十个府级以上的行政中心做“地毯式”系统考察,对30余个不同等级、不同规模的商业城镇做细致分析,逐步分解、逐年展开,最终在此基础上形成本书《明清时期华北的商业城镇与市场层级》(科学出版社2021年4月版),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俗话说,十年磨一剑,本书显然是经过四十余年才磨出的精品。通读本书可以发现,向来模糊的明清华北商业城镇样貌,在作者的勾勒下已经变得清晰起来。
一
《明清时期华北的商业城镇与市场层级》旨在考察开埠前中国传统城市的发展脉络及其所达到的水平,因此其所说的明清时期,大抵以道光末年为界;题目中所说的“华北”系指河北、山东和河南三省。全书包括三编八章,系统考察明清时期华北商业城镇的发展状况。
第一编“明清时期华北的行政中心城市”包含三章:“明清两代的国都及其商业发展”“省会城市及其商业”和“府级行政中心及其商业概况”,主要是对冀鲁豫三省首都、省城、府城三类行政中心城市的商业状况进行细致描绘,尤其侧重这些城市的城市空间结构、商业布局和商业发展情况,当然也提及政治因素对城市布局与经济发展的影响。作者认为,与明代相比,清代华北行政中心城市的经济功能均有所增强。尤其是北京作为首都,虽然最重要的色彩是行政中心,但不可否认这里的商业活动仍然极为发达,尤其是宫廷消费与官方采办的强大活力,奢侈性消费的引领市场,文化消费水平的居全国之冠,故仍单列一章予以分析。
第二编“明清时期华北商业城镇的发展”是全书的重点,包括第四章“各级行政中心的转化:设有税关的城市”、第五章“各级行政中心的转化:未设税关的城市”和第六章“新兴商镇的崛起”。作者选取多个不同类型、不同地域、不同等级的商业城镇,包括具有行政地位的城市如临清、天津,以及不具有行政地位的新兴市镇如朱仙镇、周口等31个代表城镇,对其发展脉络、商业结构和规模、商业辐射范围进行逐一梳理和量化分析,展现出道光末年之前华北地区商业城镇兴起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在这些城镇中,针对由行政中心转化的商业城市,作者进一步将其细分为设税关和未设税关两种类型,通过分析可知,设有税关的城市,其税收额、商业规模与经营范围、商铺数量都要远远大于未设税关的城市。行政建制为镇的新兴商镇,部分商业规模和辐射范围甚至超过了府级行政中心与省城,可见商业发展有着自身的内在轨迹,而不是行政权力指挥棒下亦步亦趋的衍生物。
第三编“明清时期华北商业城镇的空间分布与市场层级”分为两章,即“商业城镇的功能与特点”和“商业城镇的空间分布与市场层级”。在前面两编多个细致深入的个案考察基础上,本编对华北商业城镇的形态、人口规模、职业构成进行总结分析,透视华北主要商业城镇由明到清的发展变化和空间分布,揭示清代华北地区商业普遍发达的原因。作者依据税关和商人会馆碑刻资料,对各个商业城镇商业规模和腹地范围进行估算,重新划分华北商业城镇的市场层级,并以此与施坚雅以近代邮政等级划分的市场层级进行对比。作者认为,明清时期王朝制度的影响,例如城墙、城市规划、皇子就藩和八旗驻防等,更多体现在高等级的行政中心,对于其他城镇影响有限;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前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华北地区商业城镇的数目和规模有大幅度增长,部分行政中心转化为商业城市,也有一些原本非行政中心的市镇兴起,而且后者占当时华北商业市镇的比例远高于前者,这种低行政级别的商业城镇兴起,反映了明清时期市场体系对旧有以行政等级为中心的城市体系的突破。这种突破,“既是明清时期中国城市发展中的重要变化,也是中国近代化、市场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第16页,以下同)。
二
在笔者看来,该书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施坚雅模式的充分利用与整体反思。
近些年来,海外汉学的城市史研究作为对“冲击—回应”模式和“传统—现代”二元论的挑战,深刻影响了中国学者的治学。在这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以往历史学家大都以官僚制度下产生、调整而形成的行政区划作为历史空间的唯一框架,桎梏于中国城市兼具政治和经济中心双重职能的观念。施坚雅在研究中发现,行政区划边界很少与市场贸易边界重合,因此打破传统,提出以市场为基础,从社会经济层级来划分和认识区域。他依照河流系统、山形地貌和市场级序,把中国分为东北、华北、西北等九大宏观区域,每个宏观区域除东北、东南、云贵没有核心都会外,分别由中心都会、地区都会、地区城市、较大城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镇、中间市镇、标准市镇等八个金字塔式的市场层级组成,构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施坚雅把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层级概念引入原本缺乏空间感和立体性的历史领域,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经济史研究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
学术研究的生命力重在推陈出新,修正或推翻陈说,突破施坚雅模式自然是中国城市史研究者的题中应有之义,关键是如何合情合理地突破。如许檀教授所言,她早期受到施坚雅理论的影响,在施坚雅提出的理论框架下开展了多年实证研究。然而,通过为数甚多、辐射范围甚广的实证研究,作者清晰地认识到,对于中国传统城市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模型建构和等级划分上。根据实际情况,本书有力地修正了施坚雅基于清代成都和西南地区研究而构建的“1843年各区域城市中心地的等级—规模分布”理论,指出施氏划分的市场层级与实际情况有诸多不符之处,即使一直被认为商业发展较为落后的华北地区,其市场的发展情况也比学界以往的估计要高,也就是说,“很难将某个具体城镇在8个层级中准确定位,故而将施坚雅的8个层级简化为流通枢纽城市、地区性商业中心和基层市场三大层级”(第11页)。所谓流通枢纽城市,是指在全国或大区域的商品流通中作为转运枢纽的城市,其贸易范围至少覆盖几个省,并多为中央一级的税关所在地。地区性商业中心,主要指在地区性商品流通中发挥承上启下作用的城镇,其贸易范围至少应能覆盖一两个府、十来个县,或者更大一些。所谓基层市场,是指遍布全国的农村集市,包括市镇和一般的州县城在内。本书这种尤其注重城镇在市场运行中的实际地位、而不考虑其行政建制的考察分类标准,显然更符合华北地区城镇类型的实际。由此,许檀教授对明清时期华北地区城镇进行层级定位,认为各商业城镇的辐射范围、市场级别与其行政等级之间差别很大,多数行政层级较高的省城、府城经济地位往往与其行政级别不相匹配,而行政级别较低的“镇”一级商业城镇崛起,反映出明清时期市场体系对原有行政体系的突破。
其二,深化对明清时期商业发展和市场发育的认识。
明清市场研究一直是经济史研究的热点,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研究区域极度不平衡现象。如果没有对华北商业城镇的全面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发展的完整拼图就无法成型。大体而言,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集中在近代通商口岸和开埠前的江南地区,对于华北地区的考察较少;针对政治中心所在地华北地区的研究大多是举例性质的,并不能展现明清时期华北商业城镇发展的全貌。从这个意义上说,许檀老师的研究对于深化对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认识,以及推动对华北地区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都有着填补空白之功。
虽然许檀教授坦言本书框架是建立在施坚雅层级理论之下,但她的研究却不是为施坚雅提供实证支持,而是在这一模型框架的合理性下进行在华北区域的“本土化”调整,以求对明清时期的历史实态有更为翔实的认识。施坚雅将经济层级中最低的三个城镇等级称为标准市镇、中间市镇、中心市镇,基本可以对应农村集市体系。但是这些名称容易和明清时期在政治上无行政地位的“市镇”“镇”的称谓混淆,一些商业名镇在行政层级中虽属于市镇,但在经济层级中无疑可以对应更高的城镇等级。作者提出的流通枢纽、地区性商业中心、基层市场,名称简洁易懂,有利于避免施坚雅所划分的经济层级中的“市镇”与国家行政层级中的“市镇”名称的混淆。对于过往关于奢侈性消费的负面评价,许檀教授也予以反思。在她看来,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发挥着引领作用。据此,她将北京、开封、保定和济南定义为商业城市。清代中叶开封的人口不过10万,但商业规模却可达到150万—200万两的水平,显示出高端消费对商业的影响,并顺利推动了华北城市人口数量的大幅度增长,因此,“消费对于市场发育、城市人口就业均有积极的拉动作用”(第455页)。
许檀教授利用商人会馆集资的“抽厘率”对地区性商业城镇的经营规模进行估算,利用捐款的地域分布对其腹地范围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对清代中叶华北商业城镇的市场层级进行定位。通过实证发现,各商业城镇的辐射范围、市场级别与其行政等级差异很大,“在华北三省中,除京城与河南省城开封的商业规模基本符合其行政地位之外,其他省城、府城的经济功能和商业规模大多与它们的行政级别不相匹配。具体而言,在直隶的商城中,天津为府城,张家口、多伦诺尔为直隶厅,通州、祁州为散州,而省城保定的商业规模和市场辐射力与它们相比则逊色得多”(第450页)。以往研究过于关注晚清民国时期的现代化因素,而对中国明清时期商业发展和市场发育并没有格外期待,许檀教授的这一发现,想必会引发学界对中国商业市场明清时段演变的新想象和新认识。
其三,从比较互动角度审视明清城镇经济发展。
明清以来中国传统市场的发展究竟呈现出怎样的面貌?相较于资料丰富且广受关注的“流通枢纽城市”与“基层市场”,作为“地区性商业中心”的城镇,成为具象化理解传统市场运作的最大阻碍,且这一阻碍在华北地区尤难克服。早在2000年,许檀教授发表《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一文,已经展现出解决这桩公案的雄心。如作者所总结的那样,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作为各级行政中心所在地的政治性城市,此类城市是典型的消费城市。二是工商业城市,如苏州以丝织业、景德镇以陶瓷业著称于世,而作为流通枢纽和中转码头发展起来的商业城镇数量更多。一般来说,行政中心可以通过行政级别进行衡量,在行政级别的指导下,大体可以判断几个不同级别城镇的规模差异。工商业城市的规模判断则模糊得多,即便是方志、文集之中,也常常在“人山人海”等词汇的形容下而显得粗线条。如果几座城市放在一起相比较,则往往陷入能够明确的几组具体数字的衡量之中,例如人口数量、城墙长度(内城的规模)。
许檀教授注意到“经济功能的增长是明清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特点和变化。然而,以往传统城市研究中的主要指标———行政等级、城墙周长(或占地面积)以及人口规模等,都不足以反映这一时期城市发展中的这一变化和特点”(第399页),所以尝试以商业税收(包括关税和地方商税)来弥补这一缺憾。正是这一新指标的引入,具象地呈现了以往模糊的商业城市规模和辐射范围。作者对州县城和县以下镇进行重点筛查,选取一批商业规模和腹地范围已超出一般府城的州县城乃至“镇城”,对其发展脉络、商业规模、流通范围等进行量化考察,确定其在市场等级中的位置,进而将一些快速发展但不为人知的商业城镇勾勒出来。这些商业城镇规模和意义的浮现,让人们看到了明清华北城市的动态变化,城市的衰落和兴起,行政功能减弱和经济功能的增强,反映了传统中国城市向近现代调整的轨迹,更是传统中国向近代行进的一种路径取向。“这一新的城市体系的形成,反映的正是发展中的市场体系对传统的以行政等级为主的城市体系的突破,以经济功能为主的新城市体系的形成过程正是中国经济近代化、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第458页)。
探寻为何行政中心经济功能减弱、周边新型城镇兴起的缘由和意义等,无论是从经济地理学,还是从城市史发展,抑或是从近代中国商业市场的形成而言,无疑极具价值。在研究方法上,本书采用了历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手段,是一部偏向社会科学风格的经济史著作。利用的资料以民间碑刻为主,注重实地考察,资料取用与傅衣凌先生开创的社会经济史学派相近,但关注的问题较偏向于经济学,可以说是融汇了两者的风格,又有所创新。这种特点使得本书不仅对于明清市场史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社会史、财政史等领域也不无参考价值。
其四,挖掘整理全新史料,拓展研究资源。
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傅衣凌先生即开始利用民间文书资料进行佃农经济的研究,开创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流派。但到目前为止,以官方文献如档案、实录、方志等进行考察的研究仍然占大多数,而由于官员与士人书写的官方文献固有的缺陷,其中的经济资料或不全面,或数字不准确,使得依据其对经济状况进行的考察存在较大缺憾。传统市场研究多依赖于档案、方志、文集等史料,而数据资料缺乏是影响明清时期市场层级划分的主要瓶颈。就经济史领域而言,商业并非传统国家关注的焦点,因此相比政治史、文化史而言,官方史料与士大夫记载相对较少,而即便是留存较多的土地、人口、税收等数据,其真实性也常被质疑。各地区资料留存极不均衡,也严重地限制了对江南以外区域市场发展做进一步细致探讨。
本书的一大亮点是作者搜集了以往未被发掘、数量丰富的碑刻资料,这些碑刻立于各大商业城镇的会馆中,常有数块乃至十余块,是较为难得的成规模、成序列民间文献资料。不止如此,作者还成功地开创了一套利用商人会馆碑刻进行经济史分析的方法。商人会馆碑刻资料一般包含会馆建立的时间、出资人及其金额、修缮的时间及金额等信息,表面上看这些信息似乎只对梳理特定会馆的变迁沿革有所帮助,但是许檀教授跳出了以往使用这一类型资料开展商帮、商路研究的窠臼,而是将商人商号的经营活动同所在城镇主体紧密联系,发现了背后蕴藏着的丰富经济史内涵。针对会馆的建立和每次修缮的金额,可以推知某一商人群体在某一地区活动的时间及其实力变化情况;结合史书记载的抽厘率,可以推算某一商人群体在某一地区的资金规模,进而推算当地的商业发展整体状况;不同商人和商号的出资金额,可以看出某一商人群体在某一地区主要经营的领域以及该地区可能与哪些地区存在商贸往来。通过对所得的大量碑刻资料的认真梳理,本书对华北诸多商业城镇的兴衰脉络、商业结构、商业规模、腹地范围等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揭示城市商业的诸多细节,开创了对商人会馆碑刻的量化分析方法。
地方商税是各级地方政府征收的商税,主要为落地税(坐税),收入归地方支配。关于地方商税,目前所见档案留存极少,但在地方志中会有一些零星记录,其中一部分税收额远高于一般府州县的城镇则是地区性商业中心。许檀教授在书中大量使用相关材料,进行细致考订、归类和量化整理,成为与会馆碑刻资料齐头并进的另一组可靠史料支撑。从中既可见许檀教授史料功底之扎实,也足见她治学的勤奋和严谨。根据她的推算,冀、鲁、豫三省30余个商业城镇的经营规模在6500万—7000万两之间(第443页)。相信这组数据的出现,将会为学术界极为热闹的历史GDP估算注入新的活力。
三
当然,本书可能存在不足。本书所指的华北,乃为河北、河南和山东,并未包括山西,之所以未将山西包括在内,如作者所言,“一方面,因时间所限,很难在短期内将四省较重要的城镇逐一考察完毕;另一方面,施坚雅的华北区域也未将山西包括在内,做这样的界定也便于与施坚雅的‘华北’进行比较”(第13—14页)。但这样的做法,显然有削足适履之嫌。希望日后作者能将山西纳入研究范围,从而为学术界整体呈现明清华北商业城镇发展的全貌。
全书使用了很多不同地区、不同商人群体的会馆碑刻资料,但是解读方式基本上都是遵循同一种模式,以列表统计作为量化呈现。对于单个案例来说这样的解读自然极为精彩,但是由于全书不少城市都涉及相似内容,难免给人重复之感。利用会馆集资抽厘率折算出的统计数据,也需要注意以“两”为单位的“经营规模”之间的差异性。
明清时期商业城镇的兴起主要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但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对于部分行政级别较低的城镇取代行政中心发展为较有影响力的商业市镇来说,同样重要,这不仅关系到如何认识明清时期华北地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也关系到市场体系到底在该时期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如何评估的问题。本书虽然对城市发展中自然地理因素有所提及,但总体是一笔概过,缺少深入探讨。
当然,瑕不掩瑜,总体而言,本书显然是一部扎实和新颖的著作,在研究内容上,填补了以往明清市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描绘了一幅清代华北商业发展的图景,显示了清代华北市场的活力所在;在史料上,实地考察收集了大量会馆碑刻资料,为各领域的后学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参考;在研究方法上,对施坚雅模式进行了修正调整,并成功探索出一套对会馆碑刻进行经济史视角解读的方法。近些年,亦有其他学者利用许檀教授的研究方法对一些商业城镇进行研究,比如高福美对清代天津城市经济的研究,宾长初对清代广西百色镇商业的考察,黄忠鑫对清末民初福州古田商帮的考察等等,显示了这一研究范式的可操作性和生命力。
总之,许檀教授为我们勾勒出了明清时期华北商业城镇和市场层级的轮廓,在经济之下,看到商人、商业与市场形成的兴衰变化,这对于我们拓展中国近代化研究的方法和研究对象都有启发。城镇如同小舟,在历史的洪流中承载着时代下的人群和社会。小舟勾画已成,舟上的精彩图景想必也很快会清晰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