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恩荫

　　清代的文人史料笔记，是我们藉以了解当时典章制度、宫苑状况、文化民俗等各方面情况的一个重要渠道。其中或多或少涉及到圆明园史料的主要有《养吉斋丛录》、《宸垣识略》、《啸亭杂录》、《日下尊闻录》、《檐曝杂记》、《竹叶亭杂记》等多种，它为我们了解、研究圆明园盛时状貌和丰厚的中华文化积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依据。但经笔者多年来检索比较，发现其中仍存在某些讹误之处，现择要作如下校正，供研究参考。

一、《养吉斋丛录》

　　吴振棫著《养吉斋丛录》，我认为是清代文人史料笔记中最好的一种。吴氏为清嘉庆十九年（1815）进士，授编修，道光年间出为云南大理、山东登州知府，及山西、四川布政使，咸丰时期曾任云南、四川总督。该《丛录》又成书较晚，内容涉及面很广，（就圆明园而言，它全面涉及圆明、长春和绮春三园，这是清代文人笔记所仅见。）加之其写作态度审慎，文字简明。清代有学者谓其“所录者皆有所本”，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但由于他进入清帝御园圆明园的可能性甚微，因而《养吉斋丛录》对圆明三园的文词记述，难免有不少错讹之处。

　　（一）、《养吉斋丛录》卷十八，沿袭了《钦定日下旧闻考》的某些错情。比如将“九州清晏”殿（景）的名称并雍正御书匾额，4处皆误“晏”为“宴”。

　　（二）、《养吉斋丛录》所记述的圆明三园诸多景物名称，存在着不少讹误：

　　1、圆明园：（1）、《丛录》将鸿慈永祜景名，误“祜”为“佑”，并将“安佑宫”误作“永佑寺”。（2）、安澜园一景的“远秀山房”被误作“远香山房”。（3）、该景的“挹香室”被误作“挹春室”。（4）、西峰秀色一景的“含韵斋”被误作“含韵楼”。（5）、多稼如云一景的“芰荷香”被误作“芰荷乡”。（6）、廓然大公一景的“静嘉轩”被误作“静佳轩”。

　　　 2、长春园：（1）、含经堂一景的“静莲斋”被误作“静莲室”。（2）、思永斋一景的“迎步廊”被误作“近步廊”。

　　　 3、绮春园：（1）、“喜雨山房”景名被误作“春雨山房”。（2）、“问月楼”景名被误作“阆月楼”。（3）、“涵秋馆”景名被误作“涵清馆”。

　　　 4 、《养吉斋丛录》在记述“御园弄田”时，还误将嘉庆年间在圆明五园之一熙春园修建的陇香馆，误作“乾隆年间所辟治”。

　　（三）、《养吉斋丛录》对圆明园的多处文字记述是不够准确的：1、《养吉斋丛录》云：圆明园去都城四十里。实际上圆明园距京城西直门不足二十里。康熙御制《畅春园记》即云：“都城西直门外十二里曰海淀”，而海淀以北三四里地就是圆明园。2、《丛录》将圆明园茹古涵今一景称之为与文源阁相同的“藏书所”，但从清宫档案等诸多史料中未见有此类记载。3、《丛录》将位于九州清晏殿之东的后妃寝院“天地一家春”，误作“在九州清晏之西”。4、《丛录》将位于后湖北岸、前临溪后障山的慈云普护一景，说成是“在湖中”。5、《丛录》云：“安澜园正中则为宜春殿”。这属于张冠李戴，宜春殿本是方壶胜境一景的殿宇，而安澜园正中的应是四宜书屋。6、《丛录》云：“嘉庆二十二年，园中接秀山房落成，两淮盐政承办紫檀装修二百余件”。此说欠确，实际上嘉庆二十二年是在福海东岸接秀山房一景的南部，改建成观澜堂三卷大殿。7、《丛录》云：长春园狮子林有“嘉庆间御制狮子林十六景诗，标名又稍有异同”。实际上嘉庆并无狮子林十六景诗，有御制狮子林十六景诗、且与乾隆狮子林十六景诗标名迥异者实为道光皇帝。8、《丛录》云：“嘉庆十九年，圆明园构竹园一所。两淮盐政承办紫檀装修二百余件”。此说有误，实际上嘉庆十九年只是在绮春园的旧有地名竹园之处，疏浚池沼，并在中岛修建“澄心堂”崇宇。这有嘉庆御制《澄心堂记》为证。9、《丛录》云：绮春园“旧为大学士傅恒及其子大学士福康安赐园，殁后缴进。嘉庆间始加缮葺”。此说有误，绮春园先名交辉，原为怡亲王允祥赐园。乾隆年间改赐傅恒及其次子福隆安（而非三子福康安），在乾隆三十四年（此时傅恒父子健在）即归入御园圆明园，定名绮春。乾隆朝并已有多处修缮。这有嘉庆御制《绮春园记》及清宫档案为证。

　　（四）、《养吉斋丛录》对北京西北近郊“三山五园”的景物名称记述，存在着一些错乱现象：1、《养吉斋丛录》将圆明园濂溪乐处一景南侧河池中的“宝莲航”（石舫）宫殿称名，误为万寿山清漪园石舫之“亦名”。2、《丛录》将圆明园天然图画一景的“朗吟阁”、杏花春馆一景的“得树亭”，均误作清漪园景物。3、《丛录》误称“多稼轩”为清漪园景物，并注曰：乾隆间命画农器十种于轩内，后又以元程棨所画耕织图弆藏此轩之北即贵织山堂。此说有误，多稼轩实为圆明园映水兰香一景之主殿，轩内壁间画有农器十种图，而乾隆《耕织图》刻石则是嵌在清漪园的延赏斋前廊壁间，收贮在圆明园多稼轩（而非贵织山堂）的只是程棨《耕织图》画卷。

二、《宸垣识略》

　　吴长元编著《宸垣识略》，是一部记载北京史地沿革和名胜古迹的书。该书成书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凡涉及圆明、长春两园的文字，主要都是依据乾隆《钦定日下旧闻考》一书增删重写而成，并做了一番爬梳删节，对《钦定日下旧闻考》的疏略未尽之处予以补充。但《宸垣识略》也存在一些错讹之处。

　　（一）、《宸垣识略》对圆明、长春二园的记述文词，沿袭了乾隆《钦定日下旧闻考》的一些原有错讹：1、将正大光明殿后之“寿山”误为“寿山殿”。2、将汇芳书院一景西垣内的“翠照轩”误为“翠照楼”。3、将映水兰香一景的多稼轩诸景物，误为澹泊宁静“西门外别院内”。4、将位于坐石临流西南的碧桐书院一景，误作“坐石临流其东南”。5、将长春园含经堂东配楼霞翥楼的内额“味腴书室”，误为“味腴书屋”。6、将长春园位于海岳开襟西北的谐奇趣，误为“海岳开襟东北”。这也反衬出乾隆《钦定日下旧闻考》原本就存在此类讹误。

　　（二）、《宸垣识略》自身尚有少量错讹之处，比如将坦坦荡荡一景的“双佳斋”，误作“双鹤斋”。将濂溪乐处一景河池南岸的“汇万总春之庙”，误作“汇芳总春之庙”。

三、《啸亭杂录》、《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一）、昭梿著《啸亭杂录》，记载了清代道光初年之前的大量宝贵史料。昭梿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之后，嘉庆十年（1806）曾袭礼亲王爵。清代有学者谓：阅《啸亭杂录》，所载国朝掌故极详，“考国故者，莫过于是书”。《啸亭杂录》涉及圆明园内容者多在续录部分，具有较大史料价值，但也存在一些错情。

　　1、《啸亭杂录》续录卷一“廷臣宴”条目云：每岁上元后一日钦点大学士九卿中之有勋贳者“宴于奉三无私殿”，名廷臣宴。实际上，圆明园正月十四日至十六日的“上元三宴”即正月十四日奉三无私殿宗亲宴、十五日正大光明殿朝正外藩宴和十六日正大光明殿廷臣宴，是在乾隆六年（1741）才形成定制的。经笔者查阅雍正、乾隆两朝全部《实录》和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大部或部分《实录》，以及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帝全部御制诗文，皆能确证“上元后一日”圆明园的“廷臣宴”照例是在正大光明殿举办，而在奉三无私殿举办的，仅有尚未形成“上元三宴“定制的乾隆五年一次。显系《啸亭杂录》将正月十四日例在正大光明殿举办的廷臣宴，误为“奉三无私殿”。

　　2、《啸亭杂录》谓：安佑宫在圆明园西北隅，一如寝庙之制，“上于每年四月八日，率领诸皇子近侍拜谒”。经我检核清帝《实录》和御制诗文，从未见到四月初八日祭拜安佑宫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诸帝御容（画像）之例。凡清帝驻园期间，照例是在从宫内迁来御园和从御园迁回宫内之日，上元（正月十五）日、中元（七月十五）日、清明日，皇帝本人生日和先皇诞辰、忌日，清帝皆要到御园祖祠安佑宫“磕头”行礼。清帝四月八日拜谒安佑宫一说，显系《啸亭杂录》误传。

　　3、《啸亭杂录》续录卷一云：乾隆初定制，于“上元前后五日”，观烟火于西苑西南门内之山高水长楼，“楼凡五楹”。该书这一条目记载下圆明园山高水长元宵烟火盛况的不少宝贵资料，但对放烟火的天数及山高水长楼的规制记述则有误。山高水长的上元烟火盛会，时称元宵火戏，乾隆年间例从正月十三日放灯，至燕九日（正月十九）收灯，内容包括马术、杂技、民乐、舞灯、烟火，以及维乌尔族铜绳技（达瓦孜）、外国歌曲等。其间皇帝还频频赐宴宗亲、外藩和外国来使或是赐食茶果，被乾隆皇帝弘历称之为“七宵灯宴”。只是山高水长的元宵烟火，在嘉庆、道光、咸丰时期，才成为“庆节最宜三五夜，欢腾中外集西园”。至于山高水长楼，实乃九楹，被《啸亭杂录》误为五楹。

　　（二）、崇彝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了清代道光、咸丰以来直至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掌故旧闻，其中有一些涉及到圆明园的内容。《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谓：圆明园“镂月开云”“在富春楼之后，即纪恩堂，嘉庆朝更名，至道光朝改名慎德堂，原名牡丹台”。此条所云，显属讹误。实际上，镂月开云，康熙朝后叶原名牡丹台，乾隆九年正式命名为镂月开云，乾隆三十二年（1767）就增额曰“纪恩堂”，并御制《纪恩堂记》，而非嘉庆朝更名为纪恩堂，更与慎德堂无干。因为慎德堂，是迟至道光十一年（1831），才在九州清晏一景西部改建而成的三卷寝宫大殿。

　　2009年2月14日

   张恩荫：生于1933 年，陕西韩城人。原任圆明园管理处副主任。长期从事圆明园文史研究工作，相继出版专著《圆明园变迁史探微》、《圆明大观话盛衰》、《三山五园史略》等，并在各类报刊中发表圆明园研究文章数十篇。被公认为圆明园文史研究专家，现为中国圆明园学会学术委员、清宫史研究会会员。

（转引自《圆明园研究》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