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正白旗曹雪芹故居与正白旗三十九号院

（一）正白旗曹雪芹故居位置

1971年4月4日以前，正白旗39号院与曹雪芹正白旗故居之间并没有产生太多关系。不过，按照吴恩裕的说法，1963年3月17日下午一点，张永海曾带吴恩裕、吴世昌、周汝昌等人去看过“雪芹的旧居遗址”，先看了其镶黄旗营外公主坟一带，而关于他们当日参观曹雪芹正白旗旧居的情况，吴恩裕先生是这样记载的: “横过今天通往卧佛寺的马路和现在的河滩，走出河墙外就是地藏沟口。雪芹……旧居就在沟口南面的一棵古槐附近。他的旧居后面是当年的档房。档房是正白旗存档的地方……旧居的门前横着一条河。”

1963年时，地藏沟口有古槐的地方就在正白旗39 号院门口。当地人之所以称曹雪芹正白旗故居前有一棵古槐或者一棵二百多年的槐树，而不称有三棵古槐，盖与正白旗39号院门口中间一棵古槐胸径独大有关。从吴恩裕的记载可知，当时，吴恩裕、吴世昌、周汝昌等人都是到过正白旗39号院前的。

(二) 鄂比赠曹雪芹对联的发现

地藏沟口溪水经过正白旗39号院落流入正白旗西面河滩( 图中横向路下的泄水口就是原来地藏沟溪水下流的通道)

1963年，张永海讲述给红学家听的传说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即鄂比曾送给曹雪芹一个对联，云: “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有; 疏亲慢友，因财绝义世间多。”

实际上，在1971年4月4日之前，这个对联并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

当时，住在正白旗39号院的是从北京二十七中回到正白旗居住的语文教师舒成勋与他的哥哥。由于舒成勋早年在外谋生，正白旗39号院为舒成勋的哥哥长期居住。1970年，在北京二十七中教书的舒成勋因为海外关系被打成“敌特”，被迫“退休”，回到正白旗老屋居住。

1971年在正白旗39号院西墙壁下发现的文字

1971年4月4日下午3点左右，正白旗39号院房主舒成勋的夫人陈燕秀无事之余打扫西屋，在挪床的时候，因为腿脚残疾不利索，偶然间，床板上的铁钩在晃动中刮下一块墙皮，而墙皮下另有一层墙皮，这层墙皮上还有墨迹。陈燕秀不识字，出于好奇，她将已经破损的墙皮逐渐抠开，发现60%的墙壁上都写着文字。晚上，从城里办事回来的舒成勋在墙皮上题写诗文的中央发现一段写作菱形的文字: “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 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真不错。”

(三) 正白旗39号院“题壁诗”发现后的一些情况

4月5日，舒成勋让外甥郭文杰(后曾任北京市财政局副局长) 为题壁诗拍摄了照片，并向香山街道和派出所进行了汇报。4月6日，街道派出所李某来正白旗39号院看题壁诗。9日，北京文物管理处赵迅到正白旗39号院看题壁诗。5月13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接到民盟中央的电话通知，委托吴世昌先生前来香山调查; 同日，胡文彬先生、周雷先生也到正白旗调查访问。6月9日，北京文物管理处派于杰等人将舒家题壁诗揭走。当时，舒成勋不在家。关于于杰与正白旗题壁诗的关系还有一个后续。周汝昌《北斗京华》之《张家湾传奇》一文载: “会毕，款待午餐，从会场走向饭厅路上，于杰先生对我说了一席话也很重要，他说: ‘眼神经萎缩，视力坏了。早年，他发现的抗风轩的墙皮上的字，那是假的。’”周文附注云: “1992.8.1，随我与会者是我的小女伦苓，于杰先生的这一席话，我二人同闻，字字在耳，不可埋没。”

笔者未见于杰先生关于题壁诗的鉴定文字意见，然其对周汝昌先生所讲“他发现的’抗风轩’的墙皮上的字”却难解其意，因此题壁诗系舒成勋夫人陈燕秀发现，难道于杰向周汝昌表达的意思是“早年，他即发现‘抗风轩’墙皮上的字是假的”么?

五 关于正白旗39号院与曹雪芹故居关系的研究

（一）由传说与发现产生的逻辑

张永海传说中曹雪芹正白旗故居位置示意图

在学者与香山百姓互不了解的情况下，香山民间传说称，曹雪芹正白旗故居“在四王府的西边，地藏沟口的左边靠近河的地方，那儿今天还有一棵二百多年的大槐树”，正白旗的档房位于故居后。又称:“鄂比就送他(曹雪芹) 一副对联: ‘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有，疏亲慢友因财绝义世间多。’”而就在专家了解到这个传说的八年后，也即1971年，在曹雪芹正白旗故居的范围内的房子墙壁上发现了曹雪芹友人赠送给曹雪芹的对联，单就逻辑而言，发现对联的房子即应该是曹雪芹正白旗故居。当然，这里还需要一个前提，即要确定这些文字书写于曹雪芹在正白旗生活居住的时间段内。

(二) 吴世昌、赵迅、张伯驹对正白旗39号院题壁诗书写时间的研究

关于题壁诗的内容和书写年代，吴世昌认为: “题诗者并不署名……他所欣赏选录的“诗”都很低劣……大概是一个不得意的旗人。”“乾隆十一年(1746) 丙寅，当时传说中鄂比赠雪芹的对联尚未出现。雪芹也还没有移居郊外。”

不过，吴世昌关于正白旗39号老屋墙壁上“选录的’诗’都很低劣”的鉴定，却被同样反对正白旗39号院为曹雪芹故居的赵迅所驳。

经赵查找，题壁诗文多抄自《唐六如居士全集》、《西湖志》、《东周列国志》、《水浒传》等，可见，墙壁上的题诗不能说“都很低劣”，至少在这一点上吴先生的结论下得过快了些。至于题壁诗的书写年代，赵迅与吴世昌的意见也不相同。赵迅认为: “曹雪芹移居西山的年代虽无确考，但从敦氏兄弟、张宜泉等人的诗句等旁证材料中推断，大约不出乾隆十六年至二十一年(1751—1756) 期间。”“题壁诗中有两处丙寅纪年……乾隆十一年时尚未迁居西山……因此，从时代上看，这里也不可能是’曹雪芹故居’。”并称，“从题壁诗的内容与舛误情况判断，这当是清代末叶住在当地的一位粗通文墨但水平不高的失意人所为”。

赵迅对曹雪芹迁居西山的时间推论依据是什么，因其文章并未明言，不知何以立论。若以敦诚作于乾隆二十二年秋的《寄怀曹雪芹霑》中“君又无乃将军后，而今环堵蓬蒿屯”知曹雪芹已迁居京西而有以上推测，逻辑上就存在问题。

文人出版诗集一来并非全部诗作，二来诗集并非日记、无事不载，鉴于文人诗集记载史实的粗疏，以其记载证明事有则可，以其未有某事之记载证明某事不存在则不可。具体到曹雪芹的行踪，以《寄怀曹雪芹霑》断曹雪芹迁居京西之下限则可，以之推断上限则不可。否则，如果按照乾隆二十二年敦氏兄弟始有诗寄曹雪芹，便断曹雪芹乾隆二十二年方迁居香山的逻辑，则可以认为至乾隆二十二年敦氏兄弟始有诗歌寄曹雪芹，则可知乾隆二十二年以前曹雪芹与敦氏兄弟并不相识。

吴恩裕先生考敦氏兄弟之行踪，知敦诚于乾隆九年入右翼宗学，时11岁，敦敏亦在宗学，时16岁。按照敦诚《寄怀曹雪芹霑》“当年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的记载，推测雪芹之交敦氏兄弟当在乾隆十三、十四年。时敦诚15岁上下，可以与雪芹有“接䍦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的交往。

可知，上述以敦诚写曹雪芹诗的上限作为曹雪芹始迁香山时间的下限，逻辑上并不成立。

若以张永海传说之“乾隆十六年，他( 曹雪芹) 就离开宗学，搬到西郊来住了”为据，推测曹雪芹至乾隆十六年才来香山，题壁诗上的丙寅或者非乾隆十一年之丙寅，或者题壁诗之丙寅系嘉庆十一年之丙寅或同治五年之丙寅，则与张伯驹先生对题壁诗书法风格的判断相悖。

1975年农历八月二十九日，著名文物鉴赏家张伯驹偕夏承焘、钟敬文、周汝昌等人到正白旗39号老屋访问。舒成勋将当年照下的“题壁诗”的照片拿给张伯驹等观看。张伯驹后有《浣溪沙》记载当日之事，词注中写道: “按，发现之书体、诗格及所存兔砚断为乾隆时代无疑。”

墙壁题诗中一诗落款为“岁在丙寅”。依照张伯驹关于题壁诗书体为乾隆时代风格的鉴定，则此“丙寅”应为乾隆十一年(1746) 。

(三) 如何理解张永海所谓曹雪芹乾隆十六年迁居正白旗的说法

其一，学术考证利用民间传说资料时，如果尚有相关的文献和文物资料，需要将民间传说记载的信息与文献、实物记载的信息进行对照，以文献、文物记载信息为主，以传说记载信息为辅。

其二，传说传递的与文献、实物记载不同的信息背后是否隐藏着相关的解释，实际上传说与文献、实物记载信息并无矛盾。

张永海关于曹雪芹的传说出现早于题壁诗发现时间八年，传说与题壁诗中鄂比赠雪芹对联的信息一致，传说中关于曹雪芹正白旗故居位置、友人赠联的信息与正白旗39号院题壁诗中的信息一致，以及张伯驹先生对题壁诗书写年代风格的鉴定可证，曹雪芹迁居西郊、书写题壁诗文的时间下限为乾隆十一年。

有人认为，张永海传说中提到乾隆二十年曹雪芹正白旗房子塌了，因此，即便房屋墙壁上曾有过曹雪芹的题字，也不可能保存下来。

实际上，这种说法混淆了房子“塌”了和房子“倒”了的区别: 所谓“倒”，是指房子的某一面墙壁或几面墙壁倒了，而“塌”则指房顶的漏与掉，两者完全不同。

(四) 关于“题芹溪处士”款书箱的鉴定与质疑

北京人张行家中有一对书箱，其一盖上镌“题芹溪处士”款、其一盖上镌“乾隆二十五年岁在庚辰上巳”——此盖后面墨笔书“为芳卿编织纹样所拟歌诀稿本”等五行文字(简称“五行书目”) 及起首“不怨糟糠怨杜康”悼亡诗一首。

关于此书箱，1976年，故宫明清木器史专家王世襄曾陪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袁水拍及红学家吴恩裕、冯其庸等看过两次，指出器物为乾隆时期物品无疑。

关于此书箱，学界不少人都提出过异议，如朱家溍认为书箱盖后书有“纹样”二字，非曹雪芹时代所有; 史树青认为曹雪芹纪念馆展览之书箱尺寸、格局不合，等等。

朱家溍关于“纹样”一词非清代所有的论断，被严宽先生发现的资料驳倒。严先生从《清代档案史料•圆明园》中查到: “乾隆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油木作) ……于本月十五日，催长四德将铜水法座一件，上画黑漆底，画五彩花纹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可见，乾隆时期已经有“纹样”。陈传坤甚至查到唐朝人张籍《酬浙东元尚书见寄绫素》中有“越地缯纱纹样新，远封来寄学曹人”。可知，国人至晚在唐代即已使用“纹样”二字，不必待清末从日本传入。

至于曹雪芹纪念馆陈列之“题芹溪处士”款书箱的格局与尺寸，2012年，笔者曾与纪念馆建馆之初负责复制该书箱的薛小山先生面晤，薛告: “格局不对就对了。当年，我去张行家看书箱，张行只让照相，不让量尺寸，我是在两米之外照的照片，回来后，根据照片和目测放大的尺寸。”

由此，史树青先生对纪念馆书箱的质疑可以得到澄清，亦可证史树青先生似未曾见过张行家所藏书箱原物。

此外，关于此书箱全部，包括镌刻、墨迹等是否有后人所动手脚，2012年3月5日，经嘉德拍卖木器专家乔皓、颐和园小木作修复专家姚天新、文物鉴赏家戚明等人目验张行家藏之“题芹溪处士”款书箱原件，认为书箱整器为乾隆时期物品，以墨迹吃到木头中的程度判断，书箱盖后五行墨迹、悼亡诗墨迹为两百年前所书，书箱整体、细节皆无任何后人做旧作伪之痕迹，与30年前王世襄先生鉴定意见无异。

(五) 题壁诗、“题芹溪处士”款书箱盖后五行书目的笔迹异同

2008年，公安部文检专家李虹以“题芹溪处士”款书箱原件、正白旗39号院题壁诗原件进行鉴定，认为题壁诗为一人所书，书箱盖后之五行书目与题壁诗为一人所书，此鉴定意见与2010年6月中国政法大学书法学教授孙鹤女士鉴定意见一致。

而早在30年前，郭若愚先生就已经比较过孔祥泽提供的《废艺斋集稿·南鹞北鸢考工志》“曹霑自序”双钩与“题芹溪处士”款书箱盖后之五行书目之间的笔迹关系，指出两者为一人所书。这一论证方式和结论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虽然郭认为此二书法皆出自近人。但是，郭若愚并没有见过“题芹溪处士”款书箱的原物，当然也不能近距离观察“题芹溪处士”款书箱盖后五行书目墨迹吃到木头中的程度和经历的时间。

五行书目墨迹书写时间的鉴定与郭若愚先生对五行书目与《南鹞北鸢考工志》“曹霑自序”双钩书法统一性的鉴定，共同证明至少孔祥泽提供的《南鹞北鸢考工志》“曹霑自序”双钩书法确有出处，其底本即曹雪芹的书法，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印证《废艺斋集稿》，包括其中附录的敦敏《瓶湖懋斋记盛》的真实性。题壁诗与乾隆二十五年“题芹溪处士”款书箱盖后五行书目笔迹一致的鉴定，反过来可以证明张伯驹关于题壁诗风格为乾隆时代的鉴定意见是正确的。

这里还涉及一个问题，或者以为，正白旗39号院的建造时间较晚，不可能建造于曹雪芹生活的时代。持此观点者虽少，但也应做必要的回应: (1)这种观点与张伯驹对题壁诗书风的研究直接相悖; (2)这种观点与题壁诗、书于乾隆时代五行书目笔迹一致的鉴定意见相悖; (3)这种观点与古建筑研究专家律鸿年曾指出的正白旗39号院建筑风格为雍正、乾隆时代风格的观点相悖。

(六) 关于题壁诗不是曹雪芹所作与不是曹雪芹所抄的问题

通过查找题壁诗的出处，赵迅指出: “原诗作者既然是凌云翰、唐寅、陆秩、聂大年、万达甫……等人，因此可以得出明白无误的结论: 这些题壁诗确实不是曹雪芹作的。”在赵迅已经查出题壁诗来源的前提下，题壁诗不是曹雪芹所作已是定论，但题壁诗不是曹雪芹所作与题壁诗不是曹雪芹所抄并不是一个概念。对于题壁诗是否为曹雪芹所抄，赵迅认为: “题壁者虽粗通文墨，但文学修养甚低。抄录前人诗句随意加以改动，甚至改得诗律不合，平仄失调。难道说才华横溢的曹雪芹能干出这样的事吗? 何况题在壁上的还有一些零散的句子，例如’有钱就算能办事’，‘不信男儿一世穷’之类。在伟大作家曹雪芹的身上，如果出现这样的思想感情，那才是绝顶奇怪的事。所以说，往墙上抄诗的也肯定不是曹雪芹。”

在不考虑张伯驹先生对题壁诗风格意见、不了解文物专家对“题芹溪处士”款“五行书目”鉴定意见和公安部文检专家对题壁诗和五行书目笔迹关系的时候，赵迅此说影响甚大。

现在，随着相关研究的推进，我们已经知道，题壁诗作于乾隆十一年前后，正白旗39号院在曹雪芹正白旗故居范围内，且书写有友人赠曹雪芹对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重新考虑赵迅的论断及抄录者题写、修改墙壁上文字的原因就会更谨慎一些。

也就是说，墙壁诗中所谓的“错别字”，到底是因为作者不通文墨，还是作者别有用意进行的修改，因为没有证据，不好妄测，但从其中某些诗文称“录”，却与原诗文字多异的情况来看，有意修改的可能性会更大些。

六 正白旗、镶黄旗外北上坡与白家疃

（一）从正白旗到镶黄旗外北上坡

按照张永海听来的传说，乾隆二十年春天以后，曹雪芹自正白旗迁出，到镶黄旗外北上坡、公主坟一带居住，而香山正红旗人席振瀛则有不同的说法。根据吴恩裕的记载，席振瀛称: “曹雪芹先住在镶黄旗营上面的公主坟，以后迁至正白旗营的营外民居……被抄了家的人等于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更不能回营居住，所以曹雪芹不可能住在正白旗营营子里，而是住在正白旗营外的民房。他认为，曹雪芹到了香山是住在镶黄旗营的坡上、玉皇顶下面的公主坟。”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必须注意，张永海所传的传说是从先辈和乡亲那里听来的，而席振瀛的观点则是他对曹雪芹居住正白旗和镶黄旗外公主坟先后的分析。

另外，张永海传说曹雪芹到香山正白旗居住属于“拨旗归营”的则例虽未必符合历史，但毕竟是历代香山人的“认为”，而不是他个人的“认为”，而席振瀛所谓的“被抄了家的人等于被剥夺了政治权利，更不能回营住，所以曹雪芹不可能住在正白旗营营子里，而是住在正白旗营外的民房”，纯属个人想当然的说法。

就曹雪芹在香山居所的迁移，笔者倾向于张永海传说的从正白旗营到镶黄旗外公主坟，这是因为，1963年香山传说称乾隆二十年曹雪芹从正白旗旗营迁到镶黄旗营外北上坡，而1971年正白旗旗营房内发现了与传说中友人赠曹雪芹对联，席振瀛的解释无法面对这一现实。

(二) 关于曹雪芹是否可以从旗营迁出到民居

张永海听闻的香山传说与正白旗内友人赠曹雪芹对联的发现及近年来的鉴定证明，正白旗39号院与曹雪芹存在关系，曹雪芹曾在营内居住。那么，曹雪芹是否可以搬出旗营居住呢?

答案是肯定的，只要符合两个条件: 曹雪芹的差事去除、曹雪芹在未去职的情况下将营房租与他人。根据刘晓萌对康熙朝至乾隆朝房地契约的研究，旗人以长期契约变相买卖营房、公房的现象甚多，这就打破了我们以往认为的旗人当差就必须要在旗营内生活的观念。

至于曹雪芹因什么样的原因搬出正白旗，因没有资料，不可妄测，但是，曹雪芹如果从正白旗旗营搬出到镶黄旗外北上坡居住，在实际操作上是完全可能的。

(三) 关于镶黄旗外北上坡与曹雪芹友人诗

曹雪芹在香山地区的生活，文献资料主要借助于曹雪芹的友人敦诚、敦敏、张宜泉的诗歌。但是，在以往的学术争论中存在一个证据与论点错位的现象，即没有考虑乾隆二十年曹雪芹搬出正白旗这一关键点，支持正白旗故居的研究者用曹雪芹友人诗证明曹雪芹友人诗写的正是旗营景色，而反对正白旗故居的研究者则用曹雪芹友人诗证明曹雪芹友人诗写的是山村景色。

如果考虑曹雪芹乾隆二十年搬出正白旗到镶黄旗外北上坡居住和曹雪芹友人诗涉及曹雪芹各诗俱作于乾隆二十二年以后，用曹雪芹友人诗证明或者否定曹雪芹是否住在正白旗营的论证模式就没有意义了。

* 本文选自《曹雪芹研究》201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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