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铜仁学院学报》2016年第 5期，第99—103页。

作者简介：文 海（1979-），男，苗族，贵州雷山人，讲师，中南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南方民族史。1．凯里学院，贵州 凯里 556011；2．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课题“张广泗治苗思想及其实践研究”（14ZC158）；凯里学院校级规划课题青年项目“张广泗治理苗疆与指挥金川战争研究”（s1457）。

摘要: 张广泗不仅在调查基础上提出了开辟苗疆的主张和开辟苗疆的策略。在具体实践中，张广泗身为巡抚却亲临前线指挥，为开辟苗疆做出了重要贡献。张广泗平定雍乾苗民起义，巩固了开辟苗疆的成果。

关键词：张广泗； 开辟苗疆； 雍乾苗民起义； 治理

张广泗是清代雍正时期和乾隆初期活跃在贵州苗疆的封疆大吏。在其一生中，命运几经转折，而最得意的是开辟苗疆和平定雍乾苗民起义这两件事。张广泗命运最大的转折是乾隆时期指挥清军镇压四川大金川土司叛乱的战争。在这次战争将近尾声的时候，张广泗却因“调度失宜”、“失误军机”的罪名被乾隆怒斩。从此，张广泗也成了历史上的“反面人物”之一。长期以来，民间、学界和官方对他的评价几乎是一边倒的否定，如对他在苗疆的事迹认为是杀苗民太多，在第一次金川战争则认为他一无是处。笔者认为，只要我们认真解读相关的史料，不带偏见地重新审视张广泗及其事迹，那么，我们也许会对张广泗的评价有所改变，比如，张广泗在开辟苗疆和平定苗民起义中也不是所谓的“大屠杀”或“滥杀无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张广泗开辟苗疆对贵州黔东南的历史发展做出了贡献，等等。因此，对张广泗及其有关问题是值得重新研究的。正如台湾学者说：“效力疆场的张广泗……值得今之学者著墨挥毫，钻研探讨一番。”[1]156

一、张广泗与开辟苗疆

贵州苗疆在开辟之前被称为“烟瘴之区”、“化外之地”，居住在这里的苗族、侗族和水族等民族则被称为“化外生苗”。长期以来，贵州苗疆没有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清代，随着人口增长的压力，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治理和开发日益重视。由于贵州苗疆在西南地区所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如在交通方面），那么开辟苗疆则是大势所趋。这是开辟苗疆的根本原因。魏源说：“历代以来皆蛮患，而明始有苗患也。”[2]到了清代，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开发的深入，“苗患”问题进一步显现，而贵州苗疆的“苗患”是最突出的。在这样的情势下，在贵州以及西南诸省的封疆大吏们（包括张广泗）纷纷主张要治理“苗患”，开辟苗疆。可以说，“苗患”问题是开辟苗疆的导火索。张广泗作过黎平知府，而黎平离贵州苗疆的“腹地”古州（今贵州省榕江县）较近，这对张广泗了解苗疆提供了有利条件。并且他还是一个有心人，如他说：“念此一带生苗，实为民生大害。地方隐忧，欲乘国家承平无事之日，布置开通，设立营镇，扼其吭而拊其背，然后渐施教化，可以驯致善良。”[3]112为此，他以借口去贵阳的名义，“单骑”冒险绕道从古州“生苗”区经过。这个经历使张广泗对于“生苗”比别人有更多的了解，结果尽管别人比他早一些提出开辟苗疆的倡议，但由于没有可行性而未被采纳，而张广泗所倡议的方案则获得了雍正皇帝的支持。当然，这也有鄂尔泰的功劳。作为主持雍正时期西南改土归流的云贵广西总督的鄂尔泰的心腹，张广泗凭借自己的能力和与鄂尔泰的良好关系，在一年之内从黎平知府升到了贵州巡抚，并得到鄂尔泰授权全面负责开辟苗疆事宜。

在开辟苗疆中，张广泗的策略与鄂尔泰的“主剿”和时任镇远知府的方显“主抚”策略不同，他主张“剿抚并重”，既重视“抚”，也重视“剿”，两者同等重要，但先“抚”后“剿”[4]。如张广泗说：“查治苗之道，不外威德二端，含此二字，无可为治，盖以秋肃，必济以春温，恺悌必资夫严毅，有威而无德，则邻于残忍刻薄，非所为威也。有德而无威，则流于姑息懦怯，非所为德也。”[3]169尽管张广泗也重视“剿”的作用，但是张广泗对于“剿”是慎重的，即在有较充分的理由和不得已时才实行“剿”的手段。例如，对顺叛反复的苗寨、无端攻击官兵的苗民以及无论如何招抚都不归化的、胁迫其他村寨反对官兵的苗寨等，一般才列为“剿”的范围。由于鄂尔泰的衙署在云南，来贵州较远以及鄂尔泰授全权于张广泗开辟苗疆等因素，使得张广泗虽然很敬重鄂尔泰，但却不是很同意鄂尔泰开辟苗疆的“主剿”策略，结果在开辟苗疆过程中主要实行的是张广泗“剿抚并重”的策略[5]。

在具体的开辟苗疆过程中，张广泗亲自率领官兵前往剿抚。每到一地，先宣布“皇仁”，对于归化的苗民则进行犒赏，赏给“花红”等物；而对不归化，敢于抗拒官兵的苗寨或苗民，则实行用兵手段。对抗拒官兵的丹江和清水江两岸苗民，张广泗则进行严密的军事部署，并经过反复的用兵才平定。从张广泗用兵苗疆的过程中，显露出了一定的军事才能，如有军事史著作中收录有他在苗疆用兵的战例[6]166，使他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开辟苗疆从雍正六年（1728）开始，到雍正十一年（1733）结束。在这个过程中，张广泗亲临前线，并且每开辟一个重要地方之后，都再亲自查勘一番。开辟苗疆结束后，他与鄂尔泰一道协力做好善后工作，主要有以下措施：一、军事方面，在交通要道和重要的地方设立许多的镇、协、营、汛等军事单位，设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守备和千总等军官，以维持治安和防止苗民造反等；第二、设立了“新疆六厅”，分别为：八寨厅（今丹寨县）、丹江厅（今雷山县）、清江厅（今剑河县）、古州厅（今榕江县）、都江厅（今三都县）和台拱厅（今台江县），以同知或通判作为厅官管理苗疆，如古州同知、八寨同知、台拱同知、丹江通判、清江通判和都江通判，并设立土千总、土把总、外委土千总、外委土把总等土司辅助管理。从此，贵州苗疆从长期的“化外之地”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版图。因为开辟苗疆的功劳，张广泗被授予骑都尉世职。

二、张广泗与雍乾苗民起义

在开辟苗疆后，对归顺的村寨进行编户，计量人口，作为征收赋税和服役的根据。由于苗疆土地大多贫瘠，所征收的赋税标准虽然也很轻，但是由于有不良官吏在对苗民征收赋税和派发徭役时等方面过于严苛，导致苗民负担很重。正如乾隆所说：“因思苗人纳粮，正额虽少，而征之于官，收之于吏，其间经手重叠，恐繁难之费或转多于正额，也未可知。”[7]225流传于贵州省黔东南地区的苗族反歌《告刚》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如：“再也不能忍受人头税，再也不能忍受买路钱！官府天天来逼粮，连锅瓢鼎罐都得上税。逼得穷人出不来气，害得穷人尸骨遍野。”[8]30于是，在雍正十三年二月，苗疆古州的苗民包利、红银以“苗王”出世相号召，从古州开始爆发了历经雍正、乾隆两朝的苗民大起义。而负责开辟苗疆的鄂尔泰和张广泗此时都已经离开贵州，如鄂尔泰则回京，张广泗则刚从西北对准噶尔的战事而刚回来，时任湖广总督。这次雍乾苗民起义波及范围除了原来的苗疆地区外，还波及到了苗疆周围的凯里、黄平、施秉等很多“内地”地方。这次苗民大起义的特点是规模大、波及范围广和生熟苗共同起义。起义在古州爆发后，苗疆各处生苗及其周围的熟苗纷纷响应，特别是丹江、清水江流域等地苗民反抗最力。在起义初期，起义苗民到处攻打官军城池、营汛，清军剿不胜剿，被打得落花流水，伤亡惨重，朝廷震惊。先后任命贵州提督哈元生为扬威将军、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湖广提督董芳为副将军，调集六省官兵镇压起义。张照和董芳“主抚”，而哈元生则“主剿”。由于前线指挥官意见不合，导致师久无功，在苗民起义半年之内没有任何进展。雍正十三年八月，雍正驾崩，乾隆继位。当乾隆看到张照等在苗疆镇压苗民起义毫无寸功，立即把张照召回，而任命张广泗为七省经略兼贵州巡抚，哈元生以下人等咸听张广泗调遣。对于这次张广泗的任命，乾隆说：“当日皇考以张广泗曾任贵州巡抚，熟悉苗疆情形，且从前原系伊承办之事，故特用为湖广总督，俾得就近接应办理。”[3]109

张广泗到任后，首先分析这次苗民起义发生的原因说：“即如现在新疆各镇营设兵万余，分据险要，尚不能遏其凶焰。若无官兵在内，彼益无所顾忌，长驱直下，为害愈甚。在此番起事，实由于新疆各镇营平时不免骚扰，且漫无防范。迨逆苗叛形已露，又不能直捣巢穴，溃其腹心，以致逆苗至此。”[3]112通过分析苗民起义原因和官兵镇压失利的缘由后，张广泗说：“为今日计，若不直捣巢穴，殲贼魁，溃心腹，断不能涣其党羽，惟有暂抚熟苗，责令缴凶献械，以分生苗之势。而大兵三路同捣生苗逆巢，使彼此不能相救，则我力专而彼力分，以整击散，一举可灭，而后再惩从逆各熟苗，以期一劳永逸。”[9]294实际上张广泗采用了分化瓦解“生苗”和“熟苗”的策略，即先安抚“熟苗”，再全力进攻“生苗”，等到平定“生苗”后，再来对付“熟苗”。此外，又以丹江、鸡讲、上下九股、清水江和高坡等为“首恶”，“丹江、八寨顽苗若无他处帮助，仅能自守，尚可从缓。至鸡讲与上下九股并清水江、高坡等处首逆各寨，不可不速行进剿，使逆苗彼此不及救应，庶可以震军威而慑敌胆”。于是决定兵分三路进攻上述“首恶”地方。具体三路的进兵是派 4000 余人进攻上九股与鸡讲，4000 人进剿下九股，张广泗则亲自带 5000 人进剿清水江一带[3] 119-120。

由于贵州苗疆地区社会组织程度低，起义又没有统一的指挥，武器也落后，使得起义苗民在战斗中伤亡很大。此外，平定这次起义也是给张广泗之前开辟苗疆善后“不善”的将功补过的机会，关系到张广泗和鄂尔泰的仕途大事等问题。因此张广泗对于平定这次苗民起义非常重视。张广泗为了“一劳永逸”地处理好苗疆事务，就对官兵说：“是新疆内地大局已大定，但此番苗蛮肆逆，罪大恶极，非复从前可比，不可轻恕，若非持之久，不能创之深。臣已通饬文武各员，不许轻准招安，各据险隘，严加固守，务将各寨为恶首凶全数擒拿。苗人所有枪械悉令缴纳，不许私存一件，方可收抚。若稍有抗顽，仍行搜剿。”[3]143这说明张广泗要改变开辟苗疆时的“剿抚并重”方针，而采用以“剿”为主的策略。因此，当起义苗民由于抵挡不住清军的进攻被迫躲进了林深树密的雷公山（时名“牛皮大箐”，位于今贵州省雷山县、榕江县、剑河县、台江县四县之间）。张广泗则率官兵把雷公山包围起来，并把守各个路口。围困十多天后，当起义苗民给养殆尽和精疲力竭时率官兵披荆斩棘，进雷公山内进行搜剿，结果起义苗民伤亡很多。张广泗还采用“献凶赎罪”的手段对付起义苗民。张广泗对这种手段的效果说：“在传令之初，……犹系此一方苗擒献彼一方苗，继则虽比邻之寨，不敢容隐，今则同寨之人互相举首，虽至亲族党，不敢庇护,每寨多献至数十人及百余人不等。”[3]175

张广泗调集七省兵力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雍乾苗民大起义给镇压下去了，但是这次镇压苗民起义事件杀人之多、破坏之大，连张广泗和一些清军将领都感到非常震撼。如张广泗说：“新疆内地，凡经附逆之寨，逐为稽核，有十去二三者，有十去其五六，并有十去其八九者。统计现在户口，较之从前，未能及半。”[3]225如果再加上苗疆周围参加起义的熟苗村寨被破坏之数，总数还会更多。如参加这次镇压的一个广西总兵王无党说：“此实逆苗从来未见之兵威。”[3]180在平定雍乾苗民起义后，张广泗汲取开辟苗疆的经验教训，及时地采取了善后措施。主要有：一、对苗疆的镇协营汛等军事单位设施进行了一些调整，增加了一些兵力。二、张广泗建议在苗疆设立郡县，但廷议不同意，却采纳了张广泗提出的设立佐杂协助同知和通判工作，以加强对苗疆治理的补充意见。三、张广泗对在镇压苗民起义中的“逆苗绝户田产”主张招徕内地汉民开垦，但乾隆担心将来会出现苗民与汉民的矛盾，改行“屯军”。乾隆认为这样既可以防止苗民的反抗，也可解决苗疆军政管理机构的开支等问题。张广泗并对“屯军”提出了一些完善意见。四、由于这次苗民起义的深刻教训，乾隆特诏永免苗疆钱粮，苗民之间诉讼俱照“苗例”完结。张广泗因成功平定了这次雍乾苗民起义，被授予贵州总督兼巡抚，世袭三等轻车都尉。

三、张广泗治理苗疆的其他事项

在开辟苗疆和平定雍乾苗民起义之后，张广泗被授为贵州总督兼巡抚，这有利于张广泗对贵州苗疆进一步治理提供了条件。

在平定雍乾苗民起义后，张广泗除了对军事、政治重视之外，也很关注苗疆经济等方面的重建，以恢复苗疆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苗疆的社会稳定。如张广泗在奏折里说：“今岁（乾隆三年）四、五月间青黄不接之时，臣恐苗人因兵燹之后，有口食不敷者，饬行该地方官查照汉民例，一体开仓粜借，以资接济。”又“臣查自大兵撤旋以后，迄今二年之久，伊等房屋俱已落成，田畴俱经修理，兼以今岁仰荷圣主洪庥，黔省上下两游，秋收均属丰稔，而苗疆得雨最早，栽插及时，屯苗田亩俱有九分、十分收成不等，现在各苗人俱获家室盈宁，安居乐业”[3]254。为了处理好“屯军”与苗疆各族人民的关系，加强苗疆的稳定，张广泗特别采取了一些完善措施。一、严禁文武衙门兵役、通事与头人等到苗寨去采买物品，地方官应选择交通便利的营汛、屯堡处所宽敞的地方设立场市，“晓谕苗民及商贩人等，按期赶场公平贸易”。二、禁革苗疆滥役之弊，以纾扰累。苗疆各厅地方，请嗣后雇募苗夫、苗船，“核定程站银数，先行造册”，“俱按照定数给价，不得仍前滥派，亦不得短少分厘，更不许欺凌作践”。三、应革除塘夫派累之弊。“是上下公文，既有铺夫递送”，“不得仍前役使苗民，请将值塘苗夫一项永行革除”。四、苗疆通事应慎重遴选。“通事止许奉差传译苗语，不得私至苗寨需索扰累，一应苗民事件，许令直赴厅员衙门诉告，该通事等不得从中把持蒙蔽”。五、苗寨应签立头人，以耑责成。“酌量寨分大小，或每寨一、二人，或二、三人，签为寨头，注册立案，各本寨散苗，听其约束，毋许为非作歹，毋许劫掠仇杀，毋许私造军器，毋许招纳匪人”。六、宜严屯田界限。应该严格屯军和苗民的田土和山场，如屯军超出界址侵占苗人田土，砍伐苗人竹木的，“或被苗人首告，或经该管卫弁查出，定将该屯军照盗种他人田者计亩论罪，强者加一等律治罪，仍追所得花利给主，革退屯军，递回原籍安插”。七、宜严稽察屯户。“嗣后各军户内，不守屯规，出入苗寨”，“小则枷责示众，大则依法严处，仍革除军名，解回原籍安插，另招承顶”。八、屯军技艺宜因时训练。九、屯军田亩宜严禁典卖。十、屯粮宜酌定输纳，以充公费。十一、各屯堡宜预筹备贮。十二、苗疆卫弁应拣选酌增，以供任使[3]238-246。

通过张广泗及驻扎苗疆的军政人员等的努力，苗疆各族人民和屯军的关系逐步得到了改善。正如张广泗说的“是以新疆（指开辟后的苗疆）地方，向无汉民居住，今一旦添设屯军至八、九千户之多，臣时时留心察访，各处苗人，不但毫无惊疑，且于屯军初到之时，未识土性，不谙种植，苗人或相告语，或相帮助，宛若居邻，情意咸孚”[3]254。

四、结语

据上所述，张广泗在治理苗疆的过程中，付出了长期的心血，对贵州苗疆的开发和历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贵州苗疆经济社会发展的取得的成就可以说就是从开辟苗疆时开始的。由于张广泗后来因金川事件被杀，导致张广泗成了一个“反面”的历史人物。一般对于反面的历史人物，除非有政界或学界重要人物的倡导，否则不会有很多人进行研究的，张广泗也不例外。其实，由于开辟苗疆的功劳，张广泗在金川战争之前的名望是比较高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他在金川战争的失利被杀而抹杀他之前的功绩。其实，张广泗才是开辟苗疆最大的功臣。如张广泗说：“是开设苗疆，虽系鄂尔泰身任其事，实臣有以赞成之也。且鄂尔泰远在滇南，不过指示大纲，臣亲身承办一切。”[3]112这虽是张广泗在雍正十三年时因发生雍乾苗民起义而为替鄂尔泰承担一定罪责而说的话，但他说的确实也是事实。在平定雍乾苗民起义中，张广泗并不像一些史书那样说的对苗民大肆杀戮：“杀无罪者无算。”[10]48而是颇有依法处理民族事务的思想，并不是滥杀无辜的，如张广泗说：“今番逆苗猖獗，法所必诛，罪无可赦，仰蒙皇上如天之仁，犹予以自新之路，特颁谕旨，告诫谆谆。臣恪遵圣训，严饬诸将，凡一切诱擒袭取之法，武弁素夸以为智巧者，悉置之不用。凡应攻剿之处，必令声罪致讨，除当阵斩馘，皆属抗拒王师，难分首从。其余生擒解献者，发交军前文武，会同逐名研审，务令分别良顽，每遇情有可原，即行释放安插。自进剿以来，虽斩擒数经累万，实未敢妄戮一人。”[3193]因此，有史书这样评价张广泗：“新疆辟土，张（张广泗）之力居多。”又“盖平苗之役，张实始终也”[11]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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