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六朝时期，偏安南方的江左政权为增强国力，抗衡北方，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如东吴的屯田、东晋南朝的侨州郡与土断、开放山林川泽与实施占山法、督导农桑等，这些对南方经济的开发都具有重要意义。南方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吸引了一批又一批逃避战乱的北方士民，这不仅增加了南方的人口，而且增进了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同化与融合。因此使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进入经济大规模开发时期，形成三吴、会稽、番禺、荆湘等经济区域，昔日南方“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经济不发达状态大为改观。

随着经济开发的加速，岭南造船业有了较大进步，这时南海海船有4帆或7帆，为远距离航行创造了条件。中国海商能够利用信风，掌握航程，定期往返于印度和波斯湾等地。

    为开拓外交空问，江左政权加强了对南海诸国的联系。东吴黄龙二年(230)正月，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值洲。黄武(222～228)、黄龙(229～231)年间，吕岱平交趾、九真，“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18](《吕岱传》)《梁书》云：“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19](《南海诸国传》)

    刘宋时期，“四海流通，万国交会”，“舟舶继路，商使交属”。[20](《夷蛮传》)循海路前来中国的外国使节和商人越来越多。萧梁时期，海南诸国“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19](《诸夷传》)其中大秦、中天竺(即印度)、师子(今斯里兰卡)、罽宾(今克什米尔)、林邑、占婆(今越南中南部)、扶南(今柬埔寨)，金邻(今泰国)、顾逊(在今马来半岛)、狼牙修(在今马来半岛)、诃罗单(在今印尼爪哇)、干陁利(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婆利(今印尼巴厘岛)、丹丹(在今马来西亚)、盘盘(在今马来西亚)等国均前来朝贡，梁武帝时天竺复遣使贡献。唐以前，印度“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趾贸易”。[21](《边防典·天竺》)

    六朝时期海外贸易以东南沿海的广州、交州为中心，出口商品有丝织品、陶瓷、金银器、漆器等，进口有香料、异果、珍珠、珊瑚、琥珀、水精、金、银、琉璃、珠玑、金刚石、郁金、苏合、象牙、犀角、吉贝、斑布、兜鍪、珊瑚等。

    从梁代开始，岭南形成以专卖为中心的贸易管理制度，对进口货物作价收购，再高价抛售，以从中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以为上供与补助地方财政。史载“(梁代)外国舶物、高凉生口岁数至，皆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22](《王僧孺传》)这里的州郡，是指广州地方政权。《南齐书》称：“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23]((《王琨传》)

    上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广东沿海和南海海域多次发现的与海上交通相关的遗物、遗址，都证明六朝时期岭南的海外贸易规模比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与东南亚、印度、阿拉伯、波斯、拜占廷等国家或地区都有贸易联系与文化交流。l975～1976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在西沙群岛北礁打捞到南朝六耳罐、陶杯等物，这无疑是当时中国陶瓷运销海外时遗留下来的。[24](p43)

1984年，在广东遂溪县附城边湾村的南朝窖藏出土了一批金银器和波斯银币，成为古代东西方海上交往的重大发现。其主要器物如下：

波斯银碗：通高8厘米，口径最大直径18厘米，圈足径7厘米，习惯称为十二折银碗，并且题有铭文。据姜伯勤先生研究，银碗的题铭与伊朗北部德·拉曼、前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撒马尔汗近郊契列克出土银碗所题的阿拉美文题铭相吻合，而阿拉美文字曾使用于萨珊王朝时期东伊朗地区的粟特和花刺子模，因而遂溪出土的十二折银碗可以归类于萨珊式银器中的“东伊朗组”。证诸汉末粟特在交趾定居的记录，东伊兰人包括粟特商人在南朝时期的岭南沿海有活动是毫无疑问的。[25](p21～33)

    银簪：残长3.5～4厘米，数量颇多。器首作花瓣形，下端残断。器身饰圆圈纹。从器形风格看，亦为舶来品。

    鎏金器：高7.2厘米，口径8.3厘米。里外鎏金，捶击成型，器表錾刻鱼、鸟、飞凤、忍冬纹、莲瓣纹等。

    银镯：左，出1件，直径8.5厘米，肉厚1.5厘米，重295克，器表刻四瓣十字花纹；右，共出12件，直径8厘米，肉厚09厘米，重145克，素面。

    金镯：直径5.8厘米，肉厚0.4厘米。

    20世纪初以来，考古学家在中国境内共发现1000余枚外国钱币，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内蒙古、新疆、宁夏、陕西、河南、河北、甘肃、辽宁、青海、浙江等地的北魏、东西魏、北齐、北周、隋、唐等朝代墓葬中，发现了40余枚公元5～8世纪东罗马(拜占廷)帝国钱币，这些古钱币是研究中古时期中国对外交通与贸易的珍贵实物资料。

    遂溪边湾村南朝窖藏出土的波斯银币，据报道不少于一二百枚，更是大大增添了中国古罗马钱币的收藏品种。这些波斯银币为萨珊王朝卑路斯(Peroz)、耶斯提泽得二世(Yazdegerd Ⅱ)、沙卜尔三世(Shapur Ⅲ)所铸的银币，均作圆形，分为四式：

    (1)沙卜尔三世(Shapur Ⅲ，383～388)银币，3枚，正面中间为王像，王冠冠上有圆球，背面有祆教祭坛。火坛为二级，星为五芒。祭坛两边各有穆护(祭司)一人。同类银币在新疆吐鲁番高昌古城遗址与可喇和卓高昌古城遗址也有发现。

    (2)耶斯提泽得二世(Yazdegerd Ⅱ，438～457)银币，5枚，王冠前多一新月，周围只绕单一联珠圆圈，背面祭火坛座为三级，星为六芒。河北定县北魏太和五年(481)五级浮屠石函所出为同类货币。

(3)波斯卑路斯(Peroz，459～484)银币A型，1枚，径2．7厘米，厚1厘米，重23克左右。正面铸一半身王像，头戴王冠，冠两侧带雉堞饰物，上并展一翅膀；冠顶铸一新月，环抱一圆球；人像作深目高鼻，下颌挂一串联珠，两眉各飘一绸形饰带；右带前端铸有钵婆罗文铭文。背面中立祭坛，坛座分三段，中心柱较细；坛上部分铸三级，最末一级由点纹组成三角形火焰；坛柱两侧各飘一串珠饰，火焰左侧铸有五角星，右侧铸一新月；下部站立有祭司，祭司左旁刻有铭文。

波斯卑路斯(Peroz，459～484)银币B型，11枚。王冠后无带雉堞饰物，冠上有一对艾吃、翼翅，上托圆球，背面亦有铭文。[26](p92～104)

    20世纪60～80年代，广东英德县洽涯南齐墓和曲江县南华寺也出土过波斯银币。英德、曲江位于古代广州北上中原与江南的主要通道上，遂溪地处粤西沿海，与汉代海港徐闻、合浦相距不远，这些地方出土的波斯银币显然是当时外商前来岭南贸易而遗留下来的，这为研究当时的岭南与南海贸易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也填补了中国与伊兰关系史研究中的若干空白。

    对东西方交通深有研究的日本学者冈崎敬指出，从东向西的丝绸之路，也是从西往东的“白银之路”。[27](p8)公元4～7世纪，从波斯以东到中国河西走廊，曾经是白银通货流通区；公元7世纪70年代到8世纪40年代，以唐朝铜钱规制所代表的货币文化影响了河西地区，从而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同时使用金银与铜钱的特殊货币区。如同河西走廊以及西域也通用银钱一样，六朝隋唐时期的岭南也形成“一个由国际贸易引发的使用国际货币的流通区”。[25](p21～33)[28](p67～92)这时金银作为货币进入岭南流通领域，充当价值尺度与交换手段，遂与国家的法定货币布帛、铜钱等并行不悖。遂溪、英德、曲江等地的考古发现，有力地支持了上述观点。

    2001年2～3月间，广东省考古工作者在肇庆市端州区黄岗镇抢救挖掘了一座东晋墓。据研究，墓主是很有身份的人，曾被封为“苍梧广信侯”。出土器物有1件玻璃器，重54克，口径8.8厘米，高7厘米，与江苏南京仙鹤观六号晋墓出土的2件玻璃钵基本相同，也与山西大同北魏墓出土的1件磨花玻璃碗接近，它很可能来自西亚。肇庆为西江交通枢纽，此玻璃器当是从广州输入的。同时出土的还有金手镯、金指环各1件，银叉簪耳勺各1件。[29](248～264)

    同样，在东南亚的一些考古发现也能经常见到与东西方贸易有关的文物，例如中国的外销产品陶瓷等，这对于研究岭南海外贸易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林邑位于越南中部，原为汉日南郡象林县地，是占婆人的故乡。公元3世纪以后，占婆国势渐盛，疆域北至安南横山，南抵大岭，东临大海，西界老挝，成为东南亚早期的主要国家。他们谙熟航海，主要从事捕鱼、贸易乃至海上掠夺。从美山(My Son)、同阳(Dong Duong)和茶乔(Tra Kieu)等地留下的令人惊叹的庙宇群落、数量众多的文物和用梵文与占文组成的碑铭看，占城是个印度化的国家，信仰印度教、佛教，使用占文、梵文，同时它也曾经归入中国版图，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也很深刻。在茶乔遗址，不仅出土了东印度罗马风格的陶片，而且还有汉代风格的瓦砖，这是占婆与中国密切交往的物证。[30](p208～215)

扶南是中南半岛上的大国，大约在公元1世纪开始控制湄公河三角洲，直至公元6世纪。2～3世纪，来自印度、中国的商人络绎不绝，波斯萨珊帝国的一些水手也出现在这里。扶南商人运载着来自地中海、印度、中东和非洲的商品，如乳香、没药、树脂以及用以制造香水和熏香的其他材料，前往中国，交换中国的丝绸。在贸易中，岭南是扶南商人进入中国的必经之地。

1944年，法国考古学家刘易斯·马尔勒雷在奥佑古城挖掘出大批文物，包括印章、护符(货牌)，这是商业贸易活动的见证。其中有些黄金戒指刻有神牛像，有的印章刻有印度布拉夫米文姓名，这是作为商人的印信使用的。铅制货牌上铸有插花壶瓶、金刚杵、贝壳纹等古代印度常见的装饰图纹，上面有布拉夫米文的“贵重品”、“注意”等字样，用于标识商品。另外，遗址还出土一面中国汉代的铜镜以及古罗马金币，有些金币是安东尼王朝铸造的，这说明奥佑是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之间的一个贸易中转站，在罗马、印度、东南亚到中国的海上贸易链条中占有重要地位。[7](p94～95)[8](p145～154)

四

    中国是个以大陆为主体的国家，同时拥有绵长的海岸线和广阔的海洋。与平原沃野的农民以土地为生存基础一样，沿海地区民众擅长舟楫与航海之术，水行山处，“以海为田”，主要经济活动包括渔猎、养殖、制盐、采珠等，再加上商业贸易，社会经济生活具有明显的海洋特色。沿海民众不断发明创造，海洋活动与生产能力逐步提高，经验也逐渐积累，创造出许多令后人赞叹不已的海洋文明奇迹。

    考古发现显示，中国东南沿海海洋文明还与东亚、东南亚乃至环太平洋文化圈存在着某种联系。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广西柳江人头骨与澳大利亚的“基洛人”(Kellor)头骨形状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而印度尼西亚的“瓦贾克人”(Wadjak)、菲律宾的“塔邦人”(Taban)、加里曼丹的“尼阿人”(Nian)、新几内亚的“艾塔普人”(Altape)也都与澳大利亚人种有若干相似的特征，这暗示了亚洲原始人类存在着从中国南部逐渐迁往东南亚和澳洲的可能途径。而这条路径，很可能预示着航海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31][32](p97～98)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东半部的史前文化，例如有段石锛以及作为饕餮纹祖型的夸张、突出眼睛部位的神人兽面纹的艺术风格等，与环太平洋诸文化中同类因素可能有源流关系。从华南到南太平洋诸岛，以海岛为基地，借助规律性的海流、季风，独木舟就可以飘过去，直到新西兰岛，一年可以往返一次。中国中、西南部与印度次大陆的关系，以华南到云贵高原的有肩石器(斧、铲)为典型，有肩石器的分布到印度河为界，在那里与印欧语系诸文化因素相衔接。[33](p1～8)

    岭南是我国古代海洋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先秦时期，生活在华南沿海的越人水行山处，“饭稻羹鱼”，善于舟楫与航海，江湖河海成为人们从事渔业、养殖、制盐、采珠等活动的场所，从中索取在陆地上不可取得的生产与生活资料，海洋活动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一部分。刘安《淮南子·原道训》云：“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纹身，以象鳞虫；短绻不绔，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

    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考察了公元15至18世纪世界城市发展模式后指出：“可能世界上没有一个地点在近距离和远距离的形势比广州更优越。该城距海三十法里，城中水面密布，随潮涨落，海舶、帆船或欧洲三桅船以及舢舨船可以在此相会，舢舨船借运河之便能抵达中国内地绝大部分地区。”[34](p594)在人类航海的“帆船时代”，地理与区位因素是一个港口发展的持久性发生作用的关键因素。秦汉以降，“地当要会”的交广地区对外贸易与文化交往日趋频繁，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门户。《隋书》称：“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蝳蝐、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35](《地理志》)

确实如日本学者中村久四郎所说，广东在中国对外贸易通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研究中国的交通史，就应认真注意广东的历史”。[36]海外贸易是古代广东最有特色的经济部门，与内地其他区域比较，岭南社会经济带有更多的海洋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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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05—10—25

作者李庆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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