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下午，历史学院本学期“史学前沿”课程举行第五场学术讲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王续添教授应邀作题为“1912和1949：现代中国两次国家建构中单一制选择之比较”的学术报告。

王续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政治等方面的研究，致力于政治学与历史学研究的有机结合。他认为，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重要和核心的问题是如何从传统中国转型为现代国家，故而中国现代国家的产生、演进与制度变迁非常值得政治学、历史学领域学者进行深入研究。他指出，1912年和1949年两次现代国家建构虽然都选择了单一制，但也存在诸多差异，其中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启迪研究者思考现代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相关政治学问题。

首先，王续添详细梳理了1912年和1949年两次国家建构的曲折进程。他认为，武昌起义后，面对“既想促成统一，又想保留部分地方自主性”的国内形势，孙中山、地方实力派和彼时法律文件的起草者都不同程度地受美国联邦制的影响，把共和政体和联邦制划等号，作为新国家构建的制度样板和选项。但是，辛亥举事事出仓促，国内政治形势复杂参差，既缺乏相互协调，又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由江苏、沪军、湖北三方代表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仅用一天时间便起草完成，其内容仅为中央政权架构的粗线条设计，对新国家结构形式的制度选择并不明确，但其中关于国家元首和最高立法机关的产生方式的规定能体现出联邦制的精神。次年三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制度选择实现了明显模仿美国联邦制到模糊选择单一制的转变，但仍保留了一些联邦制的痕迹。王续添强调，《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并非“对人立法”。在以北洋派和国民党两种势力为主的政治生态之下构建新国家，统一问题无疑是考虑的重点，而想达到统一，单一制是更为有效的制度选择。而以当时国人的理解，美国=联邦制=总统制、法国=单一制=内阁制等这样简单的串联和划等号也是很正常的。此后，在袁世凯主导下，《天坛宪草》和《中华民国约法》先后颁布，表明国家结构制度的选择完全转向单一制。但这种单一制是变形了的传统单一制，即袁世凯实现其一人拥有国家主权的单一制。这种情况显示了彼时制度选择的不定型。在实践中，当时中央与地方关系各方面都出现因制度规范不清、权力关系混乱而造成的矛盾冲突，尤以财政、军政和人事等方面为甚。

1949年的国家建构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完成的。中国共产党从创建时期就接受了列宁及联共（布）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尤其是“民族自决”和“民族联合”理念，也包括苏联的联邦制。当然，中共的构想在当时并没有实施机会，但其中一些问题也值得注意。一是中共对联邦制的设想只限于中国版图上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不涉及汉族地区；二是中共主张实行联邦制的动因之一是出于现实斗争需要；三是中共曾有过“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两种表述，但与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仍有质的区别。这些因素都影响到了中共日后主导国家建构时的制度选择。1948年，中共发表“五一号召”，建国问题被提上日程。而苏共和苏联民族联邦制的理念、原则和制度事实对中共的影响则导致中共《共同纲领》的起草一直面临着民主集中单一制和民族联邦制的选择困境。1949年8月22日，周恩来将《<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送毛泽东审阅，该稿仍有“组成中华各民族联邦”的提法，表明时人并未意识到民主集中单一制与民族联邦制在实质上的不协调、不匹配，中共及各民主党派在新国家构建的认知上还存在模糊的地方。此后，在毛泽东的修改下，新国家结构形式设计取消了民族联邦制，统一于一种新型的单一制——民主集中单一制。换言之，就是在单一制的框架下，以民族区域自治制解决新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而从日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际运行看，这种单一制的特征也十分明显。因此，总体来看，在1949年国家建构中，虽然其主导者深受苏联联邦制的影响，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单一制。

随后，王续添从制度选择的背景和条件、主体和主导力量、单一制的具体内涵、选择的过程和结果等方面对上述两次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作了比较。他认为，两次国家建构都以一个现代大国作为参照系，都是在经历暴力革命、面临国家重建任务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1912年政治分散化倾向严重，而1949年政治高度整合，统一成为最高政治原则和目标。1912年的国家建构主导力量多元，且转换频繁、孱弱分散，缺乏应有的人民性，地方主义某种意义上催生了联邦制的制度选择。而到1949年，主导力量威望崇高、力量强大，就参与主体而言也体现了充分的人民性。同时，两次制度选择中联邦制和单一制的内涵也有不同。就联邦制而言，前者是一种普遍的、一般的联邦制思想，用于解决整个新国家构建的制度设计；后者是一种特殊的联邦制思想，主要用于解决少数族群在新国家构建中政治地位。就单一制而言，1912年的单一制选择，主要是对现代单一制的一般形式的选择，后来则是对传统单一制的某种变相复归；1949年的单一制选择，是现代单一制的一种特殊形式，借鉴了民族联邦制的某些精神，形成了旨在解决国内少数族群自治权的制度设计，总体上是一种以中共的民主集中制为基本内核的现代单一制——民主集中单一制。此外，1912年的制度选择过程曲折，对很多问题准备不足、决策匆忙，其“以地方建中央”的形式则更类似于联邦制国家的创建过程；1949年的单一制国家建构则有充分准备，形成了明确和定型的制度。总之，如果说1912年是带着美国联邦制色彩却被传统单一制变相复归，那么1949年则是在全民族大团结的氛围中，在苏联与苏共影响下，从当然的民族联邦观念到民主集中单一制的理性选择。其中交织着党政关系的建构，将执政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运用到新国家政权构建中，终使单一制成为不二的选择。

王续添教授最后强调，政治学与历史学研究的有机结合和充分对话有助于进一步推进对相关领域和问题的研究，但要注意在此过程中出现“两张皮”的情况。任何理论都是对事实的某种简化，因而也都具有相对性，必须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他勉励在座同学对大量一手资料进行认真收集、爬梳和分析，从而细致审视和深入思考相关理论问题，做到福山所说的“从事实推论出理论，而不是相反”。

清风学社供稿（文：宋儒 图：郑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