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下午,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在公共教学二楼2415教室作了题为“科举废除百年后的反思”的学术报告。本次讲座系“史学前沿”讲座第十二讲。

科举制度在中国推行了一千三百年,时至今日,科举制之于制度、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可谓巨大。讲座伊始,杨念群教授指出,以往有关科举的研究,多以科举为一项教育考试制度,而科举对中国社会制度、政治结构、文化影响深远,相关层面的开掘仍有待深入。
杨念群教授首先分析了科举被污名化的历史根源。《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故事众所周知。“范进模式”反映出科举制度考试周期长、成本高的特点。杨念群教授认为,以上两个特点恰恰体现了科举考试的平民化趋向。科举不设年龄限制,从而使民众的受教育机会相对均等。从科举考试的内容上看,以顾炎武为代表明末清初的经世学者以及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晚清变法派强烈抨击科考之机械呆板、空谈误国。杨念群教授认为,科举考试内容相当丰富,将科举与八股文等同则有失公允。唐代科举即有专门化考试,如明法和明算科,清代科举之策问、诰、表、判,无不强调实用与致用。科举制既强调国学训练,考察记诵能力,其内容不仅包括传统的儒家四书五经,更涵盖钱法、水利、讼狱、保甲等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经世实用之道,有着丰富性、灵活性、地方性的特点。从科举制度的运行来看,科举决非单纯的考试制度,更是有效的教育制度、复杂的官僚选拔和管理制度。因此,应全面而理性地看待科举制。
然则科举制何以称之为一项“好制度”?杨念群教授指出,科举制是一种有效的身份分配制度。通过不同层次的考试,如童试、乡试和会试、殿试,科举将不同的人才均匀分布在上、中、下三个层次,并且三个层次的官员是上下流动的,官员的宦途都有指向祖居地的倾向。此外,科举制亦是一种中国式的区域性代议制度。因名额分配,中央会照顾教育不发达地区,形成一种相对公平的布局。科举制还是培养不同地区士绅的一个举措。由于士绅在地方的权威性,故能代表民众发言,成为民众与上层皇权之间的中介。

从变通科举到废除科举,从渐废科举到骤废科举,科举制被破坏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杨念群教授指出,科举制的废除破坏了官僚上下流动的合理机制。科举用功名分配绅士或官员的位置,继而通过流动实现各自的转化,特别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实现了合理的循环。科举制废除后,现代学堂以培养科技人才、政法人才及军事人才为纲要。这三类人才的专门化程度强,一般集中于城市地区。由此产生的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造成乡村教育的空心化。其次,科举制的废除导致“士绅阶层”的灭亡。“士绅阶层”即中国古代的“中产阶级”,经过科举制的筛选,有层序地分布在城市和乡村,承载着阶层教化、化解词讼和治理乡村的责任,是 “官”与“民”沟通的中介。科举的废除使得“士绅 ”失去了中层协调人员的独特身份,丧失了沟通上下的中介作用。第三,科举制的废除导致以“士绅”品位为标准的一种审美秩序的消亡。“品秩”和“流品”的评价标准使得士绅和一般民众对文化的欣赏水平区别开来。正如钱穆先生所谓中国有流品无阶级,经过科举制筛选者即“清流”,能够进入官僚阶层。反之则只为吏胥,属于“浊流”。
在最后的交流互动环节,杨念群教授与现场同学就科举制废除与乡村空心化问题、捐纳对科举制影响问题、学校制度与科举制关系问题、流品与文化品位问题以及清初科举制度改革与延续问题等进行了交流。讲座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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