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5日-27日,“天问:变动中的环境认知”(Knowing Nature: The Changing Foundations of Environmental Knowledge)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顺利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德国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中心、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联合主办。来自德国、法国、英国、挪威、美国、加拿大、巴西、罗马尼亚、印度、南非以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区的50余位学者出席了会议。
据悉,本次研讨会是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与德国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中心的第五次合作。此前双方在人民大学已成功举办了四届环境史国际会议,分别为2013年度“旱暵水溢:世界历史上的河流、洪涝与旱灾”国际学术研讨会、2014年度“斯土斯民:环境史中的城市与乡村”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年度“天工开物:环境史中的自然与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和2016年度“地球的变迁:环境史研究生国际工作坊”。
25日下午3时,开幕式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三楼多功能厅隆重举行,由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夏明方教授主持,中心常务副主任侯深博士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洪大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德国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中心主任赫尔穆特·特里施勒先后致辞。开幕式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执行主任、《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作者薛凤发表了“王朝中国之政治与科学变迁”的主题报告,南京农业大学中华文明研究院院长王思明进行了精彩评述。
26日-27日,与会学者以学者互评、群体讨论、作者回应三大环节,依“纠缠于生命之网”“掌控躁动的地球”“应对水与野性”“发展中的国家”四大议题分为四组,分别对提交的24篇论文进行了热烈讨论。第一组评议者由上海交通大学车群、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曹玲、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艾伦·麦凯琴、南非斯泰伦波斯大学桑德拉·斯沃特、德国柏林大都市研究中心多萝特·布兰茨、英国莱斯特大学医疗文人中心莎拉·埃勒斯担任,分别对维多利亚湖区环境睡眠病防治、中国湖南血吸虫病传播、19世纪柏林动物展览、玉米在中国种植的时空分析和加拿大气候感知等相关论文进行了评述。随后,与会学者以“生命之网”为核心,就殖民统治与地方抵制、人和环境互动的生态系统及人与自然的时空重组等关键问题展开了讨论。

第二组主要探讨了人对地震突发、气候变化、火山喷发等现象的解释问题。此组评议者为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若泽·奥古斯托·帕杜阿、德国马普科学史所利诺·坎普鲁维、慕尼黑大学卡森中心卡特林·克勒曼、上海交通大学孙萌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王瓒玮和云南社会科学院李永祥。他们分别对有关全球环境涌现、18世纪冰岛火山喷发、竺可桢的气候变化研究、云南地区族群记忆与灾害认知、巴西殖民地环境博弈、中日两国对地震认知等六篇论文进行了点评。此外,与会学者就全球环境在近代的形塑、环境知识的生成与传播、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灾害神话与现实生活的冲突性及族群对灾害认知的多元性等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第三组的讨论中,来自香港科技大学黄瑜、挪威斯塔万格大学伊娃·雅各布森、中山大学潘明涛、罗马尼亚人类学研究所斯特凡·多隆戴尔、乌克兰Khortysia国家科学院安娜·俄伦南寇和浙江大学孙竞昊等学者,分别对涉及中国南部水产品安全控制知识、18世纪水知识建构、多瑙河下游自然修复、卡霍夫卡水库建设、明清时期畿辅水田及山东西部水柜修建等议题的六篇论文进行了评述。之后,与会学者就人与水的相互关系展开了讨论,并对此关系中的科学技术霸权、专业知识(精英权力)与地方经验、国家与地方之关系等核心问题提出了各自看法。
第四组则围绕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家的景观变迁与经济发展之关系进行了讨论。天普大学彼得·拉维尔、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詹姆斯·林、印度tata社会科学研究所斯利亚·贾伊斯瓦尔、德国马普科学史所玛利亚·阿夫克森泰斯卡亚、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香农·斯顿登·鲍尔及加利福尼亚戴维斯分校伊恩·坎贝尔等学者,主要就左宗棠对自然资源的认知、西印第安山脉康坎铁路周边的环境争议、俄罗斯林学管理的改革、加拿大土地普查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创新和哈萨克草原的开发等议题展开了互评。与会学者还分别以技术统御中的资本与国家、环境政策与资源管理、环境认同的方式及表现等问题进行了深度交流。
专题讨论结束后,德国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中心主任赫尔穆特·特里施勒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夏明方教授分别做了总结发言。赫尔穆特教授表示,来自世界各国不同研究方向的学者聚集一堂,颇为难得。此次会议让与会学者走出自身熟悉的范围,加入到了环境、族群、历史想象及文化结构等与以往不同的研究领域中。有趣的是,与西方学者专注于中短时期相反,中国学者更倾向于长时段的“大历史”研究。他指出,本次研讨会以研究内容和分析路径双维度的讨论加深了学界对环境认知的理解,主要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一是时期划分问题。与会学者意识到了研究对象与历史变迁的复杂关系。二是历史主体的多元性。政治、经济、科技、环境等不同主体之间变化既存同步性,亦有非联系性。三是环境认知的特殊性。不同国家、地区、族群的知识体系互不相同,构建了彼此间对环境认知的差异。四是环境认知的流通性。环境认知在传统与现代、国家或区域之间存有地理和文化等多层面的联系和传播。五是因果关系。学者应将问题意识放置于知识生产的源动力之上,剖析历史现象背后的深层因果关联。六是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七是地方知识与全球知识的互动。八是思想与实践的异同。九是环境认知的专业性。作为环境知识的承载者,专家在环境问题上的科学竞争与合作亦是环境史学者不应忽视的问题。
夏明方教授表示,来自五湖四海的学者汇聚于此,相互交流、批评与回应,无不希望他人理解自己的观点,但对话双方常生误解,甚有“聋哑对话”、“鸡同鸭讲”的尴尬情形。然而,学术讨论若百分百透明,或具有似于库恩所提的“可通约性”,与会学者即使有所收获,却也索然无味。相反,不透明的讨论和相互间的误解,在某种程度上能给对话双方提供更丰富的养料,此之谓“水至清则无鱼”。他还指出,若仔细对照本次会议主题中“天问”(asking nature)与knowing nature两个相似却不同的中英文表达,会发现诸多差异。具体有三:第一,英文主题中“环境知识”(environmental knowledge)与中文的“环境认知”存有不同;第二,中**调“变动中的环境认知”,丢掉了英文中“环境认知的基础”;第三,与nature对应的“天”包涵了更多深层问题。所以,本次会议主题的翻译看似天作之合,实则暗含了中西文化间的碰撞,亦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次遭遇。他认为,自然(nature)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现代概念,而天则是中国传统表述,两者置于一体,在一定意义上也隐含着现代的“自然”表述对于“天”的话语霸权。这一霸权主要体现为国内外学术界在所谓李约瑟问题的讨论中对中国科学史的曲解之上。故在阅读中国百科全书《天朝仁学广览》关于动物分类时,福柯发出了哈哈大笑,也因此诞生了1960年代的《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福柯著),以及新近的《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艾尔曼著)这两部著作。它们都强调了环境认知或对自然认知的主体性特征,但是福柯的研究集中于视觉的主体性特征,后者则聚焦于抽象的精英群体,而且实际上书写的只是中国版的西方近代科学;反是薛凤教授的研究从多元时空寻找被遮蔽的认知自然的主体,呈现了更多样化的世界。由此,研究对象发生了从“纯粹的自然知识”转向“谁来形成自然知识”,再到“多元主体的自然认知”的变化,人与自然终于被拢合在一起。但是从生态史的角度来思考,我们需要将这样的认知过程更加明确地看成是人与自然紧密结合过程,由此构成人与自然相互纠结的生态认知系统。在此系统中,各种不同的主体之间自然会存在误解与碰撞,但同时也会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共同推进对自然的认识。最后,他以史伯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结束发言,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共生关系。
此次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中,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分享了不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及不同学科的各种观点,讨论既存有和谐一致,亦不乏矛盾对立,显现出“环境认知”问题研究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本次国际会议提供了世界各地学者相互交流与对话的平台,促进了科技史、思想史、环境史等不同学科之间的交融,推动了环境史学的研究。
(文/左滕慧子 图/刘少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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