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6日上午，清史研究所系列讲座在人文楼四楼会议室举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寿安研究员应邀作为主讲人。讲座以《清儒的“知识分化”与“专门之学”兴起——从几场论辩谈起》为主题，由黄兴涛教授主持。

张老师首先梳理了她关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演进脉络。对于该领域的思考自1997年伊始，中间虽为《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著作的撰写所打断，但其后又有所回归。多年来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关于清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个新观察，主要包含以下三点内容：一是打破道统，重建学统；二是清儒的知识分化；三是专门之学的萌芽。她在该领域已经发表了七、八篇论文，目前正在编纂成书。

继而，张老师就清儒的“知识分化”与“专门之学”萌芽这一议题，从几场论辩切入，进行了详细阐述。第一场论辩是乾隆十九年至二十三年惠栋与袁枚关于“穷经”与“辞章”的论辩。惠栋认为：穷经是德行之本，文章是末，学贵心得；袁枚则强调：德行是本，穷经、文章皆末，文章家最重自得，穷经者多袭人旧语。正是在此次论辩中，袁枚重新定义了“经”的含义，强调从学之本“性之近与不近，不得强求”，六经乃圣人自表之词，应以创作为贵。论辩鲜明地区分了学问的“本”与“末”、“形而上”与“形而下”、“德”与“艺”。此种学问序列方式,具有“线性论述”的特点，可称为“串联式”的理论，这样的学问观念至乾隆中期开始逐渐改变。

第二场是戴震在乾隆二十年、二十二年、三十年关于道与艺的论辩，论辩强调以“道”为本，以“艺”为末，着力于阐明如何达道。学界多持的观点为：戴震虽强调学问有理义、制数、文章三途，但仍以义理为归。张老师则认为，戴震将学问分为三途，但皆以求道为归；且此道在典章制度之中，故而客观知识的理念得以萌芽。由戴震致方希原的书信可见，他用“道”与“艺”划分学问的性质，其实暗孕着“理论”与“实务”的二分,也潜藏着对“唯一大本”的动摇。这种学问论述,发展到乾嘉时期的焦循、孙星衍、阮元时越发清晰,包括理论和实践。

第三场是袁枚、孙星衍、焦循在乾隆五十九年至嘉庆三年进行的关于“辞章”和“考据”的论辩。论辩聚焦于如何称呼考据这门新兴的学问，关乎乾嘉学者如何为自身定位。从孙星衍对袁枚的回应可见他对于“考据学”的用语表示惊讶；并从经学的角度重新定义了“道”与“器”，强调“道”为阴阳刚柔仁义之道，“器”为封爻彖象载道之文。焦循亦参与此次论辩，他明确指出,经学除了“经文”之外,还需要其他学问作为辅助:史 书、诸子百家、天文、术算、阴阳五行、六书、七音等。由袁枚、孙星衍与焦循的书信论辩可见，乾嘉汉学界因如何为自己所倡导的新兴学术定名的问题而感到焦虑，这种焦虑一直贯穿到江藩、阮元、龚自珍。由上述论辩可见：其一，技艺性、实用性知识地位提升，清儒的实事求是之学,令技艺性的知识独立成家,而这些技艺性知识和治世的实务方策紧密相连；其二，从工具知识到学问，清儒在致力开发工具性知识的同时,形成各类专门之学；其三，实践与理论互生，清人因说经方法产生出各种专门知识,无论是辑逸、校勘、训诂、水地、金石、或性道、文章之学等,均是对于实践而言,得在治学过程中实际操练。

张老师报告完毕，黄兴涛教授就西学在清儒“知识分化”与“专门之学”兴起中的作用、朱浒教授就清儒“知识分化”与“专门之学”兴起的意义与张老师进行了进一步探讨。现场同学就讲座中的困惑和兴趣点进行了提问，内容涉及为何在清儒中演化出“专门之学”的观念，“训诂之学”、“九数之学”等名称中“之”字含义的诠释，“知识分化”、“专门之学”的兴起究竟是技艺性知识独立成家还是经学体系的扩张及其对于其他门类知识的收编等。

本次讲座内容丰富，现场讨论气氛活跃，极具启发性。讲座结束后，老师与同学们一起合影留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