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李华老师

李华是我的硕士导师。1978年我考入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因研究方向是经济史，所里决定李华担任我的导师（清史所研究经济史的老师本就不多）。我内心里原是想研究“赋役制度”的（我为什么对“人身依附”及其演变有这样强烈的兴趣？今日竟已不甚了了，但“空穴来风”，自有其“因”），李华老师要我研究“集市”（具体说就是四川的“场”），我也就接受了，由此遂迈出了我的学术生涯的第一步（参见“求学偶得”之一“与集市有关”）。为此，我还要感谢李老师。

李华老师治学严谨，不辞辛苦，不计得失，常对我们说，治经济史，往往要比其他学科多三倍的辛苦（所谓别人写三篇，我们最多只能写一篇；我写毕业论文读了四百二十部四川地方志，即为一例）。更为难能的是，他治经济史数十年如一日（说起来不算什么，其实并不容易，如我就没能做到）。他为人耿直，不谄媚，肯抗上（这一风格我倒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一生只收了有数的几个弟子（不才忝居其长），特写此文，以为我的悼念。

                             悼潘喆

潘喆老师去了。悄悄的去了。

现在清史研究所的大多数同学可能都不知道不了解潘喆。但我认识潘老师已有近三十年的时间。

潘老师是一个不事张扬的人。二十年前，我到美国访问，美国同仁中知道清史研究所的还很少（更别提人民大学了），而提到最多的，不是别人，正是潘喆，是他的获鹿县编审册研究（该文无可辩驳的证明，财政统计中的“亩”，并不是实际地亩，而与其有着不小的差距，如在乾隆一朝它也有相应的变化，从二亩多到三亩多等于“一亩”不等；为此1985年王业键教授曾写信给我说：你将来成就未可限量，如能“像潘喆先生获鹿县编审册之研究，贡献当非浅鲜”）。

潘老师又是一个正义感很强的人，很多同事都能提供这样的例证。2006年我去拜望他（那时还看不出他有什么病来），提到我关于租佃关系的小书，潘老师即表示，过去许多生产都是地主领导的啊……

潘老师还是一个谦虚的人。当年为写一篇关于人丁问题的文章，就几次征求我的意见，殊不知我还是一个小年青啊……

再过几个月就是清史研究所三十周年大庆了，我满怀期望，能见到这些老教授，特别是潘喆老师，没想到……

特写此文，作为对潘喆老师的纪念。

                                                       （文：高王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