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14:00，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彭刚教授在人民大学公共教学二楼为历史学院博士生史学前沿课程作了题为“理论化、碎片化与多元化——当代西方史学的几个面相”的学术讲座。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教授主持此次讲座。

讲座分为三个部分进行。第一部分，彭刚教授讲到西方史学的理论自觉、问题意识和史学实践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历史学研究离不开理论自觉和问题意识。历史学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传统史学看重史料的搜集与运用，但对于理论未能引起足够重视。彭刚教授进行了三个层次的说明。首先，历史具有双重意涵，应当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他提到了20世纪西方史学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布罗代尔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段，分别是长时段—结构、中时段—局势和短时段—事件。布罗代尔区分了不同的历史时间，打破了传统史学将时间看作线性与一元性的观点。其次，历史学家不能摆脱理论预设与问题意识。彭刚教授强调了理论自觉与问题意识在史学实践的重要性，并举出Natalie Davies所著《档案中的虚构》一书做说明。这本书利用法国16世纪司法案件档案，研究在押犯人委托书写赦免文书。该书“Fiction”一词不仅是“虚构”，还意味着对材料的“想象、整理、编排。”这本书通过犯人与委托人之间文书写作“套路”的研究，反映出该时期法国司法制度、身份认同、人际交往等内容，同时，对于档案材料的编排把握，也反映出作者敏锐的问题意识。第三，不同的理论视野、问题意识，导致不同的历史研究对象和历史研究方法。彭刚教授举E.P.Thompson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研究、还有夏蒂埃（Roger Chartier）与达恩顿（Robert Darnton）的例子做了具体说明。历史学的理论自觉与问题意识，一方面对历史学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史学研究中的新领域、新方法，也在不断地刺激历史学理论的发展。

第二部分，彭刚教授讲到历史学的碎片化与历史综合。碎片化问题是现代学术分工的结果，它在现代与后现代两种条件下分别表现出不同蕴含。欧美史学在专业化、碎片化的同时，从整体上观察历史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且取得了诸多值得重视的成就。全球史，包括所谓的“大历史”，都在努力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考察人类整体的历史。这里，彭刚教授提到克里斯蒂安《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一书，该书把宇宙 130 亿年的历史浓缩成13 年，现代文明的历史与宇宙、地球以及人类文明史相比，如此短暂却又发生如此多的惊人变化，产生很不一样的感受。彭刚教授认为，历史研究应妥善处理碎片化与历史综合的关系，可以“小题大做”，但是一定要有更远大的关怀。真正的历史综合要展现整体的历史视野，它不可能每个细部都描画得极其细致，也不能简单地把二者对立起来。

第三部分，彭刚教授讲到史学多元化的问题。史学的多元化发展过程中，接纳了来自不同学科的影响，它是现代社会多元化的反映和写照，背后有很现实的原因。随着职业化史学的发展与历史学从业者的增多，历史学日益走向多元。20 世纪 70、80 年代以来，历史学发生各种“转向”，各个学科对于造就历史学的多元化局面功不可没。彭刚教授提到，量化史学的方法曾经一度被布罗代尔之后的勒华拉杜里等人视作历史学唯一可行的发展方向，但量化史学不能满足人们原本过高的期望，反而成了“叙事的复兴”的一个原因。这并不意味着量化方法走到了终点。相反，在后来的社会史、经济史乃至书籍史等研究领域中，历史学家们在清晰地认识到量化方法有效性的范围之后，量化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变得更加复杂精致。在传统史学经历各种“转向”之后，历史学的多元化依旧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彭刚老师的精彩演讲赢得了同学们热烈的掌声，随后黄兴涛老师对讲座进行简单总结，彭刚教授回答了同学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讲座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