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4日，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9讲在公教1605教室举行。此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永华教授主讲，主题为“明清时期民众识字率研究的方法与史料”，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胡恒主持。历史学院2024级全体博士生及部分校内外师生参与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刘老师介绍了民众识字率的研究意义与研究现状。相较于士大夫而言，计算普通民众的识字率更具有难度。普通民众的识字率是研究每个时代人口属性本身的重要材料，也能够为人口史、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线索，能够推进思想史、书籍史、知识史、制度史的研究。二战后，识字能力与发展问题紧密关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组织扫盲计划，民众识字能力研究随之兴起，20世纪60年代，出现一系列重要著作，以古迪（Jack Goody）、奇波拉（Carlo Cipolla）为代表。教育史、人口史、社会文化史等领域亦对此问题有所推动。

欧洲民众识字率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将签名作为民众读写能力的外在证据，运用民众签名的系统史料，进行“系列史”的研究，即以量化方法呈现这一技能在不同时代的变化，并用质性方法对之加以解释。材料方面，16世纪以降英国宣誓记录是比较系统性的签名材料，它们分布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可以反映当时全国层面民众识字率，此外还有教区档案、遗嘱等，留下了属于地方性的签名史料。日本民众识字率的研究使用花押作为民众读写能力的指标，主要使用17世纪脱教宣誓记录、宗门改账与江户时期村落文书等材料。明清时期民众识字率的估算，罗友枝主要利用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社会调查材料进行分析，认为男性达到30-45%，女性仅2-10%，并从教育史的角度解释其原因。而牟复礼等人将全国童生的规模视作识字率的依据，不过，实际识字民众的规模应该超出童生，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天花板”而非“底线”。近年来，研究者逐步利用花押对明清普通民众识字率进行估算。

接下来刘老师为我们介绍了明清民众识字率研究的方法与史料。对于中国民众识字率这一问题，缺乏基于扎实量化分析的资料，对如何估算民众的识字能力存在争议。刘老师将花押作为读写能力的一种外在证据，认为不同签押符号的使用，折射出了接触、使用文字的频度。签押符号可分为花押和略押两类，花押一般意味着签押者具备读写能力，而略押则意味着签押者不具备读写能力。目前虽无全国层次的花押史料，但海量民间文献的发现、刊布，使得开展以花押为主要证据、契约文书为基本史料的村落层次的微观识字研究成为可能。这样的研究主要有四种统计模式：地域性的随机统计、基于文书群的统计、契约与族谱相结合、基于契约文书群自身系统性的统计。微观识字研究应注意三个基本面向，即文书类型、文书形态和社会主体的关系以及文书的相关信息——如当地的聚落环境与历史、教育史背景、样本签押者的生命史信息，也不应忽视族谱和非契约类写本文书（书信、笔记、习字帖、账簿等）等史料。

徽州文书为研究明清家族识字率提供了相关的史料，其中来自祁门磻溪村的陈氏文书群是较为系统的一组材料，这组材料以产业买卖契约为主，其中有二三十件关于产业、赋役、诉讼、会社、合股相关的合约，文书的年份分布相对均匀，尤其是明末至清末这一时段，且签押人的聚落归属比较明确。在这组文书与民国时期纂修的《陈氏宗谱》的基础上，刘老师建立起磻溪陈氏历代人口的小型数据库和签押数据库，共收录了3680位族人的的人口信息与1800多人次的签押信息。通过结合这两个数据库的信息，可以确定签押者的房支归属与世代关系。根据阶层、性别，签押群体可分为士人、经手人、全族与全房/全支的家长及女性，研究者可分别研究他们的识字状况，从而得出更为明晰与严谨的识字率数据。最后，刘老师用地理区位、历史文化因素与时代等因素来解释数据与罗友枝所得出结论之间存在的不同，同时观察不同群体识字率的历时性变动。

胡恒老师总结指出，刘老师的研究系统且全面，从方法论方面，识字率本身是一个内涵丰富的问题，要深入识字率背后的标准、环境来考察数字本身的问题，通过深入挖掘精心挑选的文书材料，揭露识字率背后的规则与语境。进一步，刘老师从地方的个案研究出发，为我们从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层面上探索明清时代的识字率问题提供了范例，也可以推进和深化对宏观历史的研究。

文|王天昊 刘润泽 罗靖曦

图|罗靖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