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下午，新史学系列讲座第六期迎来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宋史学会副会长包伟民先生，他给在座师生作了题为“理论与方法：近三十年来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的演讲。

    讲座共分七个部分。首先，包伟民教授对近三十年来宋史研究学术史作了简要回顾。他重点讲述了宋史领域理论与方法的渐变，并指出，随着宋史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拓与发展，对建立新的理论和范式的渴望显得愈加迫切。第二部分中，包教授以近年来各大学的博士论文为例，描述了这种理论饥渴症状，认为这种症状的出现，一方面可能与专业分化想象有关，另一方面则是与大家对理论与方法的概念理解不明晰有关。包教授梳理了学术界目前关于理论的定义，选择出较为准确的一种定义，即认为理论至少有三个特征：一、理论是人们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二、理论是有系统的；三、理论是一种结论。在包教授看来，历史研究需要理论，不仅是因为人类社会既有共性且十分复杂有关，更重要的原因是，史学研究不得不面对存世历史信息零散残缺、难以无缝对接的现实，需要理论分析加以引导。包教授认为，范式是指某些具体的，有一定普遍性的结论，被研究者借引道不同历史时期的其他研究对象上。在宋史研究领域，“范式”的典型案例就是“唐宋变革论”。然而从其他社会科学借鉴而来的结论，运用时有教条主义与囫囵使用之虞。包教授引用邓小南教授的话，所谓问题意识是指如何能提出具有实质意义的、对研究全局具有‘牵动’作用的问题。他进一步强调研究者以更高的视角、更深邃的眼光提出新议题的重要性。关于历史研究法，包教授认为历史研究的功夫有两个层面：一是如何在关联不清、背景不明的前提下，尽可能发掘某一相对孤立的历史信息片段之所有内涵，二是如何利用残缺不全的历史信息，最大程度地复原历史原貌。只要达成以上两项任务，任何方法都可以运用，所谓史无定法。同时，他也强调了使用历史文本时当小心存疑。

    最后，包教授与在座师生就宋代财政史研究中的数据问题、印刷革命引发的资料问题、岳飞的评价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图 /文：清风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