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徐晓旭教授在公共教学二楼为博士生史学前沿课程作了题为“希腊化时代的族群认同”的学术报告。

徐老师以一则生动的史料为引子开始本次讲座。在希腊化时代的埃及，一位赶驼人向他的雇主泽农写信，抱怨泽农的两位代理人拖欠他工资，他写道：“他们因为我是蛮族人就蔑视我”，他请求按时付给工资，“不至于因为不会说希腊语而饿死”。希腊语是托勒密埃及的官方语言之一，赶驼人的信即是用希腊语写成的，但显然应该是托别人代写的。在他的眼中，不会说希腊语正是他遭受不公的根源。在徐老师看来，顺着赶驼人的这一思路，可以进一步追问那个时代“蛮族人”与“希腊人”究竟如何被定义的问题。是否说希腊语、按希腊方式生活，就意味着成为希腊人了呢？“文化希腊人”的定义是否能成立呢？

徐老师接下来从“古代话语”和“现代学术”两个角度为我们梳理了关于这一族群认同问题的多样认识。首先，他举出了几位古代希腊人的看法。演说家伊索克拉底认为，由于雅典在文化上的影响，“希腊人”已经变成了一种智力的名称，而不再是种族的名称，更应把拥有希腊文化的人称为希腊人；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同样认为非希腊血统的人能够变成风俗、语言、精神上的希腊人；而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也用“希腊化”的模式来书写希腊人发展壮大的早期历史。由此可见，这几个希腊人作为当事人，均认为文化上希腊化的人是可以成为希腊人的。

作为对比，徐老师又引述了犹太人的两则史料，作为外族人对此问题看法的例证。在犹太文献《马卡比二书》中，希腊文化被视为外族文化。这部文献虽然是用希腊语写成，但是作者却是反希腊文化的，自身的希腊化并未让作者觉得自己是希腊人，他对自己的族群身份界定依然是犹太人。而在《新约·使徒行记》中，则有“希腊化者”与“希伯来人”对立并举的现象，这显示出作者有意突出犹太人内部次群体之间类似于不同族群般的差异，他无疑意识到了希腊化对犹太人族群认同的冲击。这两条史料的作者至少从语言角度讲都是希腊化的犹太人，但他们同时对于希腊化的反应又都很敏感。虽然说希腊语并不构成他们的顾虑，但宗教和生活方式上的希腊化在他们眼中显然对犹太族群认同产生了威胁。

抽样解读完“古代话语”后，徐老师为我们呈现了现代学人研究希腊化时代文化互动的各种理论模式。19世纪德国历史学家J.G.德罗伊森被公认为是“希腊化时代”概念的创始人，他所持的“文化融合论”也长期居于正统地位。他将“希腊化时代”描述为希腊人与非希腊人融合的历史，认为希腊文化教化并唤醒了东方。这一模式不断遭到批评与反对。威利·佩雷曼斯与克里斯提安·哈比希特用人名分析和人口统计的方法研究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王国的族群关系，认为希腊人与当地人之间是相对封闭的，希腊人居于统治地位，而当地人仅能担任低级官员。耶鲁大学著名史家米哈伊尔·罗斯托夫采夫在全面考察希腊化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后，认为希腊化仅限于社会上层，他们与血统上的希腊人一起构成统治阶级，而大多数当地人则保留了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马克思主义者海因茨·克莱西克提出，在巴勒斯坦和塞琉古王国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虽然从亚历山大时代开始这种生产方式受到了古代生产方式的影响，但融合并未发生。

到了战后，在去殖民化的语境下，“隔离模式”逐渐取代“融合论”成为新的正统。克莱尔·普蕾奥在其专著中以一章的内容直指德罗伊森，她关注“文化的表达方式”，描述了希腊人和当地人各自的“密闭性”和彼此“对影响和接触的可渗透性”，她并不否认当地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仅停留在“薄薄的希腊或希腊化的社会上层”。爱德华·维尔用“殖民人类学”的方法，将托勒密埃及解释为一个建立在希腊统治者与埃及被统治民众强行共居基础上的殖民地社会，认为两者的相遇仅导致了边缘的相互渗透。但是，“隔离论”的新正统模式同样遭到质疑。罗杰·S·巴格诺尔批评维尔，认为现代殖民地是由来自外部的宗主国统治，这一理论并不适用于当时的希腊化世界。威利·克拉瑞斯的研究表明，在托勒密埃及，希腊文化和埃及文化能并存于同一个人身上，这两种文化绝未融合，只是这个人可以在不同场合选择以不同的文化面貌现身。他并不否认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而是把融合看作是文化相遇时的选项之一。约翰·马将以往关于希腊化时代的研究概括为两两对立又两两互补的四种范式，在如何看待文化关系上有“融合范式”与“隔离范式”，在如何看待城邦上，有“衰落范式”与“活力范式”。文化融合和城邦衰落既可以互相解释，又可以一起解释当时的历史；文化隔离则意味着希腊的价值观、文化结构和城邦制度仍充满活力。他将单一统一体中冲突和矛盾的并存称为“悖论”，主张以“悖论”为出发点来观察历史，将不同范式纳入研究视野。“隔离论”者其实也关注到了文化互动，维尔就使用了“文化涵化”的概念来描述异质文化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它指的是两种文化在相互影响和适应的同时，也保持各自的独立性。冯克和格尔科进一步提醒不应低估文化涵化过程的复杂性，在希腊化的环境中，当地因素的反作用也可能会导致“蛮族化”。在以往的概念不断引起争论的情况下，有学者引入了“文化迁移”的概念。它被认为在意识形态上是中立的，它指的是某一文化对象在空间上的实际转移。“文化迁移”论者批判“文化涵化”论者更多地关心“结果”而非“过程”。儒瓦耶－普吕内尔反对泛泛谈论“文化整体”，强调交流中个体的重要性，“文化迁移”更接近小历史而非大历史。

总结以往的研究，徐老师指出，从“客位观”（etic）来观察文化关系和互动长期主导了希腊化研究的取向，但从“主位观”（emic）关照族群认同建构与文化互动的关系已经成为新兴的研究潮流。对此，梅尔斯提出两点意见：一是不应指望族群认同会通过物质文化形式本身表达， 而应看到它是通过物质文化被运用和看待的方式来表达的； 二是不是所有形式的行为和物质文化都具有族群意义，留给我们的有趣任务是力图确定在主体眼中什么因素会产生族群回响，什么因素不会产生回响。在此基础上，徐老师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即“文化选择”模式。徐老师认为，文化如同一个数据库，主体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会出于一定动机、意愿和诉求，从“文化数据库”中选择调用所需的文化资源——无论是自己本身的，还是接受的外来的——并经常对之进行再加工，以用于建构和表达认同。此时其他文化资源则处于搁置状态，不涉及认同。

讲座最后，徐老师从埃及纸草文献中选举了几则“小历史”，让同学们体会了这种用“文化选择”模式观察文化互动与认同建构的视角。徐老师的讲述引人入胜，讲座在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