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兼职教授韩建业老师在公教二楼作了题为“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的学术报告。本次讲座是本学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的第四讲。

韩建业教授多年从事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考古学研究，致力于对中国北方和中原地区先秦时期的文化谱系、聚落形态及其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进行全面综合地研究，本次讲座即是他基于长期的考古发掘和大量考古资料，对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进行的系统梳理与阐释。他指出，早在1986年，严文明先生就曾指出，中国史前文化存在着“重瓣花朵式”的格局。这一观点与费孝通先生后来提出的“多元一体”说非常相似，与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说”则有较大区别。此后，张光直先生则提出在公元前4000年前即已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上述学者的观点虽存在差异，但其大体上都认为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了中国基本格局的雏形。而贝格利则认为，即使到商代晚期，也不存在后世中国基本格局的雏形，许宏、艾兰等学者则认为“早期中国”应形成于夏商时期。学界有关此类问题的争鸣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在商代晚期以前究竟有没有文化意义上连续发展的“早期中国”，如果有，那么其有着怎样的文化格局、特质和发展历程呢？韩建业强调，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梳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古史辨派的疑古学说、中国文化西来说等学说，回应有关“永恒中国”、历史虚无主义等问题的争论。

韩建业指出，此项研究所说的“早期中国”，是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简称。他认为，秦汉以前中国大部分地区文化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文化共同体就是早期中国文化圈。随后，他详细梳理了“早期中国”的形成过程。他指出，在旧石器时代，中国人类进化和文明发展就具有连续性、多样性和统一性共存的特点。约公元前9000年，新石器文化拓展至中国中东部地区并形成五大文化区或五大文化系统，这五个系统虽然存在差异，但其具有统一性。这些地区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农业、最早的陶器和最早的磨制石器，奠定了中国此后成为世界最大最稳定的农业地区和最发达的陶器制造大国的基础，使中国文明逐渐具有了质朴稳健、稳定内敛，重视传统、强调整体性思维的特质。

公元前6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是早期中国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各个文化系统形成初具圈层结构或者“重瓣花朵式”结构的“早期中国文化圈”。这主要表现在，形成了互补型的南稻北麦二元农业体系，出现了丰富的陶器和讲究的器用生活，形成了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世俗化信仰体系、多层次的整体性思维方式。社会处于比较平等的状态，神职人员的地位开始凸显。进入公元前5000年，雏形的早期中国继续发展，中原的核心地位不及以前，但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农业在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地位日益重要，玉文化传统正式形成，各文化系统在强调集体利益和公共秩序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在经历长期发展后，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正式形成。这一时期，中国大部地区文化交融联系成相对的文化共同体，形成中原模式、北方模式、东方模式三个文化系统。这个文化共同体与商代政治地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在地理还是文化上，都为夏商乃至于秦汉以后的中国奠定了基础，标志着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早期中国”的正式形成。此时两大农业体系走向成熟，陶器、玉器、漆器和丝织品等“中国”特色器物繁荣发达，彩陶盛行。

约公元前3500—前1800年，“早期中国”进入“古国时代”。中原核心区影响力减弱，周围文化沿着不同方向发展，而中原文化也借此吸收更多周围文化因素。此前形成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继续发展，由于周围文化向更外缘的大幅度扩展，早期中国的范围也得到更大扩展。粟作农业、稻作农业范围均有扩张，玉器异常发达，三个文化系统各自特征更加凸显，而社会分化、家族凸显、男权军权凸显等趋势则基本一致。另外，中西文化交流的趋势也比较明显，主要体现在“彩陶之路”南道和北道，为中国文化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公元前2500年，历史发展进入铜石并用阶段，龙山时代到来。中原文化的整合功能再度加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进一步发展，大致形成以中原为核心的不同层次的文化圈。公元前1800—前1300年，早期中国进入“王国时代”，在二里头—二里冈文化的强势影响下，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东部社会进入成熟文明社会阶段，三大文化系统经过长期融合形成新形势下的“中原模式”，而新疆等边缘地带则形成有别于此的“西方模式”。

通过以上的详细梳理，韩建业指出，商代晚期以前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根植于旧石器时代，萌芽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形成于庙底沟时代，经历了古国、王国等发展阶段，其以农为本、稳定内敛、整体思维、祖先崇拜等特质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早期中国具有有主体、有中心、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经历了跌宕起伏的连续发展历程。这些特质的形成，与中国相对独立、广大多样，以两大河流域为主体，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地理环境有莫大关系；而其起源、发展过程，也与自然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他强调，早期中国对后世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成为商周、秦汉王朝，乃至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影响到“朝贡体系”的建立和当代中国的外交政策。其曲折的连续发展历程奠定了此后中国文化上联系发展、政治上长期维护和向往统一的基础。早期中国的文化特质，也为儒家、道家等学派的重要思想提供了资源，并绵延至今。他最后强调，回顾早期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给当前中国的发展道路提供一些启示。他认为，中国今后依然要坚持文化的多元一体，坚持文化强国战略，在国际上坚持多元文化互相尊重、和平共处，以基于传统、兼容并蓄的优秀传统文化引导中国健康发展。

讲座结束后，韩建业教授就考古学、历史学领域热点问题回答了在场同学的提问。

清风学社供稿（文：宋儒 图：郑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