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屏教授不幸于一个星期前去世。虽然她已经与病魔抗争了近三年，她的遽然离去，仍然使我们感到意外，因为我们每次去看她，见到的她都常常不像是一个病人，而是一个充满乐观情绪、精神饱满、满怀学术壮志的长者，即便是在刚刚做完化疗的时候，也是如此。李老师是我迄今为止所亲眼见到的最为坚强的生命，她经受住了几十次严酷化疗的折磨，依然挺立着微弱的身躯，决不放弃炽热的学术追求，堪称一位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始终保持着纯粹学者风范的真正学者。毫无疑问，李景屏教授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骄傲，而她的逝世则是清史所难以弥补的损失，我们大家对此都感到无比的悲痛。这里，我谨代表清史所全体师生，对她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对她高尚的灵魂，表示永远的敬意。

       李景屏老师在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建所那年，就调入了咱们所。她是清史所资历很老的成员。多年来，她长期坚守在教学第一线，为学生开设了清代政治史、清代中衰研究、清代社会史、历史文献学、文物鉴赏等许多课程，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她备课的认真程度是有口皆碑的。比如当年，我就常常听说，为了讲好“文物鉴赏”这门课，她特地请教了不少专家，有的还是非常著名的专家，同时准备了大量文物资料以便于学生直观，所以授课效果非常好。她对学生真诚爱护和精心培育，在师生们中间口耳相传，深受爱戴。她教书育人、循循善诱，培养出了不少出色的学生，今天在座的好些就是她的弟子。

       李景屏教授还是著名的清史研究专家，特别是她那些文笔生动、史实准确、思想深刻的带有普及历史知识功能的著作，不仅在大陆，而且在港台和海外流传很广。据不完全统计，她一生发表的论文有40余篇，出版著作十余种，总字数达三百余万字之多。尤其在清代政治史、宫廷史和人物研究方面，颇有成绩。如关于乾隆朝历史的研究，关于乾隆帝、和珅、刘墉及其彼此关系的研究、关于萧太后、后妃与清代公主群体的研究，关于清代官员引见制度的研究等等，就多有贡献，为人所称道，为社会所欢迎。我所知道的她的有关著作，就有《1795：乾隆六十年》，《乾隆与和珅》、《乾隆、和珅与刘墉》、《和珅：正史与戏说》、《乾隆王朝真相》、《皇太极与袁崇焕角逐记》、《清初十大怨案》、《康熙废嗣之迷》、《何苦生在帝王家——大清公主命运实录》、《正说清朝十二后妃》、《大清阿哥》等等，有的还是反复重印。这些著作，对于相关历史的研究，都有整体或局部的推进，对于传播传统文化，普及清史知识，特别是对于纠正那些戏说清代历史的影视剧所带来的清史知识之误导和歪曲，更是作出了难得的贡献。

在清史研究所里，李景屏教授或许称得上是向社会普及清史科学知识的第一人，至少是最为突出的佼佼者之一。在全国范围内，她的地位也是非常突出的。我个人很喜欢读李老师的普及著作，觉得在史实的准确性、文笔的生动性、思考的深入性，议论的适度性，以及个性历史与整体历史，微观视野与宏观把握的有机结合等方面，她都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很值得认真加以总结。清史知识的高水平普及，同样是清史研究所责无旁贷的责任和使命，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也是我们清史所一贯的传统。在清史所里，既有像戴逸、李文海、王思治、胡绳武那样杰出的史学大家，也有像凌力（曾黎力）那样当代中国极有成就的历史小说家。记得两年前，李文海老校长在清史所建所三十周年的大会上曾总结说，清史所有一个很重要的学术和发展传统，那就是充分重视形成和发挥每一个成员的个性与特长，保持和而不同，让他们各放异彩。我觉得这应当是我们研究所很大的光荣。李景屏老师不仅以她出色的史学普及著作展示了她的才华，作出她的贡献，也丰富和发展了清史所的这一传统，可以说，在这方面，她同样是我们清史所的骄傲。

李景屏教授为人质朴善良，性情随和，心地坦荡，乐观进取，对国家和社会有着高度的责任感。特别是其乐观进取的精神，给我们清史所的每一个成员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也是我们很可宝贵的精神财富。2007年，当她发现自己患上胃癌之后，并没有被病魔所击倒，而是以罕见的坚强意志和异乎寻常的达观坦然面对。我有一次去医院看她，发现她竟然躺在病床上，顽强修改着《1795：乾隆六十年》那部几十万的书稿，书稿摊了一床，病房里却洋溢着她的笑声。大夫和病房的病友们无不被她的精神气质所感染，对她钦佩无已，称赞其不愧为真正的教授。北大医院外科主任刘荫华教授曾告诉人们：李老师在不能手术的情况下说：“我其实不是想能延长多久，我有一本书稿要解决，这段时间希望活得不那么痛苦，还能做一些事情。李老师对人生的认识，对科学研究的态度让我很感动，她不祈求延续生命，而是提高生命质量”。

李老师实在达观天成，住院期间，只要病稍有好转，她就坚持走出病房，主动出来参加自己感兴趣的学术会议，人们劝她不要来，她却表示这样的机会对她已经不多了，应该珍惜。这在我所接触到的学者中，也是并不多见的。就在李景屏教授出来参加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的那一次，她还亲口给我们讲述过一个她曾经如何开导一位得了重病，失去生活信心的病友重新燃起生命激情的故事。她讲的时候，是那么自豪，那么自然，那么地富有感染力，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场景。在2009年7月20日的《北京晚报》“书香周刊”上，我曾看到一个报告，是关于李景屏教授写作《1795：乾隆六十年》那本书的故事的。该文的副标题为“清史专家李景屏抗癌两年，出书解读封建社会为何盛极而衰”。出版此书的华艺出版社刘泰副社长不仅盛赞该书的内容，并且充满感佩地写道：“李老师这两年是对死神和历史写作的挑战，阅读这本书对读者来说也是对生命、对历史的反思”。今天，李老师虽然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她留给我们的，不正是对人的历史书写和人的现实生命无尽的双重反思吗？

李景屏教授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她生前一直关心家乡山东无棣县的文化发展，并立下遗嘱，要将自己毕生的藏书捐献给家乡学校，为丰富当地人民的文化生活做出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这同样是她高尚人格的体现之一。也是我们作为同事，为之感到骄傲的所在。

当然，李景屏教授留给后人特别是清史所师生们的，还有很多很多。她勤于笔耕，却甘于清贫；她乐于律己，却宽以待人；她已经退休，却非常关心所里的发展，并与在职的老师们仍然保持着深厚的情谊。所以当她住院需要大笔费用而无力承担时，所里的老师们，从戴逸、李文海先生，到刚刚工作的青年教师，都毫不犹豫地尽力捐款，希望能够挽回她的生命。只有高贵的灵魂，才能赢得真挚的同情与敬佩，这是人格的力量所导致的生命的温情。真诚相交、互相友爱、团结合作，同样是李景屏老师所参与创造的清史所宝贵的精神财富。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李景屏教授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黄兴涛

                                                                       2010年5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