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前沿学术讲座报道：

关于‘新清史’的几点私见——来自局外人的观察

6月2日14:00，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钟焓在人民大学公共教学二楼为历史学院博士生史学前沿课程作了题为“关于‘新清史’的几点私见——来自局外人的观察”的学术讲座。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朱浒教授主持此次讲座，副所长刘文鹏副教授出席并担当评议人。

钟焓老师因研究方向并非清史，率先表明“局外人”的身份以示谦谨。他给“新清史”的界定，是为本讲的前提。“新清史”超越了传统断代史与民族史的研究范式，有三个主要支柱，分别是族性建构论、帝国晚期的征服叙事和后帝制时代的“民族帝国主义”。“新清史”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这一时期专著少而论文较多，代表作是柯娇燕的《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第二阶段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至2005年，此阶段专著开始成熟，代表人物是濮德培与米华健。第三阶段是2005至今，“新清史”研究继续扩大成果，通论性著作较多，与现实相勾连并且与当代政治产生密切联系。“新清史”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一个论述中心：国体论，即国家政权的基本结构方式；两个参照系：对清朝的研究参照明朝与现代中国”。钟焓老师用“公寓与房间”的比喻表现“新清史”视角下的清朝各族群的关系。

讲座内容主要分为五个方面。第一部分是“国体论”的认知。“新清史”学者与传统清史学者关于清朝的“国体”认知存在差异。钟焓老师认为，“同君联合体”一词最能概括“新清史”的主要观点。传统清史学者认为，清朝是中国传统的封建王朝，亦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具备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是一个纵向的、单一制国家的定位。而“新清史”认为清朝是一个“星座型国家”，国家各个部分构成一个横向的“内亚联盟”，各部分之间具有较高的独立性，是一种复合制国家。

在国土性质的认识上，传统清史学者认为，内地、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都是清朝的直属领土，而“新清史”的观点倾向认为上述地方是“受保护地”。在国际法方面，传统的观点认为，清朝对地方的管辖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主权，与现代无异。“新清史”的观点认为，清朝对地方的管辖，如回部与西藏，行使的是一种宗主权，并且清朝皇帝具有共主性。

第二部分中，钟焓老师认为“新清史”的“同君联合体”与“中国意识”相克，并且列举海外华裔学者赵刚与“新清史”学者柯娇燕的争论。赵刚认为从满文文献中反复出现“中国”一词可以证明清朝与中国的合一性。柯娇燕曾予以反驳认为，满文《异域录》以及《尼布楚条约》、《中俄恰克图》满文版反复出现的“我们中国”（meni dulimbai gurun）表示的是所属关系，意思是“我们（满洲人正统治）的中国区域”，钟焓老师反驳了“新清史”将“中国”地理化的观点：“满语‘meni’是代名词，可做单独做主语和宾语，他援引日人今西春秋的译文，当译作“吾等”。此外，《异域录》中所见，在图里琛与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的对话中，有“在我们中国，没有这样权力高的大臣”这样的话，亦表明了清朝与中国的合一性。《恰克图条约》早期只有满蒙文本的原因在于商讨俄国与喀尔喀蒙古的界限，与内地关系不深。策棱作为签约大臣的身份，在条约中的表述是“中国的副将军”，条约的满蒙文本被收入理藩院则例中，作为处理边界问题的案例，还有很多表明“中国意识”的元素，清朝不只对汉人才使用“中国”一词。清朝与中国具有高度等同性。

第三部分是“汉化论”的溯源。“新清史”的一个突出之处是反对“满族汉化论”。对此，钟焓老师从文献考证的角度梳理了“汉化论”的起源。“汉化论”最早系统提出的是17世纪以来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与19、20世纪之交的俄国人类学家。在不同时期的传教士与人类学家的报告中都明显提到了满人“汉化”的现象。“新清史”对“汉化论”的反对表现出一种非学术性的倾向，对此钟焓老师提出建议，“新清史”对“汉化论”的质疑应该侧重在对传教士与人类学者的报告提出可靠性的质疑。

第四部分是针对内亚各大族群看重“满汉之别”或“旗民之分”的回答。“新清史”素来强调清朝统治的“非汉因素”，对此，钟焓老师从四个角度进行具体考察。他认为清代内亚各大族群并不看重“满汉之别”或“旗民之分”。

在东北的通古斯人（鄂温克、鄂伦春）方面，根据19世纪末史禄国的通古斯语言调查，“bogdo”、“manju”被用来指“汉人”，而这两个词在早期狭义指满洲。野人女真称海西女真大汗为博格多汗。“nikan”从狭义指汉人到指“小偷、盗贼”。可以说，北通古斯人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区分满汉。满洲人对狩猎状态的通古斯人的认同或小于对汉人的认同，区分满汉并无必要。

蒙古对待满洲人的态度前后是有变化的。早期蒙古将满洲人视为己出，将其称作“红衣蒙古”，认为蒙古人与满洲人在某种程度上有亲缘关系。但是入关后，顺治皇帝不再接受“红衣蒙古”的称呼。康熙时，蒙古活佛的日记将康熙皇帝跟汉人或汉地联系到一起。18世纪，《如意宝树史》称顺治皇帝“红汉阿勒坦汗”。“红”代表汉人，并将东北地区列入汉地。在准噶尔方面，准噶尔人称满人为蛮子，让雍正皇帝感到极度不能容忍。

新疆（回部）方面，清代操突厥语的土著民对城池的叫法并不区分满汉，统称“汉人的城市”，不刻意使用满洲等词语做区分。乾隆皇帝曾接见哈萨克使臣，哈萨克人认为没有必要刻意区分满洲与“契丹”（俄文文献将汉人称作“契丹”）。准噶尔灭亡后，吉尔吉斯、柯尔克孜民间诗歌中，将残余准噶尔人与汉人、满洲人合称“契丹--卡尔梅克人”。

在西藏方面，藏语中用指代汉人的词语“rgya-nag”指代满洲人，并且在藏人的地理观念中，满洲人所在的东北属于汉地。

钟焓老师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于“新清史”的征服叙事提出质疑，并对其所持清朝是殖民帝国的说法表示不赞同。殖民帝国分为海基型与陆基型，前者代表如英国、西班牙、法国，后者代表如俄罗斯。殖民帝国在人口流向与人口比例方面的改变具有单向性。而清朝大量汉人进入东北，改变了东北地区的人口比例与人口面貌，反映出将清朝定位为殖民帝国是不成立的。此外，从中亚人的地理观来看，中亚人称天山南北路为“契丹”或“秦”，伊朗史料可以证明，纳迪尔沙王朝把准噶尔汗国看成中国。在中亚人的地理观之中，清准战争可被看做“契丹”范围内的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