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5日下午2时，应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邀请，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罗志田教授做客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讲座第一讲，作了题为“异化的保守者：梁漱溟与‘东方文化派’”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夏明方教授主持。

罗志田指出，与同时代很多学者一样，梁漱溟坚持立足世界看中国，但其西学素养不能与汤用彤、陈寅恪等学人相比。其基本主张是，中国应该实现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核心的全盘西化。西化之后，中国文化即翻身成为世界文化，最终印度化。将梁归于“东方文化派”，源于1923年邓中夏提出的“东方文化派”概念。邓出于实现共产党人与胡适等建立联合战线的考虑，将当时一些学者归入“东方文化派”，以示与新文化运动派的区分。他还将这一派别分作三系。一系以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等为代表，一系以章士钊为代表，一系以梁漱溟为代表。这三系的共同点是“底子上是中国思想，面子上涂抹的是西方色彩”。1949年后，邓的观点日渐为学界接受，在研究中得到贯彻和发挥。按照邓的说法，可以发现，“东方文化派”并不排斥西方思想文化和物质文明，这就让人觉得这样的“东方文化派”未免“成色不足”。而梁在当时即被批评思想上不够“东方”。

那么，梁漱溟的思想够“东方”吗？罗志田认为，梁漱溟是在西学体系中成长起来的，没有受过传统私塾教育，中学功底不深，思想确实不够“东方”。梁在讲解中国传统文化时，多按照新派讲法，充满了对中西方社会历史不合实际的想象。事实上，梁也饱受当时倾向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士攻讦。被归为东方文化派一系的张君劢、张东荪就曾合力攻击梁漱溟的中学、西学都“不通”，批评力度甚至比新文化派还激烈。对于梁所主张的“印度化”，一些佛学研究者也不认可，他们批评梁不懂佛教，是按自己的意思解说佛法。太虚大师抨击梁“不仁不智”，认为梁号称西化，却向往中学翻身；号称“印度化”，却认为“印度化”无助于解决彼时中国的问题，对“印度化”的实现前景也仅说了模糊的“将来”而已，不过虚晃一枪。汤用彤则认为梁讲的都是印度文化的边角而非核心。东方文化派另一系代表人物章士钊对梁也多有讥刺，认为梁所主张的儒学不过是“托孔”而已，是在借孔子说自己想说的话。可见，梁的儒学、西学和佛学观点，都曾遭到倾向东方文化的学者批评。梁对这些批评，则基本未作回应。

由此，罗志田指出，以往研究认为，属于东方文化派的梁漱溟主要受到倾向西方的学者批评。但事实上，打击梁的主要力量恰恰是倾向东方文化的学者，他们认为梁中学、西学、佛学都不通。可见，1920—1934年，梁被认为是东方文化派的象征，是一场历史的误会。假如梁所主张的就是东方文化的话，那么只能说明东方文化本身也是被异化的，因为它要由一个接受西方教育、四书五经功底不好、对佛法不通的人来提倡。反对传统者传统功底深厚，支持传统者传统根基较浅，是民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现象。梁启超、章士钊、梁漱溟等人成为东方文化派的核心代表，就是这种异化和错位的体现。林毓生将梁漱溟定位为“反传统的保守主义者”，这种矛盾用词恰恰折射了梁氏和他身处时代的异化色彩。

随后，罗志田就毛泽东与梁漱溟的关系、梁漱溟对批评的回应和其自我定位、梁漱溟与陈寅恪的比较、如何认识东方文化派等问题回答了在场同学的提问。他指出，民国时很多坚定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旧派学者反倒没有被列为“东方文化派”，亦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旧派学者失语的背后是传统文化的失语。在近代中国，退辱与送穷，即对富强的追求是时代主流，但主张“富而后教”的旧派学说不讲“利”和“力”，解决不了富强的问题。相反，新派学者却立足于未来。认为举世无人能传道的旧派学人退而传经，遂陷于失语。

夏明方教授对讲座作了总结。他指出，罗志田教授的精彩讲座，揭示了梁漱溟身上的多重面相，一定程度颠覆了一些学者对其“最后一个儒家”的认识。但罗教授对梁漱溟儒家形象的解构，并非从梁氏留下的各类文本开始，而是着重描述和分析观念论争背后相关学者的交流、交往与日常生活，在对“家长里短”的讲述中呈现历史实相，从东方文化派的内部批评中凸显梁漱溟的核心形象，可谓“举四方而定中央”。这种从边缘突破，进而形成自己认识的研究手法，可以视为思想文化史研究中一条独特的解读路径，对于广大有志于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同学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他对罗志田教授表示感谢，并欢迎罗志田教授今后与历史学院开展更深入的学术交流。

清风学社供稿（文：宋儒 图：邓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