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報告

CULTURE & SCIENCE IN EAST ASIA, 1650-1900

“誰該為1600年後歐洲科學與技術傳入中國的局限負責？”

Benjamin A. Elman艾爾曼

艾爾曼是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國際著名漢學家。他的教學及研究範疇包括中國學術思想及文化史、中國科學史、中國帝國晚期教育史及東亞比較文化史。艾教授撰寫了多部有關中國傳統歷史的學術著作，好評如潮，包括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84年，1990年；2001年第二版）及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1990年），由趙剛分別翻譯為《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1997年）及《經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硏究》（1998年）。此外，艾教授撰寫的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中華帝國晚期科舉考試的文化史》，2000年）及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在自身條件發展：中國科學，1550-1900》，2005年），亦深受中外學者推崇，中譯本亦將面世。

艾爾曼教授在這次講座當中，從全球的歷史角度審視耶穌會士為十六世紀歐洲科學與技術傳入中國的局限所負上的責任。是次講座內容乃根據艾教授最近出版的A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in China（《近代中國科學的文化史》，哈佛大學出版社，2006）。

艾教授質疑學術界的一種主流意見，即認為中國的科學只是來自十八世紀歐美的科學革命，中國不能出現資本主義、工業革命，而且沒有科學的發展。艾教授突破以往的舊觀念，認為中國科學與科技在十六世紀已有相當成績，在十八、十九世紀時中國科學與科技發展的緩慢，不是因為中國人本身封閉，而是由於當時作為中西交流的主要橋樑——十七、十八世紀的耶穌會士和十九世紀的新教傳教士，通常因為自身的宗教信仰與西方的科學有抵觸，未能把當時歐洲的科學原原本本的輸入，最終引致中國人未能透過他們去了解當時歐洲的科學和技術。

在講座中艾教授以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及傳教士對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的反應作為引子，指出戰爭代表中國的失敗的同時，亦證明傅蘭雅等傳教士在中國傳播西方科技以圖改變中國的失敗，然而這些失敗並不代表中國對科技沒有興趣。艾教授指出，中國科技的成長始於十六世紀，他介紹了耶穌會士在清代藝術、儀器和技術的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包括康熙時期的時鐘製作、傳統工廠的玻璃器皿和耶穌會士與圓明園建築。此外，中國在明清時期所生產的瓷器也足以印證當時中國已經擁有先進的技術，特別是景德鎮所生產者最為特出。艾教授又分別以中國的印刷技術和書籍出版再進一步說明當時中國科技的先進發展。

講座的焦點集中在艾教授解釋為何中國在十八世紀沒有學習到歐洲的「牛頓式世紀」（“Newtonian Century”），而要等到中英鴉片戰爭（1839-1842）之後，才認識到數理推論分析。艾教授指出，過往耶穌會士曾藉著與歐洲一些科學院的聯繫，在科學發展上擔當著重要的角色。法國耶穌會士利用一七四二年出版的《暦象考成後編》一書，向中國介紹伊薩克牛頓（Isaac Newton, 1642-1727），但該書只提及過牛頓的名字，並沒有系統地介紹他的學說。到了十八世紀的後期，當羅馬教皇還未廢除關於中國禮儀的禁令，耶穌會士已經遭西歐的先進之士揶揄嘲笑。其時，法國人拉格朗日（Lagrange, 1736-1813）、達朗貝爾（D’Alembert, 1717-1783）、孔多塞（Condorcet, 1743-1794）和德朗布爾（Delambre, 1749-1822）已經結合了數學、科學及微積分作為力學和機會率理論的實際應用。例如微積分中的概率，提供了一個數理架構去評估個人意見的合理性，和預測個人的行為將會帶來的後果。遺憾的是，耶穌會士在十八世紀從未有把這些西歐的新科學趨勢傳播到中國。

艾教授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很多論述以中國的外在因素作為理由，去解釋為何牛頓式革命在亞洲那麼遲才出現，有些人仍堅決認為清政府在一七九三年太過封閉，因此錯失了認識初冒起的現代世界的黃金機會，這些看法都只不過是事後孔明。不論是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他的船隊的機械工匠，抑或是天文數學家登維德（James Dinwiddie, 1746-1815）在一七九三年到達中國的時候，均沒有留意到，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拍賣會中購得由德國製造的天象儀，上面已經塗有東方色彩的外層來迎合中國市場。後來，馬戛爾尼參觀了奢華的清帝花園，目睹裡面放滿了「製作精良的工藝品如天體儀、太陽系儀、時鐘和自動彈奏音樂的機械裝置」，於是停下來思考他自己那些科學儀器的限制。當時有人提出，中國人應該會對英國的機器更感興趣，但因害怕聰明的中國人很快便能夠複製那些出口的機器，結果有關建議就被完全忽視。

當英國人向乾隆介紹一艘軍艦模型「君皇」（“Royal Sovereign”）的時候，乾隆立即詢問一些有關機械的問題，顯示他對艦上的大砲有莫大的興趣。事實上，馬戛爾尼從來沒有介紹過滑輪、氣泵、化學和電動的裝置，以及艦上的蒸汽機模型，馬戛爾尼使團亦沒有展示那個原本可能是帶來作為禮物的經緯儀。經緯儀是當時測量經緯度的最新工具，相比滿族沿用耶穌會士的測量方法去估計清朝的領土，經緯儀無疑更具效率。

這些儀器或交回英國印度公司，或是給了登維德。登維德向一些在廣州的英國工廠介紹了這些儀器，並作了一些實驗示範，當中亦有中國商人參與。就此馬戛爾尼曾留下別具深意的記錄：「如果登維德選擇留在廣州，繼續他的示範，我敢說他很快便會發現，單是從中國學生那兒亦能夠賺取到一筆非常可觀的收入。」從一七九三年中國商人關注登維德的實驗和儀器的情況來看，我們便會毫不詫異為何中國人在鴉片戰爭之後，能迅速注意到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成果。

因此，馬戛爾尼使團就帶出了一個似是而非的結論。其實，早在一八零零年前，耶穌會士已經在中國替清朝監管著那些工業革命還未出現的傳統工廠，並生產出許多奢華的藝術和工藝品。此外，中國早在十八世紀已經擁有龐大的瓷器工業，生產和銷售出的數以百萬件計。有趣的是，與中國瓷器工業相似的英國偉吉伍德（Wedgwood）瓷器，由興起到工業革命期間已經開始大量生產。可是清中國的瓷器工業由以往的傳統式經營的工廠，卻要等到十九世紀後期才能過渡到成為現代工業。如果說中國在十八世紀對西方學說已經相對地開放，那為何尚要等待？

在一八零零年間，中國已經擁有三億五千萬的人口，已經能製造書籍、紙張、瓷器、絲綢製品和棉製的手工藝品，為何我們總要抹掉當時中國在科技上擁有的技術和龐大的生產能力，而支持一個以歐洲為主導的觀點，把現代科技的興盛完全地歸功於歐美的工業革命？部分原因是那些從歐洲來的後繼者，宣稱他們十九世紀在亞洲貿易市場取得的成功，是根據早期的現代資本主義和科學。現代的經濟增長可能是另外一個原因，特別是在西歐的人均生產力取得革命性的增長。總之，早期來到中國的歐洲人士，縱然面對大量工業生產及中、印國際貿易，他們視線所及的，則完全是另一番光景。

時間：2008年12月12日（星期五）上午9: 30-11: 30

地點：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大會議室（北京市朝內大街137號）

乘車路線：24、101、109、110、112、420、810、813、846路朝內小街站下車

聯繫人：孫承晟：13521149497; chengsheng.su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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