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2-1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的“清代《缙绅录》的文本与量化研究”工作坊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来自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新疆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长治学院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3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工作坊。

本次工作坊旨在推进对清代缙绅录的深入研究，促进文本研究与量化方法的结合，深化历史学科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交流。会议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胡恒副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常务副院长、清史研究所所长朱浒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康文林教授先后致辞，着重阐述了历史学与数据、量化方法结合的重要性，回顾了围绕《缙绅录》数据库的合作研究已开展的工作，表达了推进清史数据建设与研究的愿望。

本次工作坊共分为六场学术讨论：

第一场由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康文林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阚红柳副教授《由御览到便览：明清官场信息的公开化与缙绅录的编纂研究》根据明清两代的缙绅录的发展轨迹，探索缙绅录作为文献主体存在的时代价值与意义，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缙绅录的编纂、版本与明清以来官僚体制的变化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并指出官场信息公开的环节包括：对吏、兵二部选拔举荐官员监督核查的需求所引起的从御览向公开的渐进，吏、兵二部按季进呈程序化的执行与官僚系统内部的监督确保公开内容的时效性，书坊刊刻手段与市场的介入完成从御览到便览的转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田浩然《清代＜缙绅录＞的官刻本与坊刻本》，选取光绪七年（1881）冬官刻本《爵秩全览》和文蔚堂书坊所刻《大清缙绅全书》，辅以其他文献的记载，从体例和内容两方面对其进行比对，指出坊刻本和官刻本之间的体例差异不大，但由于早期官刻本的缺失，难以考察官刻本与坊刻本之间的关系，仅能确定官刻本和坊刻本的内容并非源于同一批材料，均存在记载讹误和更新不及时的可能。

第二场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赵思渊副教授主持。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康文林教授《清代官员的家庭背景、科场表现与仕途之关系》在已有统计数据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家庭背景对士子考取功名以及对举人和进士仕途的影响。通过对缙绅录数据库中获取功名者的大样本检索，发现官员选拔是基于考试的“精英统治”模式。从官员的晋升渠道角度出发，指出家庭背景对会试的影响要大于乡试，考试表现、家庭背景等都是影响科举考试和官员铨选的重要因素，而进士出身的官员更有可能拥有一个显赫的家庭背景。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陈必佳《清末缙绅录中科举、捐纳与旗人官员的仕途浅析》，利用大数据的方法，将缙绅录中的官员与同年齿录、题名录进行匹配，并结合官员的履历档案，统计文官系统中出身的构成与时间趋势，来源省份的分布情况，分析了旗人官员、科举正途官员和捐纳出身的官员在文官系统中的地位和仕途。随后，陈必佳博士就缙绅录利用过程中所出现的异体字、繁简体、满人姓名误差等问题，也作了简要报告。

第三场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孙喆教授主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任玉雪副教授《清代额外司员群体的三个视角——制度、个案与大数据量化分析》关注到缙绅录中数量庞大的额外司员群体，统计出额外司员群体的籍贯、科名和旗分等信息，对额外司员的制度安排及皇权、长官在制度运行中的作用依据日记等材料做了深入分析。长治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系王雁博士《晚清中下层京官数量及任期、任职年龄考——以＜大清缙绅录＞、＜履历档＞分析》通过对咸、同以降的中下层官员具体数量变化及原因的分析，认为科举取士人数过多、捐纳人员增加、军功保案及保举人数的增加是促使晚清京官候补人数膨胀的因素，大量冗员逐渐演化为潜在的政治危机，而作者根据候补官员数量与京官任期、任职年龄，指出清代官僚制度的设计，虽有保护满族利益的一面，但满汉之间官缺及铨选机制不公平始终是其难以克服的矛盾，这一矛盾直到清朝灭亡都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郑旦《太平天国占领区清朝设官问题初探——以江宁府为中心》以太平天国时期的缙绅录为中心，探究清朝在太平天国控制地区依然存在职官记载及官员更迭的问题，并结合地方志的职官记载资料，实现缙绅录与地方志的互相补充、互相纠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杜佩红《“革命”是否“革官”：光复前后的政局变动与县官人事》，考索辛亥革命对旧州县官群体的影响，并以清帝退位为节点分为两个阶段，强调各地州县官的命运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别，革命方式激烈程度、独立时间先后、地方政治结构差异、地区交通发达程度、革命派与士绅的关系等因素皆有重要的影响，而地方官的选任及新制度的确定，直至二次革命失败后才逐渐向中央统一。

第四场由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任玉雪副教授主持。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戴龙辉博士《清代烟瘴缺的时空演进与南方边疆治理的深化》从时空演进的角度，指出了云南、广西、海南烟瘴缺的空间分布特点，分析边疆“烟瘴地区”特殊自然环境、社会形势，将烟瘴缺随时间而调整的政策变化，与国家致力推动下的空间分布变迁相联系，探寻南方边疆地区烟瘴缺制度中人、地、缺在国家治理不断深化过程中的互动与关联，同时以烟瘴缺为中心，加强对于文职、武职之间关系及互动发展的探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李林副教授《清代武生之考选、管课及其出路》详细介绍了武童试的基本规制，武生学额、人数及地域分布，武生的管理、训练与考课，武生的待遇与出路，并利用清代缙绅录数据库统计出武生的时代、籍贯及任职等信息，并结合武生童的事例阐述武生群体的历史形象。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薛勤《浅析晚清吏部官员的流动（1898-1911）——基于＜清代缙绅录集成＞的分析》根据《清代缙绅录集成》的数据库追踪每位官员的任职情况，探究吏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官员流动以及吏部内部的职务流动，发现丙午官制改革前吏部官员的流动处于相对均衡的态势，变化不太明显，1907年以降则反之。作者认为吏部虽作为旧有机构与新设部院并存于清末，但吏部官员的职业选择和仕途也伴随体制变更而受到影响，并强调吏部是晚清新旧势力博弈的焦点。

第五场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刘文鹏教授主持。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晓鸣《为政之道、务在得人：清代吏治研究》从国家规模与治理压力的角度出发，基于清代实录资料和量化统计的方法，对每起官员惩治案件的关键信息作标准化处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吏部数据库与缙绅录的匹配思考数据可比性问题，从政区分等和缺分制度探索吏治的空间分布规律，勾勒出清代官僚体系中的激励设计。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胡恒副教授《清代知府选任诸问题探研——基于＜缙绅录＞数据》以处于国家行政架构中层的知府群体为研究对象，依据未刊新修《清史·地理志》中知府的缺分信息，辅以《大清会典事例》和缙绅录数据，对不同类型知府的空间分布、来源与去向作具体分析。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牛亚华研究员《清光绪朝太医来源、学历、职业晋升的量化考察》依托光绪朝《爵秩全览》《大清搢绅全书》，以量化方法统计分析了光绪朝太医院官阶品级的调整情况、编制人数与在编人数的变化情况、太医籍贯的分布特点及家系关系。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胡迪副教授《基于缙绅录的官员任职时空轨迹构建及相似度计算》将官员的任职经历引入时间地理学中时间路径的概念，构建官员任职时空轨迹，在时空三维空间中查看和分析官员任职的空间位置及其随时间的变化，综合考虑官员任职时空轨迹中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的特点，顾及官员任职地点与时间的重合程度，实现相似度模型的搭建，是历史GIS应用的有益尝试。

第六场由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晓鸣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萧凌波博士《1736—1911年华北秋粮丰歉指数序列重建及其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以大时空尺度和断代尺度两条研究路径，考察清代地方志文献中保存的粮食收成丰歉记录，以语义差异法对收成等级进行区分，重建了1736—1911年华北地区秋粮丰收和歉收指数序列，定量分析收成变化特征及其与同期温度和降水变化的关系，并对比以往常用的官方收成分数奏报记录，探讨地方志资料在重建历史粮食收成变化中的优势和不足，对改进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研究过去气候变化影响的技术手段，并深化气候变化对过去农业生产系统影响规律的科学认识有所裨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林展博士《国本：历史中国继承制度的量化分析》首先说明了嫡长子继承制、立幼太子和精英选拔制的优缺点，立足于正史中的样本，对中国古代历代皇帝的立太子决策作量化分析。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郭文忠副研究员《清代新疆流人研究中废员、遣犯量化统计初探》介绍了“新疆流人研究”项目和缙绅录数据库的相关性，利用地方官员奏报档案、发配地及流放沿途的地方档案获知1697—1911年的流放官员和遣犯的相关情况。

最后的圆桌讨论部分，除此次工作坊报告的诸位学者外，还有英国史学者杜宣莹等共同参与，围绕量化数据库和数字人文研究的前景展开热烈讨论，就数字人文在国内健康发展的路径选择、量化数据库的开发共享、历史方法与量化分析的平衡、利用大样本数据消解个案研究可能的片面性、英国等海外地区数字人文发展现状等内容作了深入的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生王成伟撰写文稿，胡存璐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