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下午,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龙登高教授应邀主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史学前沿讲座第八讲,讲座题目是“清代地权市场与农户经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主持讲座。
龙登高教授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明清时期土地产权形态及交易形式,并以此为窗口透视传统农业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运行方式。讲座中,他首先指出,与西欧社会相比,中国传统经济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即地权交易和个体家庭农场经营,这两个特征相互关联,形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独特发展路径。他强调,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反思有关中国土地制度的若干成说和定见,从而消除误会,澄清事实。
随后,龙登高对此问题作了阐述。他首先梳理了明清时期多样化的地权交易形式,指出,在战国、秦汉直到隋唐时期,地权交易主要形式是使用权租佃和所有权买卖,农户的选择比较有限。到了宋代,在租佃和买卖之间出现了“典”,并成为主要交易形式。及至明清,又出现押租、活卖等交易形式,形成了多样化的地权交易格局。具体而言,租佃采取后付租金的方式,是对佃农劳动与经营及其收益的变现,能释放佃农的经营能力,实际是土地与劳动力的结合。押租制是佃农用现金购买佃权,也是地主未来地租的变现,促进土地向有财力和能力的佃农配置,提高了稀缺资源的利用率。典则是地权所有者出让约定期限的土地控制权与收益权,获得现金或钱财的一种形式。与抵押不同的是,典采取先让渡物权的方式,并通过回赎机制保护业主或债务人对土地产权的控制。抵押则采用后让渡物权的方式,加之约定期限一般较短,很容易导致土地所有者失去土地。
可见,清代地权交易形式十分多样。龙登高认为,这些形式并非零碎无序的,而是实现了所有权(自物权)、他物权、使用权的分层,构成了多层次的产权结构。在这一体系中,农民可以通过投资与交易,在自然法则、乡规民约和国家法律的认可下获得某种层面的产权。他着重分析了彼时田面权的制度框架。他指出,在清代,同一块土地上形成两个产权,即田面权和田底权。田底业主拥有土地所有权,收获地租;田面业主则拥有土地经营权和“田面”收益权、交易处置权,田面转让不影响田底权变动及其地租收益。同时,朝代鼎革也不会影响产权。他强调,田面权可以激发佃农对土地的投资,外地和城市居民也可以通过田底权的交易将资本投入土地和农业。田面权的物权性质,减缓了近代地权分配不均,扩大了农民中产阶级,成为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
龙登高进而指出,这种多层面的土地产权和多样化的交易形式,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可以通过各类土地流转形式,建立家庭农场,进行独立经营。他认为,以往的自耕农最优论和平均地权主张没有考虑到市场所具有的动态特征,忽视了农民在多样化的地权交易中可以根据风险偏好与不同层面的价格进行选择。农户可以租佃土地,获得土地使用权,又可以通过押租获得更强的土地控制权,还可以获得典权、田面权、永佃权等权益,土地的支配权、收益权与交易权可以在不与所有权冲突的前提下自由支配。可见,交易的多样化与差异化能够满足各种不同取向的需求,降低交易成本和系统性风险,激发和实现流转与资源配置。同时,龙登高强调,以往观点认为地权的交易容易引发土地兼并。但事实上,地权市场自有其负反馈机制,即通过回赎机制保障弱势群体权益,延缓地权的转移交割,为农户度过时艰、恢复和重建农场独立经营提供了可能,形成地权集中的对冲因素。这些设计使农户个体经营获得了持久的竞争力,成为中国传统经济的基本特色。
最后,龙登高指出,个体家庭农场的经营方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佃农通过租佃、押租、典当、田面权等交易手段,建立自己经营的农场,获得经营性收入、投资性收入和风险收益,具有了企业家才能。这使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农民中产阶级既包括获得财产性收入的土地所有者,也包括获得经营性收入的农场所有者(农民企业家),而“讨不起老婆,养不起孩子”的纯粹雇农只占农业人口的2%—3%,造就了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展现出家庭经营的顽强生命力。也正是个体农户所具有的可分割性、低门槛、易复制性、易恢复性等特性,某种程度成了近代化大农场或雇佣经营农场的抑制性因素,导致了中国与西欧日后发展道路的差异。
讲座结束后,龙登高教授就明清时期土地交易的活跃程度和国家治理水平、田面权与田底权分离是否意味着土地所有者权利的弱化、原价回赎过程中如何规避市场风险等问题回答了与会同学的提问。他指出,交易过于频繁其实也是无效率的。彼时市场交易秩序主要依靠乡规民约、士绅和家庭进行调节。他认为,市场最具有拓展性和无限发展空间,交易应该越来越多地由市场实现。他强调,田面权的独立是土地所有权者自愿的,这种交易也是建立在契约和协商关系、互利互惠关系基础上的,回赎过程中如果价格发生变化,双方可以进行协商。交易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把未来的收益变现。同时,任何交易都不可避免地会有摩擦,关键在于是否具有能够有效协商解决的机制,交易中最可怕是强权和暴力的干扰。他还强调,此项研究着眼于传统农业社会短缺经济的时代条件,地权交易伴随着很多矛盾纠纷,农民往往要进行艰难运筹,这也是不可忽视的。
夏明方教授在主持讲座时指出,早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偏重考察生产关系,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亦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展现出一幅地主制经济之下,农民承受超经济剥削,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的图景。改革开放后,经济史研究转向以市场分析为导向,开始运用经济学理论重新解读地主制经济。龙登高教授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产生的,他的研究某种意义上彻底颠覆了以政治经济学指导下得出的诸多结论,揭示出在传统社会中,农民可以通过多样的产权交易发财致富,而地主和佃农之间则并非静态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而是处在一种动态的竞争性关系中,其经济地位时刻都在发生变化和转换,农民在一些情况下获取的资源可能反而多于地主。农民也并非如以往研究所说是非理性的,而是“一个便士的资本家”。夏明方教授同时强调,龙教授的研究与自由主义经济学研究者也有明显不同,后者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产权形态往往持批评态度,而龙教授的研究表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产权分割零碎但运转井然有序,参与其间的市场主体各有所得,形成了有弹性、有活力的体系。这反映出龙教授在研究中并未被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所束缚,而是在政治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之间努力探索中国经济史研究新的可能路径,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很有启发性。最后,他对龙教授在讲座中描述的相对完美的经济秩序提出疑问,并希望同学们既可以顺着,也可以反着龙教授的思路作进一步的研究。讲座在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清风学社供稿(文:宋儒 图:邓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