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30日

张荫麟只活了三十七岁，却是一颗照亮过了民国史学界的大彗星。不轻易许人的陈寅恪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心气高傲的钱穆也认为“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举世滔滔皆目为“天才”，殆非一种偶然，而作为与钱锺书并称“北秀南能”的存在，成为今人口中乐道的“新世说”，也颇符合一般的民国想象。不过，对于理解一个真正的学人来说，“天才论”或包涵了锐利的洞察，同时也潜在着极大的化约风险。张荫麟本人对“传记文学”做过研究，且有心得，曾提出传记求“真”之三大标准，即：一、愈抽象愈不真，愈具体愈真；二、愈缺乏个性的愈不真，愈富于个性的愈真；三、愈缺乏情调（即生命力的表现）的愈不真，愈富于情调的愈真。（《论传记文学的创作》）这让我们想起对“传记文学”抱有持续兴趣的胡适，也坦承给近代中国重要人物写“新体传记”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应该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们的生平，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来搜求考证他们的事实，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

张荫麟身后固不乏师友同好追忆悼念的深情文章，也陆续有讨论其诸多方面学术贡献的专题论文，但始终缺少一部能够“具体”描画其人，从而细腻表出传主“个性”与“情调”的传记，此亦旁证“大手笔”之不易得。新近出版的李欣荣、曹家齐两先生合撰《张荫麟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3月），正循这一方向做出了尝试。全书凡五章：（一）清华园中的翩翩才子；（二）未来史家的哲学之旅；（三）编修通史之业；（四）宋史研究之建树；（五）抗战时期的事业波折与生命归宿。（二人分工为曹家齐执笔第四章，余皆李欣荣撰写）如作者在“绪论”中开宗明义，“如今要为张氏撰写评传，叙述其天才的轨迹，但主旨并不在于表彰个人，而是欲明史家素养之如何养成，表明当时史界学术理路之多元化，以及反思史家在世变中的因应之道。换言之，做成详密的史家个人之史，不以外在的理论框架规范历史人物”。（1页）验诸全书内容，可以说贯彻得相当不错。

       本书并非作者激赏于“天才”的一时兴起之作，实际经历了长期的准备。撰写评传之前，李欣荣教授与美国陈润成教授越洋合作，搜集有关张荫麟的一切论著、译文和书信，相继完成“张氏史料三部曲”，即《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张荫麟全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张荫麟哲学论著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待刊）。据作者交代，自2001年开始着手，到2013年编成付梓，《张荫麟全集》的打磨时间超过了十年，成三巨册，共收文二百五十篇，篇幅达到一百八十万字，为迄今为止张荫麟文集之最全者。又《追忆张荫麟》中收录广州中山图书馆藏“容庚档案”和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中有关张荫麟函件，多半属首次公开，弥足珍贵。

这类“用绣花针的细密功夫”搜求史料的工作，为评传写作打下坚固基础，也使得作者在讨论问题时，较前人更多凭藉，更中肯綮。如张荫麟留美前后由哲学转入史学，论者多据其后来致张其昀信中语为解释：“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此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与张其昀书》，《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3年1月1日）作者先是找到了《张荫麟清华学校成绩表》，这当然是张氏早期功课表现的直接证明，也是其“文史天才”的直观证据。通过斯坦福大学学籍档案，作者又掌握张荫麟1929年在哲学系所修科目，发现其明显欣赏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而对“中世纪哲学”一类直指内心的心灵哲学不感兴趣，故自谓“素不喜此，格格不入，而又不能不应付，每一展卷如饮黄连”；张荫麟稍后转入经济系攻读社会经济，完成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社会组织等课程，当时斯坦福大学另有纯社会学研究的学位课程，张氏没有选此，透露其“欲从其他学科获取研治史学的方法论，而非向社会学转行”。（54—55页）

张荫麟在美国虽然主修哲学和社会学，但最终目标仍在于国史研究。作者引用致容庚书札，证明其以英国大史家吉朋自况，且有“弟主要兴趣虽转向哲学，回国后断不能忘情于国史”的自述。（62页）本书更有意义的发现，是留学时期的张荫麟已为将来史学研究有意识地做史料准备工作，在他计划中，将纂成两种史料汇编，即“美国访书志”，与“清史外征”，尤其后者征集外人观察清代大事之记录，内容约分为“明末清初来华耶稣教士之通讯及见闻记”、“西国来华使臣之行记”、“对中国各次战争之纪事”、“洪杨变乱之记载”四类，“可见其对于近代史，尤其是中外关系史颇为留意，且注意到由外人撰写之相关史料的重要价值”。作者进而指出，“蒋廷黻在数年后方才提出中外关系于近代史之重要性，亦与张荫麟不谋而合。”（62—63页）实则，较张荫麟略早几年留学的罗家伦，在欧洲眼界已开，意识到“近代中国通史是与世界关系分不开的，所以近来专刊英、德、法各国有关系之材料，在中国所不能得的”，并手抄“鸦片”、“洪杨”书籍多种，有意为将来编纂“近代中国史料丛书”之资。张荫麟留美前后，程演生、刘复、俞大维、萧一山、王重民等人于海外“访史”亦多创获。不过，张荫麟对保存近代史料的敏感和领悟确有“异乎常人”处，联系到他后来力倡“历史访员制”，以及在北平厂甸、隆福寺书市长期搜购辛亥革命史料，为写“民国开国史”准备（108—109页），真可算作较早钟意于近代历史研究，并于史料工作着人先鞭的前驱人物。这就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张荫麟与近代史研究关系的理解，突破了既有的只就甲午海战写过几篇文章的刻板印象。

人无往不在关系之中。梁启超晚年在清华教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谈到“理想专传”（即评传）写法，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遗。比如替一个大文学家作专传，可以把当时及前后的文学潮流分别说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一）张荫麟自号“素痴”，却绝不是“不通世故之书生”，贺麟认为他有中国一般旧式学者少有的“与朋友共事合作的精神”。（21页）留洋期间，他也相当留意跟进国内学界的动态，故拜托好友容庚，“国学界如有重要消息，便中望略为见告，免致回国时从无头绪，变成落伍者”。（63页）本书为张荫麟作全传，未仅局限于阐发张氏史著的内在理路，而能用学术史的眼光关心到时代思潮、政治取向等外缘因素与史学的互渗影响，运用以下两者的辩证法：一面在“关系”、“网络”中探究人物命运，一面藉由人物趋向探明“潮流”。作者提示我们，张荫麟在清华求学期间迅速崭露头角，得助于在北平的粤籍学者，如辈分较高的梁启超、陈垣、伦明及新来求学的容庚、容肇祖兄弟。（28页）张荫麟固然是“学衡派中的书评健将”，不过与学衡派的关系却比表象要复杂得多，作为吴宓的得意门生，张荫麟与乃师始终有一种“合作的紧张”，极耐寻味：张受命于吴编辑《文学副刊》，但在书评风格上时有“过火”，为后者所不容；张承认“文学兴趣是雨僧先生启发的”，但在文言和白话的文体之争、翻译理论问题上坚持己见，迫吴做出妥协；张身边学友多“南高”背景，就其学术关心而言，“对于北大学者的兴趣就远不如东南大学”，相应对于东南学风的理解已非吴意念中的“学衡”精神所能范围。（29—43页）

张荫麟由美回国求职之际，陈寅恪专门致信傅斯年，推毂可谓不遗余力：“其人记诵博恰而思想有条理，若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北大史学系事，请兄转达鄙意与胡[适]、陈[受颐]二先生。”以往论者多从这封异常著名的推荐信立论，强调陈氏奖掖后学，然而恰不能解释张荫麟后来为何没有去成北大，也没去成史语所。本书辟“求职因缘与学界派分”专节讨论此问题，鄙意为全书最见精彩的部分。据作者分析，陈、张相交除了因岭南学人的交往圈外，主要以吴宓为中介。陈氏推荐张荫麟入北大教通史，既有对其“精于考据却不止于此的史识”的欣赏，也关系到钱穆独任中国通史讲席的特殊背景。而除出身清华的因素外，张荫麟留学美国欲以哲学和社会学辅助治学的取向，此时已难获得傅斯年的赞同，后者婉拒推荐，“反映出其对张荫麟不大看中，而与陈寅恪的看法有所分歧”。至于张荫麟进入北大的主要阻力，则在胡适身上，因为张氏与吴宓关系过密，招致不满。这从张荫麟回国后只在北大得一临时兼职，而且讲授其“不甚措意”的“历史哲学”可见一斑。（82—83页）诸如此种学界派分、暗中竞逐的消息，在张氏受命纂修通史课本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事件上亦有透露，从中略可窥见三〇年代以胡适、傅斯年为首的主流派与各种非主流纠葛中并进的多元学风。最终张荫麟还是入职清华历史系。从觅职过程看，粤籍在京学者“颇为关心，且互相支持”，尤其容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为粤籍出身的作者对于“北平的粤籍学术网络”再三致意，且特别留心“南学”兴起的势头，想必别有会心处。

关于张荫麟的通史编纂观及未能完卷的代表著作《中国史纲》，为学界关注最深，研究成果最丰富的问题。作者亦不吝笔墨，第二、三、四章中“留学时期的史学准备”、“撰写通史课本的缘起、方法和实践”、“通史原理之探索”各节，均有涉及，且见新意。如梳理《中国史纲》写作过程时，着重还原张荫麟与清华同事兼好友吴晗的合作和矛盾。（90—92页）又通过铺陈张荫麟与钱穆的“岐见”，分析三十年代通史纂修的一般理念及其约束条件。（93—94页）张荫麟素长于抽象理论思维，除了通史教科书的写作实践外，也有“通史原理”的全面总结，这方面最著名的文字便是《中国史纲·自序》。今人讨论张荫麟通史方法论，多据此展开。作者发现张荫麟的理论探索并未以《自序》为满足，而是继续加以修订，成《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一文，最后以“遗著”形式（整理者谢幼伟）发表于《思想与时代》第十八期（1943年）。《自序》中提出判断史实去取的五大标准，即（1）新异性的标准；（2）实效的标准；（3）文化价值的标准；（4）现状渊源的标准；（5）训诲功用的标准。《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则多出一种“决定性的标准”，同时强调编年史的重要性，以及厘清统贯“动的历史繁杂”的程序。张氏指出时间秩序“最原始”、“最粗浅”，但却是“最客观”、“最少问题的”，在此基础上，还应认识因果、循环、演化（发生变化而大体不变）、矛盾发展（新旧组织体发生蜕变）、定向发展（循一定方向变化）等五种“秩序”，且无识见高下之分，而是“任何通史所当兼顾并容的”。（148—152页）

从本书的叙事方法看，基本按照时间这一“最客观”的顺序展开，完整叙述人物生平。作者似颇服膺张荫麟通史写作中“说故事”的方式，相信“贯穿史材的最好之线索是事实本身的脉络”。（92页）这种办法的好处是畅达易懂，但相应的问题是容易割裂同主题的材料并其分析，如本书多次讨论到张荫麟的通史编纂，但被打散在各章，读者不免有复按之累。又各章中小节安排，有些纯系传主生平行止的铺叙，有些则基本局限在学术史的内部问题，首尾读来，文气略显不畅。相对而言，本书第四章“宋史研究之建树”，大概是全书主题最为鲜明，论述也最集中的一章，执笔者曹家齐教授专攻宋史，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故所作也有很强的针对性。这部分不仅是对张荫麟个人宋史研究业绩的总结，同时也可以视作对民国时期宋史研究史的全盘清算与评估。

作为一本史家评传，本书征引史料可谓不厌其细，对传主刻画和分析亦极具体，然在“评传”之“评”的部分，则表现得相当节制。作者自谦曰“张荫麟先生之高才硕学，当是比肩之人堪窥宏旨，我等末学后辈，与先生渊霄之距，不能扬先生学术真谛，本在情理之中” （8—9页）。付之于写作策略，则取“他观”以别于“主观”和“客观”，即尽量减少个人的主观判断，“不妨以其他学术人物的观察和评论来代替，或更能体现历史的真实性”。这当然是对待“天才”相对保险的方法。不过，作为读者，我很感谢作者用“写生传神的大手笔来记载他的生平”，也期待“用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来评判他在历史上的地位”。

本书文字雅洁，读来颇感愉快。微有一些措词细节或尚可斟酌，如“以胡适、傅斯年为首的主流派首当其冲受到冲击”（63页）、“报纸的记载范围既广且速”（108页），惟白璧微瑕，无伤大雅耳。

（发表时有删节）

李欣荣、曹家齐：《张荫麟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