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杨度（1875—1931），近代中国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他禀赋极高，而又狂放不羁，时而意气飞扬，独立潮头；时而独持己意，沦入茫茫俗世。他以热情豪迈的气概，创作了《湖南少年歌》，发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时代强音，真可谓豪气冲天。他为立宪运动鼓吹奔走，为速开国会呼吁呐喊，受到了时人的尊敬和称赞。但他将做“帝师”及实现“君宪”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发起成立筹安会，为复辟帝制效力，又受到时人的指责和痛骂。伴随着洪宪帝制的失败，其孜孜追求的宪政理想也彻底破灭。然而，为了爱国救民，他晚年知过就改，毁家纾难，不畏风险，终于找到了真理，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确认马克思主义是挽救中国的唯一指针，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

◆编者简介

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文化史研究室主任，河南大学黄河学者，兼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及社会文化史研究。出版专著《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中国近代文明通论》《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张东荪传》《杨度》等10多部，主编《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华口述历史丛书》等，并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

◆内容简介

杨度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宪政专家、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提出了金铁主义和君宪救国论，阐发了系统的君主立宪思想。本卷主要收录1902年到1931年间杨度发表的有关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文章。这些文章对清末的铁路国有、立宪运动、国会**、五族共和等问题进行了严肃思考，对民国初年的政体与国体进行了认真反思，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简要目录

导言 

支那教育问题（1902年10月21日—11月5日） 

《日本学制大纲》后序（1902年10月31日） 

《游学译编》叙（1902年10月） 

在欢送湖南赴日留学生宴会上的演说（1903年2月21日） 

湖南少年歌（1903年10月4日） 

寄梁启超函（1903年10月4日） 

《黄河》歌词（1904年2月14日） 

致张之洞电（1904年11月9日） 

粤汉铁路议(1905年3月） 

致黄昌年函（1905年3月） 

与孙中山的谈话(1905年7月) 

与留日学生总会各干事上杨枢禀(1905年11月27日） 

于中国厘金税之可否（1905年12月21日） 

《中国新报》叙（1907年1月20日） 

金铁主义说（1907年1月20日—5月20日） 

《中国今世最宜之政体论》附识（1907年3月20日） 

致《新民丛报》记者(1907年4月上旬) 

复梁启超函（1907年4月中旬） 

《大同报》题词（1907年6月25日） 

国会与旗人(1907年10月15日—1908年1月12日） 

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书(1907年12月24日稍后) 

论国民程度（1908年6月8日） 

在天津法政学堂的演说（1908年6月下旬） 

九年预备立宪清单(1908年8月27日） 

布告宪政公会文(1908年9月上旬或中旬） 

与各地宪政公会会员书(1908年12月15日） 

与邮传部书(1910年2月20日） 

致湖南铁路拒款代表函(1910年4月10日） 

速开国会折(1910年11月4日） 

关于修改刑律的演讲（1910年12月2日） 

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区别(1910年12月5日） 

奏请赦用梁启超折（1911年1月初） 

国事共济会宣言书附简章（1911年11月15日） 

致资政院陈情书（1911年11月17日） 

呈请内阁代表书（1911年11月23日） 

国事共济会解散宣言书（1911年12月5日） 

与薛大可等发起共和促进会宣言书(1912年1月26日稍前） 

复黄光焯陆廉钦书（1912年2月4日） 

与某报记者的谈话（1912年9月15日） 

与吴仲遥谈政党问题（1912年10月29日） 

致黄兴电（1912年11月14日） 

致黄兴电（1912年11月15—18日间） 

与《中国日报》记者的谈话（1912年11月19日） 

君宪救国论（1915年4月） 

谢袁世凯赠匾额折（1915年6月1日） 

发起筹安会宣言书（1915年8月14日） 

筹安会成立启事（1915年8月20日） 

筹安会通电(1915年8月20日） 

筹安会通电（1915年8月24日） 

谈筹安会（1915年8月） 

在北京与某人谈话(1915年9月7日） 

筹安会**书（1915年9月26—28日间） 

筹安会第二次宣言(1915年9月29日）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第二次推戴书（1915年12月11日） 

与孙毓筠等促袁世凯登极折(1915年12月19日） 

辞参政院参政呈文（1916年4月10日） 

致《亚细亚报》等报馆公电(1916年4月20日） 

答《京津太晤士报》记者（1916年5月1日） 

挽袁世凯联（1916年6月上旬） 

挽王湘绮师联（1916年10月20日稍后） 

挽黄兴联（1916年11月初) 

挽蔡锷联（1916年11月8日稍后） 

复张勋函(1917年3月13日） 

反对张勋复辟公电(1917年7月3日） 

与王舒的谈话（1917年） 

致南北公电（1918年9月29日） 

与刘成禺等人的谈话(1922年6月） 

致国务院、参众两院等公电(1922年9月3日) 

致曹锟电（1923年7月14日） 

《系统进化哲学》序(1924年10月15日） 

致吴佩孚函（1924年12月10日） 

挽孙中山联（1925年3月12日稍后） 

吊梁启超联（1929年2月17日） 

论圣贤同志(1929年） 

自挽联（1931年9月） 

虎禅师论佛杂文 

杨氏史例 

杨度年谱简编  

◆上架建议

历史

书摘

杨度（1875—1931）是近代中国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风云人物。他时而意气飞扬，独立潮头；时而独持己意，沦入茫茫俗世。他以热情豪迈的气概，创作了《湖南少年歌》，发出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时代强音，真可谓豪气冲天。他为立宪运动鼓吹奔走，为速开国会呼吁呐喊，受到了时人的尊敬和称赞。但他将做“帝师”及实现“君宪”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发起成立筹安会，为复辟帝制效力，又受到时人的指责和痛骂。然而，为了爱国救民，他晚年知过就改，毁家纾难，不畏风险，终于找到了真理，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确认马克思主义是挽救中国的唯一指针，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 

一、早年留学日本 

1875年1月10日，杨度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姜畲镇石塘村，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来他自取名为度。杨度的祖父杨礼堂，是一位跟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军官，后在与太平军作战中阵亡。杨礼堂共有四个儿子，其中第二、三子早年去世，长子名杨瑞生，第四子名杨懿生，就是杨度的父亲。伯父杨瑞生在15岁时就随父参加湘军，因战功调升河南南阳镇总兵。父亲杨懿生去世时，杨度刚满10岁，靠着杨瑞生的接济维持生活。杨度从小天资很高，被乡人目为“神童”。1893年，杨度考中顺天府乡试第55名举人，成为受人尊敬的“正途”出身的上层绅士。1894年冬，杨度与湖南才子夏寿田一起赴北京参加会试，杨度名落孙山，回到湖南衡阳东洲石鼓书院，继续师从王闿运研学。 

1898年初，杨度离开长沙，途经上海赴京参加科举会试，但再次落第。他在杨瑞生的总兵衙门里看到“电报”这种近代化通信工具的便利，眼界大开，开始接受西学新知。1902年5月，杨度自费留学日本，探求救国救民的新路。杨度在东京弘文学院一边学习日文，一边留心日本新式教育。他为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所撰写的《日本学制大纲》一书撰写后序，并与嘉纳治五郎围绕中国教育问题进行了数次深入辩论。是年秋，杨度与黄兴、杨笃生等湖南留日学生一起，创办了《游学译编》，并共同拟定了办刊的原则和编辑方针。杨度亲自撰写《游学译编序》，阐述了该刊的篇目和指导思想。10月，杨度起程返国。 

1903年7月，杨度参加了清政府在北京举行的经济特科考试，被录为一等第二名，而被录为一等第一名的是广东才子梁士诒。但慈禧太后怀疑梁士诒为康党分子，遂下令将梁士诒的状元除名，杨度为避祸匆忙逃出京城。1903年秋，杨度第二次东渡，再入弘文学院学习。刚刚流亡到日本的杨度，因所遭受的此次灾祸而增加了对清政府的愤恨，反满的种族主义情绪有所流露。他在梁启超的鼓励下，写成了气势磅礴的《湖南少年歌》。全文246句，计数千字，意气激昂，是脍炙人口的爱国主义诗篇。杨度这首感情浓郁的长诗，发表于《新民丛报》1903年10月4日第三十八、三十九合刊号上。 

《湖南少年歌》既有忧心国事的感伤，又有自身郁郁不得志的烦闷，强烈表达了杨度救民众于水火的爱国主义情怀。杨度认真研究了欧洲历史后指出，中国应该效仿希腊古国斯巴达和德意志的普鲁士，铸造中国的民族精神，以与西方列强争雄。他写下了豪情奔放的诗句：“中国于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于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些诗句，激励着无数有志青年的爱国激情，对当时留学日本的爱国青年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作用。 

杨度的政治才干和雄辩能力，很快就赢得了中国留学生的认可。1904年春，杨度与蔡锷、范源濂、杨毓麟等人被湖南留日学生推荐为中国留日学生会馆评议员。1904年10月，杨度被举荐为留日留美学界总代表，回国参加争取粤汉铁路废约自办的活动。他在上海、武汉、长沙等地奔走宣传，多次致电政府诸公，力陈粤汉铁路废约自办的重要性以及应该采取的方针，并会晤粤汉铁路“华美合办”的倡议者、前广西巡抚王之春，讨论废约自办问题。 

当时，保皇派、立宪派、革命党各种派别争着涌上历史舞台，杨度是坚定的立宪派主将，与梁启超等人的观点相近，但与革命派的胡汉民、汪精卫私交也很好。1905年7月下旬，孙中山从南洋来到日本，专程到杨度的寓所拜访。杨度对孙中山的反清革命理论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孙氏革命如一剂猛药，疲弱的中国已难以承受。若让中国康复，只能仿效日本，以君主立宪的温性药力来逐步改良体质。他无法说服孙中山，孙中山也无法将其说服，二人形成了相持状态。孙中山认为：“当今之世，中国非改革不足以图存。但与清政府谈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因此，必须发动民主革命，推翻这个昏庸腐朽的政府，为改革政治创造条件。”杨度则认为：“民主革命的破坏性太大。中国外有列强环伺，内有种族杂处，不堪服猛剂以促危亡。”最后，杨度对孙说：我们政见不同，不妨各行其是，将来无论打通哪一条路线，总比维持现状的好。将来我如失败，一定放弃成见，从公奔走。 

孙中山与杨度经过长时间的谈论，谁也无法说服对方放弃自己的主张。最后，杨度向孙中山推荐了同样主张反清革命的湖南同乡黄兴，促成孙、黄合作。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被他婉言拒绝了。杨度再次表示：“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 

1905年9月初，中国留日学生会馆第六届干事改选，杨度以740余票当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杨度担任留学生总会干事长期间，正是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最高峰，学生总数已达8 000余人。1905年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关于使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即《取缔规则》），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轩然大波。身为留学生总会干事长，杨度率领留学生总会干事前往公使馆拜会清廷驻日公使杨枢，提出反对理由，请求公使进行特别交涉。随后，他在留学生会馆召集各省同乡会负责人，举行评议会议，收集整理反对《取缔规则》的意见。经过多次讨论后，杨度以留学生总会干事长的名义，率总会全体干事、各省分会长联名向杨枢递交《学生公禀》，请求对日交涉，改正《取缔规则》中的不妥善之处。 

在该风潮发起之初，杨度倡导的这种温和理性的斗争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留日学界争议之点仅在第九条和第十条，只要求取消这两条规则。呈递公禀后，留学生中的激烈派反对杨度力倡的这种合法争取方式，强烈要求取消全部规则，此后言论渐趋激烈。干事长杨度对全体罢课、集体归国的强硬主张表示反对，副干事长范源濂也反对罢课归国，甚至为此事忧虑得吐血。12月4日，杨度悄然离开东京，避匿宇都宫等地，不再参与这场罢课运动。 

二、鼓吹金铁主义 

清政府正式颁布立宪诏谕之后，海内外的立宪活动风起云涌，杨度此时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政治思想。 

1907年1月，杨度在日本东京创办《中国新报》，共发行了九期，将近三分之一为杨度的文字。杨度的长篇论述《金铁主义说》尤为该报代表性的论著，连载于《中国新报》第一至第五号，全文共约12万字，分为八小节：第一节，今中国所处之世界；第二节，予所持者世界的国家主义（经济的军国主义）；第三节，世界的国家主义（经济的军国主义）之内容；第四节，中国现政府之不负责任；第五节，中国国民之责任心与能力；第六节，政治革命；第七节，君主立宪；第八节，世界将来之中国。 

《金铁主义说》堪称杨度政治思想的系统总结，标志着杨度政治思想的基本形成。他根据中国遭受列强侵略欺凌的事实，认为当时有文明的国家，却没有文明的世界，中国所遇的国家是文明国家，中国所处的世界却是野蛮的世界。中国要想在这个野蛮的世界里生存，必须用世界的国家主义对中国进行改造。其眼中世界的国家主义，也就是经济的军国主义。既然世界已进入经济战争之时代，单有军事力而无经济力，仍然不适于生存。所以，如果要用经济的军国主义来救中国，必须改变紊乱腐败的国内政治。对这种经济的军国主义，杨度创造了一个新名词“金铁主义”对其进行概括：“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变言之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他使用了一个图来解释金铁主义观念的内容： 

世界的国家主义——经济的军国主义——金铁主义 

对内的——富民——工商立国——扩张民权——有自由人民 

对外的——强国——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 

可见，杨度金铁主义救国论的提出，是因为中国所遇的列强是文明国家，则不文明不足以与彼对立；中国所处的世界是野蛮之世界，不野蛮则不足以图生存。他总结道：“今日之世界，为经济战争之世界，中国不能为经济战争国，则但劣败而无优胜，故吾之主义，于内以此自立，即于外以此图存也。”杨度的金铁立国说，提出了工商立国、军事立国的主张，得出一个结论：要达到经济、军事富民强国（即经济的军国主义）的目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集君主、国会、责任内阁为一体的责任政府，即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政体。 

除了在1907年1月创刊《中国新报》外，杨度还于2月9日与方表、陆鸿逵等人在东京组织成立“政俗调查会”，自任会长。1907年7月，他与熊范舆等人在东京成立宪政讲习会，宣布其宗旨在于预备宪政进行之方法，以期宪政之实行。10月，杨度的伯父杨瑞生去世。因伯父视杨度如己出，对杨度极为关爱照顾，故杨度闻耗后旋即返国奔丧。杨度返国后，主持宪政讲习会的熊范舆等人，按照杨度拟定的以开国会为立宪运动主要号召的计划，于是年秋上书**，要求清廷开设民选议院。宪政讲习会此次上书请开国会后，许多重要会员都先后回国运动**召开国会事，开始主要在国内发展力量。1907年12月初，杨度联络湘绅谭延闿、廖名缙、罗杰等人，在长沙成立了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 

1908年1月，杨度把宪政讲习会更名为宪政公会，宪政讲习会湖南支部改称为湖南宪政公会。1908年6月，清政府的民政部批准宪政公会成立，因而该会召开评议会，重新改订了章程。修改后宗旨为“确定君主立宪政体”，领导机关改设总裁、副总裁，主持会务；常务员综理会务，常务员长由常务员互相推举。在各地建立支部，支部置干事长。杨度出任改选后的常务员长。宪政公会自这次会议后，在全国许多地方建立了支部，声势极一时之盛。 

三、首倡国会**运动 

1908年4月20日，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保奏杨度，称赞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授杨度以四品京堂的官衔，在宪政编查馆任提调。杨度到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后不久，袁世凯建议朝廷延揽精通宪政的人士，向皇亲国戚、朝廷大臣讲解西方宪法，以增进其宪政知识，便于日后掌握朝政。慈禧太后同意了袁世凯的建议，命年仅34岁的杨度担任讲师，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讲立宪精义。 

在颐和园为皇亲国戚们讲解宪政，在当时是一件罕见的事情。杨度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阐述立宪的必要和宪法的内容，演讲内容主要取自他所撰写的《金铁主义说》长文。杨度开始时不慌不忙地当堂回答质问，后来竟大胆地宣称：“政府如不允开设民选议院，则不能为利禄羁縻，仍当出京运动各省人民，专办要求开设民选议院之事，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即以此拿交法部，仍当主张到底。” 

杨度是近代中国倡言以开国会实现宪政第一人。1908年6月下旬，杨度单独向清政府提出限期开设国会说帖，反复陈述召开国会对国家和皇室都极为有利，劝诱政府早日开设国会。杨度的说帖，引发了一场国会开设期限的讨论，直接促成了《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的颁布。1908年6月下旬，杨度应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之邀，在该校礼堂发表了著名的要求清政府开设国会、实行立宪的演说。这个演说，加上后来政治气候的影响，直接导致了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学生为主体的立宪运动在天津的开展。 

杨度不仅大造开国会的舆论，还在北京联络宗室成员成立宪政公会北京支部，号召三年召开国会。杨度倡议开国会的**运动获得了全国各地的积极响应，国内多数报刊都以开国会相号召。 

杨度被当时的主流舆论认为是对宪政问题理解得最为深刻的理论权威。他认识到，君主立宪国家的宪法，以英国的民主程度最高，普鲁士次之，日本最低。他把这种差异归结于人民力量的大小及君主让步的多少，而其中最为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国会召开的早晚。所以，他坚决主张速开国会：“必有国会，而后国民有提议宪法、承认宪法之机关，始可以国民之意思加入于宪法范围之内，乃可望宪法程度之高也。”并认为开设国会为唯一的救国方法。 

速开国会的活动和呼吁，达到了“社会风从，庙堂倾听”的结果，但对国会问题的讨论，也激发了很多矛盾。但是遍及朝野的请开国会的舆论，促使清政府于1908年8月27日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及有明确步骤的九年预备立宪清单，使无年限、无办法的预备立宪空言，变成了有年限、有办法的具体实行。 

国会运动的大规模展开，是在1909年各省谘议局开局之后。按照九年预备立宪的方案，1909年各省相继成立了谘议局。但立宪派并不满足于在省级获得的参政议政权，他们以省谘议局为政治地盘，连续发动了四次具有全国规模的请速开国会的**运动，将议会主义在实践中推到了极致。 

杨度与立宪派频繁接触，为他们出谋划策。杨度在《顺天时报》上发表《布告宪政公会文》，申言自己力主速开国会以救危亡的一贯态度，并尖锐指出，外人图谋瓜分灭亡中国，乃今日中国最为危险之事。同时强调，只有实行君主立宪制，才是中国救亡图存的最好出路。随后，他再次上奏朝廷：“非速开国会，不足以救国势之危。” 

杨度最早发起的国会**运动虽然未能达到速开国会的目标，但积极意义极大。“**”无疑成了极有效的政治动员，在揭露清政府一意独裁的同时也普及了宪政思想，提升了民智，扩大了宪政的政治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国会**运动间接推动了反清革命运动。 

四、转向赞成共和 

杨度对袁世凯怀有知遇之感，私交颇深，并认定袁世凯就是他要找的“潜龙”，而他本人就是“帝师”，应当尽心辅佐。1909年1月初，当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免职离京之时，杨度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到前门车站为袁氏送行，并毅然说：“别当有说，祸不足惧！”表达了对袁世凯的政治前途仍然抱着乐观态度。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重兵在握的袁世凯在与杨度、徐世昌等人密谋后，决定有限度地出山。11月8日，资政院开会，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11月16日，袁世凯正式成立责任内阁。在袁世凯的新内阁名单中，杨度出任学部副大臣。学部副大臣相当于以前的侍郎，从四品宪政编查馆提调连升四级，杨度欣然接受，并对袁世凯非常感激。杨度做了学部副大臣以后，替袁世凯办的最有影响的事情，一是组织国事共济会，二是秘密参与南北议和谈判，极力促成南北统一。 

11月15日，杨度与汪精卫分别以君主立宪党和民主立宪党的代表自居，联名发表了《国事共济会宣言书》。该宣言书附有国事共济会的简章，杨度任命自己的秘书方表为国事共济会干事，在天津组建国事共济会本部。接着，杨度以国事共济会君主立宪党领袖名义，起草一份呈请内阁代表书，请内阁代奏皇上，明降谕旨停战，开国民大会；同时向资政院上陈情书，建议南北即日停战，召集临时国民议会来解决君主民主问题，清廷与革命军均应服从决议。12月5日，为了配合南北议和谈判，杨度正式宣布解散国事共济会。 

杨度在试图成立国事共济会召开临时国民会议解决时局的计划流产后，立即改变政治策略，直接与黄兴函电商讨南北议和问题。12月7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大臣，全权负责对南方和谈。袁氏立即委派唐绍仪为全权总代表，前往上海与南方革命党人进行议和谈判。考虑到杨度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关系密切，袁世凯遂加派杨度为议和参赞南下上海，秘密斡旋南北议和。其真实目的，就是希望杨度立于超党派立场，利用其与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党人良好的私交，议定通过他们所提出的国民会议方案，以和平方式统一南北。因此，唐绍仪等人负责与革命党人伍廷芳公开谈判，杨度则负有袁世凯授予的重大秘密使命。 

杨度一方面在上海秘密会晤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向他们说明袁世凯赞成共和的意向，另一方面则联合张謇等立宪派向孙中山施压。在内外各方压力下，南方革命党不得不表示：只要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就推举袁氏为大总统。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明确表示：“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在取得了孙中山及南方革命党保证清室逊位、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诺言后，杨度圆满地完成了袁世凯赋予的秘密使命。从上海回到北京后的杨度，看到袁世凯已经赞成共和，知道君主立宪已无出路，唯有改换门庭，放弃自己的君宪主张，投入民主共和的时代潮流。为此，杨度与亲信薛大可、王赓等人着手组织新的政治团体——共和促进会。 

1912年1月25日，杨度等发起人与北京各新闻记者及一些资政院议员共同召开发起大会，遍发宣言书，明确表示支持共和。杨度在宣言书中叙说自己由君宪赞成共和，主要原因在于当前的时势，断不能以党见之私，召瓜分之祸。杨度发起成立共和促进会之时，北方局势甚为危险，暗杀迭出，危机四伏，若大局再不解决，恐京津之乱即在目前。杨度成立共和促进会的目的正是消弭这些危险，促进北方赞成共和。但是共和促进会宣言书发表之后，黄光焯、陆廉钦等人却致书质问，谓其由君主立宪转而赞成民主共和的这种轻节义、毁廉耻的反复行为导致了国家的污秽昏乱。 

针对这种质问，杨度做了公开的回答。他指出，正是因为清廷以假立宪愚弄人民，皇族当权，政治紊乱，以至假立宪成而真革命起。君主立宪党无不对清廷假立宪痛心疾首，却又无术可救，幸吾国尚有革命党足以推翻政局，补救危亡。杨度以往赞同君主立宪而不主张民主共和，主要就是担心因内部纷扰而召干涉瓜分之祸，认为和平救国莫若君主立宪。在当前革命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再坚持君主立宪唯有战争的办法。杨度坦言自己从革命事起以来，无日不为共和解决之运动，但在将有和平解决的希望之时，北京忽然冒出无数君主立宪团体，四处散发传单，煽动军警政学各界，这些人以往并不赞成立宪，现在受满洲皇族的指使，冀以破坏和平解决之法，结果造成北京浮议四起，人心骚然。杨度深恶这些人窃取君主立宪之名而为亡国之事，故结合旧日同志，宣言结会，明主共和，借以消主战派之谬说，而以北方实行共和为和平救国之道。 

五、君宪救国论 

尽管杨度为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并未实现“帝师”的目标，就连开国元勋也没有当成。袁世凯对杨度这位重要谋臣并未予以重用，而是授予诸如勋四位、汉口商场督办、参政院参政等闲职。 

1913年9月，熊希龄组织“名流内阁”，因杨度与熊希龄关系非常密切，原拟杨度出任交通总长，但梁士诒从中作梗，杨度的交通总长泡汤了，改为教育总长。但自视甚高的杨度对教育总长没有多大兴趣，以“帮忙不帮闲”为由拒绝了。这样，从唐绍仪内阁到孙宝琦内阁，杨度在五届内阁中一席未占。原本想在政事堂中谋取国务卿以实现宰相之梦想的愿望，也彻底落空了。 

民国初年的杨度，尽管完成了从君主立宪向民主立宪思想的转变，但从总体上看，杨度仍然是君主立宪的信奉者，赞同共和制度只是权宜之计。他认为，民国建立后出现的混乱状况，是由共和制度造成的；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实行君主立宪。杨度将自己的这种想法告诉了好友夏寿田。袁世凯身边最亲近的是内史夏寿田。夏氏是杨度的同乡兼同学，年少而有才名，其入袁幕也是杨度所介绍。当杨度产生放弃共和制度而倡言君主立宪制度的想法时，夏寿田已经探知袁世凯有复辟帝制的意向，遂建议杨度将君宪救国的主张系统地阐发，由他呈送给袁世凯。 

1915年4月，杨度撰写了《君宪救国论》一文，全面阐述了“君宪救国”思想。该文分上、中、下三篇，以问答式的对话体，阐述了“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的核心观点。杨度阐述了“君宪救国”的理由，将君主立宪称为“救亡之策，富强之本”，而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归结为共和制度的弊端，断言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民国初年实行的形式上是共和，而实际上则是专制。 

杨度对民初共和制度的批评，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他公开倡言要以帝制推进立宪，包含着以日本、德国为蓝本实现立宪的理想，但他只论证了帝制对于实行宪政的必要性，显然忽略了通过帝制实行宪政的可行性。同时，这种君宪救国论，显然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杨度的《君宪救国论》经夏寿田秘密转呈给袁世凯。杨度大讲中国民众素质低下，不宜于民主共和，只适合君主立宪，反复强调只有帝制才能救中国，正合袁氏复辟帝制的心思。这篇洋洋万言的文章，道出了袁世凯的心声。袁世凯阅后，极为欣赏，立即批复道：“姑密之。然所论列，灼见时弊，可寄湖北段芝贵精印数千册，以备参考。”他连声称赞杨度：“真乃旷代逸才也！”他不仅将此文当成改行帝制的理论纲领，交给徐世昌、梁士诒等人传阅，并把这篇大作寄给湖北将军段芝贵，令他秘密付印；而且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字，由政事堂制成匾额赐赠杨度，给予表彰。 

杨度在受到了袁世凯的这种恩宠以后，诚惶诚恐，更感到袁世凯真是“知贤”，是可以辅助的人物，立即上表恭达谢忱。从此，杨度更加忠心耿耿地为袁世凯复辟帝制而效劳了。 

六、发起筹安会 

1915年8月14日，杨度联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人（时称“洪宪六君子”或“筹安会六君子”）联名通电全国，发表了筹组筹安会宣言。8月23日，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正式成立，杨度被推选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为理事。杨度初将筹安会限于学理上的讨论，该会给会员的通知说：“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作为筹安会的首脑，杨度对君主立宪的信念始终没有放弃。他接连发表了《筹安会成立启事》《筹安会通电》《谈筹安会》《筹安会**书》《筹安会第二次宣言》等文论，掀起了所谓讨论国体推行帝制的轩然大波。 

袁世凯认为杨度搞筹安会，是书呆子的办法，遂逼迫杨度改用简单方法，由筹安会给所有的代表每人发一张选票，填上“君宪”或“共和”二字，投票的结果当然是要“君宪”，以此办法拥戴袁世凯称帝。杨度只得照办。筹安会通知各地代表，并寄去表决票，请代表在票上填写“君宪”或“共和”二字。这样，筹安会就从一个研究团体变成了一个表决团体。筹安会还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各团体选派代表进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成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工具。 

杨度领导的筹安会不仅分派专人前往各省策划，在各地建立分会，而且请各省派遣代表速来北京，成立“各省公民**团”，共商国体。由于有了段芝贵致各省将军、巡按使的密电，各省文武官员纷纷响应，立即派代表进京。杨度将这些代表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省公民**团”，向参政院**，请求改共和为帝制，拥戴袁世凯为皇帝。 

筹安会的出现，引起了拥护民主共和政体者的口诛笔伐。连杨度的老师王闿运、好友梁启超和蔡锷也出面指责，这是杨度所意想不到的。筹安会成立先后只有两个月，开始时轰轰烈烈，趋炎附势之流争相攀附，迨梁士诒的**联合会出现后，筹安会声势大减。1915年10月，杨度将筹安会改名为宪政协进会，并发通电，宣告筹安会结束。从此以后，复辟帝制活动的主要人物已不再是杨度，而是梁士诒。但杨度因为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被全国人民痛骂，成了臭名昭著的、为袁世凯复辟效劳的六君子之一，弄得几面不讨好。 

12月12日，袁世凯经过“三推三让”，在一片假借民意的筹安、**声中，接受了推戴书，发表冠冕堂皇的申令。12月13日上午9时，袁世凯在中南海总统府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1916年1月，袁世凯开始按公、侯、伯、子、男五个档次封授爵位，42岁的杨度竟然成为最高一级的“公”，且单享“文宪公”的称号，其地位远高于一些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 

正当“洪宪”皇朝筹备登基大典之时，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蔡锷等人举起“护国”旗帜，公开讨伐袁世凯。袁世凯从1916年1月1日洪宪改元起，到3月22日废除洪宪年号止，前后共83天，当了83天皇帝，做了一场皇帝梦。洪宪帝制行将落幕，杨度备受各方攻击。4月10日，他对袁世凯撤销“承认帝制案”极为不满，觉得袁世凯确是如张一馨所说的反复无常，就上了一道呈文，要求辞去参政院的参政职务：“备位参政一年于兹，虽勉竭其微忱，究无俾于大局。世情翻覆，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总似中天之月，以毕士麦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乱国，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流言恐惧，窃自比于周公；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孟子，所有辞职缘由，理合呈请大总统钧鉴。” 

杨度在文中将自己的心迹比喻为“中天之月”，清澈明亮。他还以德国毕士麦（今译俾斯麦）和中国古代的周公、孟子自况，依然是保持着一种高傲阔步、自命不凡的态度。 

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策动帝制的杨度难辞其咎。这位筹安会首领何去何从，一时惹人注目。4月20日，杨度发表通电，表示“君宪有罪，罪在度身”，如果杀他有补于国事，他万死不辞，甚至到了这个时候，杨度还反对要求“元首退位”。5月1日，杨度这位国人皆曰可杀的政治怪杰，安坐在北京丰盛胡同的家中，对《京津太晤士报》记者侃侃而谈：“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 

袁世凯原本身体健壮，但自称帝以来，众叛亲离，致使食欲渐减、忧郁成疾。6月6日，一代枭雄袁世凯在忧愤中死去。据传，袁世凯在弥留之际，咬牙切齿，怪声高叫：“杨度误我！”另一种版本说，袁世凯说的是：“他误了我！”其实是指袁克定，因为袁克定伪造日本人办的《顺天日报》，让袁世凯误以为日本人也支持他复辟帝制。 

袁世凯死后，杨度激于这种传闻，挥笔为袁世凯写就一副挽联，挂在袁大总统出丧灵棚中，明是吊唁，实则申辩：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杨度的意思是：到底是共和制误了民国，还是民国歪曲了共和制，千年之后再来评这公案吧；到底是君主立宪对不住您，还是您对不住君主立宪，您到九泉下反省一下吧。此时的杨度依然认为，在济世救国的药方中，他这个“君宪”论仍然是最好的，只是由于袁世凯这个人不得人心，没有能够将其实现而已，并不是君主立宪不能救中国。 

洪宪帝制的失败，结束了杨度的政治生涯，使杨度的君主立宪理想遭到了严重打击，老师传授的“帝王之学”从此告终。1917年7月1日，张勋与康有为发动了一场复辟的政变，拥戴清末代皇帝溥仪重新登基。这种倒行逆施的复辟行动，引起了全国各界的不满，纷纷通电反对。杨度在张勋复辟丑剧演出的第三天，致电张勋和康有为，表达他的反对态度。 

张勋复辟彻底击碎了杨度的君宪梦。他深知，经过张勋复辟的闹剧，恐怕无人再去深入领会君宪之精神实质。杨度从1902年留学日本时接受的君主立宪思想，在坚持了15年之后彻底地放弃了。虽然他忠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见异思迁，不翻云覆雨，有他的政治节操，但其君宪救国的梦想完全破灭了。 

七、晚年活动 

黎元洪惩办帝制祸首的通缉令中，杨度名列第一。杨度被迫避难津门外国租界，遁世学佛，做起了寓公。1916年10月，恩师王闿运在湖南湘潭辞世。杨度得知后撰写了这样一副挽联寄去：“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1919年，杨度在北京亲历了五四爱国运动，受到了极大震撼，思想开始发生较大变化，关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杨度经过多年的深刻反省，认识到君宪难以救中国，便决定实现当初与孙中山的约定，放弃成见，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1922年9月，杨度赴上海会见孙中山时坦诚地说：“我的君主立宪主张已经失败，今后再也不会有君主出现了。我认识到时代已经不同，目前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运动，才是救国的唯一出路。我赞同孙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此来实行救国。”他表示：“我这次来上海，就是为了遵守当年临别时的诺言，愿以劫后余年来为革命事业出力，协助先生完成民主革命，以救中国。”从此，杨度跟随孙中山开始走上民主革命道路，时常奔波于京沪道上。 

杨度早年主张君主立宪，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奔走鼓吹，是著名的帝制祸首。然而，他又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似乎令人费解。实际上，杨度是一位勇于补过、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之所以能够弃旧图新而成为中共早期秘密党员，李大钊对他的影响起了决定性作用。李大钊对杨度说：“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杨度与李大钊多次交谈之后，表示愿意在李大钊的领导下，积极奔走于北京和上海之间，为共产党朋友做些有益的工作。杨度接受了李大钊交给的任务，利用自己与段祺瑞政府上层人物的关系，多了解些政情内幕，以帮助北方党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1927年4月，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后，杨度积极营救。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位革命同志被张作霖施以绞刑杀害。李大钊的牺牲，令杨度万分悲痛，也让他认清了北洋军阀的反动本性，同时为共产党人坚持真理、视死如归、为革命献身的伟大精神所感动。杨度以能与李大钊结为挚友为幸事，遂卖掉北京家里的值钱首饰，变卖了在青岛的房产，将所得金钱全部用来救济死难者家属。这便是杨度“毁家纾难”美谈的来源。 

1928年初，杨度从北京来到上海，以卖字和为人撰写碑文及墓志铭为生。除了日常生活花销外，他将所余的钱捐献给上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革命互济会”。1929年春，中共上海特科负责人陈赓提出希望杨度能为中国共产党做些工作。杨度当即表示：“为了挽救中国，愿尽一切力量为共产党工作，愿以当时的社会地位、身份、关系，为党贡献情报。” 

1929年秋，因为杨度对中国共产党忠诚坚定，为共产党提供情报准确无误，贡献突出，由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周恩来批准，经潘汉年介绍，杨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杨度晚年最信赖的人，他对杨度说：“皙子先生，历史会替你说公道话的。”杨度颇为感慨地对自己的子女说：“要想救中国，我看只有共产党来领导才能做到。” 

杨度加入共产党涉事与闻者有限，尽管十分秘密，但还是逐渐为一些人所知。一个极端保守的君主立宪派和研究佛学的人，怎么会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服务呢？有人怀疑杨度对共产党的忠诚，指责他入党是政治投机。杨度听到后，颇为气愤地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之机！” 

1931年9月17日，杨度因病不治在上海逝世，终年57岁。他在弥留之际，自撰一副挽联，来表明自己充满功过毁誉的人生历程：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