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学术研究》(广州)2012年10期第107～113页

【作者简介】 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 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的《王国维全集》20卷，2010年9月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联袂出版。新 版《王国维全集》在文献上大幅超出此前各种版本的王国维全集，并注重文字校订、版本考辨，融入了编辑者大量的学术创造。“全集”为全面推进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关 键 词】王国维/《王国维全集》/谢维扬/房鑫亮/赵本/大通本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是当代研究王国维的重镇，初有王国维弟子戴家祥执其牛耳，后有吴泽主持的《王国维全集》项目的启动，至1984年在中华书局出版了《王国维全集•书信卷》后而停顿，虽然材料收罗基本齐全，但因为限于人力财力等因素而中辍。1997年方在浙江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下再度启动，并联合广东教育出版社及上海、北京的有关专家细心审订，经过十多年的收集整理，于2009年完成所有文稿的编纂。2010年9月，由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的《王国维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或“谢房本”)，皇皇20卷，作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项目，在经历了数十春秋的收集整理之后，终于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了，对于“王学”爱好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喜讯。“全集”不仅相当充分地体现了“全”的意义，凡目前所发现的所有王国维的著作、译作、书信日记、诗文题跋和古籍校注等悉数收入，而且在文字校勘、版本考订和抉择上更为严谨，因此是目前当之无愧的兼具“全”和“精”的权威全集。“全集”在数量上大幅超越了此前以全著称的台湾大通本，在20卷中，前19卷收录王国维的各类著述56种，较大通本增加14种；译作21种，较大通本增加19种；更补充了单篇文章、跋文40多篇，短跋(含批注)80余则。第20卷收录王国维弟子记录的王国维讲课笔记、师友门生的追忆及新编定的《王国维著译年表》等，合计字数844万，比大通本增加了500多万字，是此前大通本的近3倍。“全集”之“全”显然是毋庸置疑的。

     一、王国维全集编纂的历史回顾与当下的学术需求

     关于王国维全集的编订，实际上从王国维去世后不久就开始了。先是1927-1928年罗振玉编辑刊刻的《海宁王忠悫公遗书》4集(简称“罗本”)，继而是30年代中后期赵万里、王国华编的《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16册(简称“赵本”)，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罗本因为编纂年代早，而且罗振玉的主观意图比较明显，譬如为保持王国维学术之“纯”，《静安文集》等被整体排除在外，这使得王国维的早期学术被冷置了。赵万里是王国维任职清华时的学术助手，对王国维的著述情况比较熟悉，所以赵本在收罗范围上要明显超出罗本，①也因此赵本在出版后，一直是王国维全集最通行的本子，并在1983、1996年两次影印出版，出版单位先署“上海古籍书店”，后易名“上海书店出版社”，集名也改为《王国维遗书》，凡10册，影响甚巨。赵本含著述共43种，总目如下：《观堂集林》24卷，《观堂别集》4卷，《庚辛之间读书记》1卷，《苕华词》1卷，《静安文集》1卷《续编》1卷，《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1卷，《两周金石文韵读》1卷，《观堂古金文考释》5卷，《史籀篇疏证》1卷，《重辑苍颉篇》2卷，《校松江本急就篇》1卷，《唐写本唐韵残卷校勘记》2卷又《佚文》1卷，《殷礼征文》1卷，《联绵字谱》3卷，《补高邮王氏谐声谱》1卷，《释币》2卷，《简牍检署考》1卷，《魏正始石经残石考》1卷又《附录》1卷，《宋代金文著录表》1卷，《国朝金文著录考》36卷，《汉魏博士题名考》2卷，《清真先生遗事》1卷，《耶律文正公年谱》1卷《余记》1卷，《五代两宋监本考》3卷，《两浙古刊本考》2卷，《古本竹书纪年辑校》1卷，《今本竹书纪年疏证》2卷，《古行记四种校录》1卷，《蒙挞备录笺证》1卷，《黑挞事略笺证》1卷，《圣武亲征录校注》1卷，《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2卷，《乾隆浙江通志考异残稿》4卷，《观堂译稿》2卷，《人间词话》2卷，《宋元戏曲考》1卷，《唐宋大曲考》1卷，《戏曲考源》1卷，《古剧脚色考》1卷，《优语录》1卷，《录鬼簿校注》2卷，《录曲余谈》1卷，《曲录》6卷。大陆有关王国维全集的出版仅此二种。

     而在海峡对岸的台湾，也曾经先后有台湾文华出版公司1968年出版的《王观堂先生全集》(简称“文华本”)和台湾大通书局1976年出版的《王国维先生全集》(简称“大通本”)。文华本乃是以覆赵本为主，对王国维著述增补不多，同时，辑录若干纪念文字入内。因其基本文献变动较小，所以影响也不大。大通本凡25册，含初编12册、续编12册、附录1册。初编乃全部收录赵本43种著述，续编则增加了《宋代之金石学》、《大唐六典》、《世界图书馆小史》2卷、《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8卷附《补遗》、《隶释所录魏石经碑图》、《戬寿堂所藏殷虚书契文字》、《戬寿堂所藏殷虚书契考释》、《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传书堂藏善本书志》等9种，其中如《传书堂藏善本书志》更是首次收录于全集。《附录》则收王氏弟子记其讲学之笔记4种。在谢房本全集出版之前，大通本是收罗王国维著述最为丰富的一种。

     但王国维的著述并非限于大通本的范围，实际上王国维此前曾经发表、出版的若干著述及译著也颇多遗漏在全集之外者，若干王国维的手稿也陆续问世。如果再加上此前收入全集中的若干误收著述，如罗本和大通本都有这类现象，则王国维全集的编订确实就显得颇为紧迫了。从晚清以迄今，单独刊刻出版印行的由王国维著、编、译、校的著作起码有上海教育世界社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二年印行的《心理学》，民国二年上虞罗氏刊行的《齐鲁封泥集存》，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年出版的《法学通论》，来嚣阉书店民国二十六年影印的《古史新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由袁英光、刘寅生整理的《水经注校》，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书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佛雏校辑的《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赵利梁辑录的《王国维学术随笔》3种，学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由徐德明标点整理的《词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仿真复制的《〈人间词〉〈人间词话〉手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由佛雏辑评的《王国维哲学译稿研究》中部分署名或未署名的王国维的文字，山西出版集团、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由虞坤林编的《王国维在一九一六》中所收集的《丙辰日记》，等等。如果再加上王国维批注并作有跋文的若干著述，则可以补充的王国维著述数量就更为可观，如日本学者榎一雄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东洋文库书报》第8号发表的《王国维手钞手校词曲书二十五种——东洋文库所藏特殊本》，就同样是一批重要的文献资料。这些早期出版或后来陆续发现出版的王国维著述，一直散落在全集之外，对于新的全集的编订确实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实不仅王国维早年著述颇多散佚在全集之外，其中晚年著述，也遗珠甚多。譬如其任教清华时所撰《元朝秘史地名索引》手稿，这次也合并其他著述，收录于第11卷。“索引”的基本内容虽然此前已大体见于《蒙古史料校注四种》之中，但独立的索引仍不失其价值。《两汉魏晋乡亭考》大约起笔于1913年，同年11月，王国维在致缪荃孙信中说：“近为韫公编《封泥集成》，因考两汉地理，始知《汉志》之疏。成《秦郡考》、《汉郡考》二文，自谓自裴骃以后至国朝全、钱、姚诸家之争讼，至是一决。而班孟坚所云高帝置之二十六郡国，其三分之二乃置于景帝时，自来地理学家未有见及此者，殊可怪也。因此发兴拟作《两汉六朝乡亭考》，而头绪既繁，体例亦难遽定。”[1]王国维虽然说体例难定，其实在信中已经将想法和思路大体说明了的。这部被王国维自称“系自己参考需用之书，不必为人而作”[2]的著述，虽然没有最后完稿，但也并非如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中所称的“仅具条目”，而是具有相当的规模了。“全集”根据藏于国家图书馆中的王国维手稿整理收录，分为两汉魏晋、后汉三国、《水经注》乡亭三个部分。仅具条目的只有1/10，有引证而复加考辨者约1/10，有引证而无考辨者8/10。②这部未完成的著述实际上为王国维后来的地理——特别是西北地理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全集”对此前诸本的重要突破及求全存真的编纂意识

      此次收录于谢房本全集中的王国维著述，有数种尤其值得注意。王国维为沪上藏书家蒋汝藻编写的《传书堂藏善本书志》又名《密韵楼藏书志》，撰述于1919年至1923年间，前后费时4年多。此书志长期没有公开出版，故两本遗书都没有收录。蒋汝藻之子蒋穀孙携往台湾的是出自众人的清抄本，台湾艺文印书局1974年即据此影印，1976年台湾大通书局出版《王国维先生全集》也即据此收录。此本虽版式齐整，但因出自众手，错误汗漫，甚者有因不识原字而妄造者。“全集”从国图发现了王国维的手稿本，两本对勘，正可互补。“全集”以第九、第十两卷之篇幅收存其中。王国维编纂此藏书志，不仅是厘定书目，而且一一说明版式、版本情况，对于一些重要的序跋特别是手跋迻录于下，文献资料颇为丰富。传书堂除了藏有众多善本之外，还有不少稿本、抄本，价值很高，因此王国维此志的价值也就不可小觑了。“全集”为此所作的校勘之功也是值得称道的。

      谢房本以两卷之篇幅收录王国维《水经注校》40卷，王国维曾数度校勘此书，先后从傅增湘、蒋汝藻等人处得见宋刊本、《永乐大典》本、明抄本、孙校本等10种版本，各本互勘，并7次手跋其上，自称眼福不浅，但仍觉致力甚浅，看来王国维是把《水经注》的校勘研究作为一件大事来对待的。其最后一篇跋文撰于1927年仲春，前后进行了十多年的时间，其用力之专之勤，可见一斑。“全集”将其全部收录，亦在在可见王国维当年的这一番心血，王国维对于《水经注》文本的数度校勘，更为后续的校勘及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全集”编纂者，将王国维诸种校本或较合同异，或择善而从，实际上是对王国维校注成果的进一步深化。再如王国维的书信，198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王国维全集•书信》收录不足400通，而新版《王国维全集》第15卷书信日记卷收录的书信达744通，数目比原来所收多出近一倍。如中华版书信卷收录王国维致沈曾植信仅一通，新版“全集”则收录了10通之多。收录途径除了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及个人公私收藏之外，从拍卖行所示图录中也采录不少。

     王国维早年在东文学社学习过日语和英语，因为要协助罗振玉编辑《农学报》、《教育世界》等报刊，因此翻译了不少日本和西方学人的著述，而且涉及领域颇为广泛。赵万里的《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收录了《观堂译稿》2卷，但只是很少的几种。谢房本第16、17、18、19共4卷，在《观堂译稿》之外，收录了王国维21种译著，规模空前。如第16卷收录了《农事会要》、《日本地理志》、《教育学》、《算术条目及教授法》、《伦理学》5种译著。这些译著完成于1900年至1902年间，虽然就内容而言与王国维的学术兴趣并非完全一致，但后来其教育、伦理学的若干观念，应该也受到原著的影响。

     这次增补较多的除了译著之外，对王国维大量批注的辑录和藏书目的收录也值得关注。“全集”收录3种藏书目：《静庵藏书目》、《罗振玉藏书目录》和《密韵楼藏书志》。后一种书目已先见于大通本，而前两种书目一直散失在全集之外。其实这些书目一方面在藏书目录学上有一定地位，另一方面，也是王国维读书治学的渊薮所在。特别是《静庵藏书目》，乃是王国维自藏书籍的编目，原书于《人间词话》手稿后，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人间词话》手稿时将其刊落在外，读者无缘识其究竟。实际上，这篇藏书目的意义不仅在于从中可获知王国维的藏书书目与类别，更在于它是探寻王国维早期学术渊源的重要依据。而从其不列任何其自藏的日本及西方书目，已可见出制订书目时，王国维对中西文化的一种基本立场了。③而王国维的史地研究沾丐《罗振玉藏书目录》就更多，观其寓居京都时期所作诸文即可明了。编纂者将《罗氏藏书目录》与《大云精舍藏书目录》彼此互校，并易名为《罗振玉藏书目录》，实际上，这本《罗振玉藏书目录》已包含着编纂者许多梳理勘正的功夫在内了。虽然读书与治学，并不一定直接对应，或者说相关的思想不一定在研究成果中留下清晰的踪迹，但藏书目则无疑有着指引的意义。

     第20卷附录的文字，主要出自王国维生前友人及学生，这些文字有的收在罗振玉刊刻的《王忠悫公哀挽录》中，有的则收录于陈平原、王风编的《追忆王国维》(增补本)中，但“全集”增入的部分内容却十分重要，如赵万里编的《王静安先生年谱》、《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目录》等，虽曾发表于相关刊物，但年代久远，一般读者已经难觅踪影了。“全集”将此补入，颇称便利。至于胡逢祥在赵万里、袁英光、刘寅生、周一平、陈鸿祥、陈永正等基础上新编的《王国维著译年表》，不仅规制大增，而且更为准确严密。

     “全集”呈现出强烈的尊崇王国维原意的意识和精神，举凡王国维生前编订的集子如《观堂集林》、《静安文集》等，一仍其旧，而属于后人补编的如《观堂别集》、《静安文集续编》等，则不以“集”为准，而是根据其内容和著述时间，另行编纂。如此，既尊重了王国维的原意，又融入了编纂者自己的理念。譬如《观堂集林》有多种版本，但经过王国维编辑审定的只有密韵楼20卷刊本，而后来的24卷本则是罗振玉、赵万里等后人增补而成。如此，《观堂集林》实际上有王国维自定本、罗振玉增补本和赵万里增补本3种版本的不同，“全集”以王国维自定20卷本为底本，同时将王氏后来所作的修订以校注的形式标识出来。如此既从旧从初，但也不拘于旧版的局限，完善版本的内容。为了让王国维的集外文既以类编排，又不失“集”之意义，“全集”将第14卷编为《静安文集》、《观堂集林》之外的单篇诗文专卷，下分文编、题跋批语编、诗编、词编、附编6类。而每类之中，大体按撰述年代排序，按时查阅，颇称其便，亦大体可见其思想与学术递嬗之轨迹。编纂者对所收录的文章一一考订其撰述年代，并将其与相关史事结合起来考察，略述其意蕴，实际上是将编纂者的学术创造也融入其中了。“全集”第2卷收录了王国维诸种戏曲研究著作，其中《优语录》有“《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本”与“《盛京时报》本”两种版本。前者共50则，因刊于《国粹学报》，故流传较广，罗、赵两本遗书均收录其中，而后来刊发于《盛京时报》本中的《优语录》则一直未受到全集编纂者的关注，《盛京时报》本分2卷，共91则，内容涵盖了《国粹学报》本并有所增补，结构也有所调整，此次谢房本全集在完整收录《国粹学报》的基础上，将两本对勘，删去重复，存42则。虽非王国维原刊之旧，却更具学术意义了。至于第15卷对诸多书信系年、内容的考辨，就更是属于编纂者的学术创造了，因为王国维的书信多署月日，有的更是只署日，甚者连日也不署。如此，要将书信准确系年，就需要全面考量王国维与书信接收者的关系，并根据书信的内容与相近似的其他书信互相对勘，才能大致考证清楚。第15卷主编房鑫亮为此付出的艰辛劳动是值得敬佩的，这种细致的学术考辨不仅嘉惠学林，而且堪称王国维功臣了。④

     三、“全集”增补文献与王国维心态新证

     “全集”增录的若干文字，为勘察王国维的心态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附录卷增入两篇袁嘉穀的回忆文章：《我在学部图书局所遇之王静安》、《王静安国维别传》，侧重追忆王国维在晚清学部图书局的工作与生活以及人品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献价值。袁嘉穀《我在学部图书局所遇之王静安》一文原为1928年6月27日在东陆大学的演讲稿，由张连懋记录，并经袁嘉穀校订，后来收录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袁嘉穀文集》第3册中。作为晚清学部编译图书局的局长，袁嘉穀与王国维有3年的同事之谊，这段具体经历，王国维很少提及，罗振玉也只是一笔带过，而王国维去世后的大量文字基本上出自王国维中年特别是晚年交往的友人与学生。在这种背景之下来看袁嘉穀的讲演和传记，确实弥补了王国维生平中的重要一环，因为论仕履，这才算得上王国维的第一份正式的职业。其他的追忆纵然很重要，但因为相处时间相近，不免有较多的错杂的内容。若袁嘉穀所述，乃出于亲见亲闻，又是补他人所未备，其意义因此格外值得重视。

     王国维初仕学部的心态究竟如何？是欣欣然于仕途奔走，还是墨守书生本色？如果以王国维后来的经历在猜度他这一时期的心态，当然未尝不可，但毕竟属“猜度”了。读袁嘉穀的文字，则可以将这一份猜度坐实了。据袁嘉穀所述，王国维在学部任职时，曾兼任总务司行走，总务司是办理日行公事的部分，用袁嘉穀的话来说，乃是“仕途要路”，为很多人艳羡的职位，结果王国维只是去了一日便告诉袁嘉穀，表示只愿意编书，而无意做官，因为编书的职业所得的薪水已经足敷应用。王国维在解决基本的生活问题之后，便不愿意再做自己不感兴趣的事了。王国维的“超卓”给袁嘉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谢房本第14卷为王国维自定专书之外的诗文合集，《文编》中收录了王国维《论政学疏稿》、《筹建皇室博物馆摺》、《劾大臣不明事理疏》、《敬陈管见摺》4文，对于全面考察王国维在南书房行走任内的心态历程，提供了重要资料。其中《论政学疏稿》虽然部分内容已经先见于罗振玉的《王忠悫公别传》一文，但并不齐全，而且是罗振玉删订之本，“全集”将王国维原摺收录，更可见王国维初衷之所在。从这些上疏或奏摺来看，王国维一方面表达了自己被置于侍从之列的感恩与“报称”之心，另一方面，也可以窥见王国维所谓报称，更多地集中在关乎溥仪一人之安危，以及读书游艺之事，而非如郑孝胥、罗振玉之类抱有强烈的复兴大清的梦想，并致力于筹划其事。即使在溥仪被冯玉祥军队赶到日本使馆之后，王国维虽然也有将溥仪视作“中国将来之共主”的例话套话，甚至引用《檀弓》中的“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希望溥仪一日三复之，以不失时机，重图大业。但他对溥仪的建议也就是“每日须读书一二时以颐养心神，运动三四刻以操练身体”，并送去《后汉书》和唐代陆贽的《奏议》，用备“御览”。从王国维的诸种奏疏来看，稳定小朝廷内部，确保溥仪的安全，丰富溥仪的学养，成为王国维言说的主要内容。至于复兴清室，王国维极少涉及，更没有为之奔走的经历，可见王国维对于“南书房行走”的准确定位。与其他“遗老”相比，王国维背后的那根辫子确实更多地带有精神自慰的意味而已。

     事实上，王国维秉持的这种观念是很早就形成了的。譬如在1912年完成的《清真先生遗事》中，王国维一方面提到周邦彦确实曾写过给蔡京祝寿的诗歌，但认为周邦彦并非带有因此仕进的企图。王国维说：“(周邦彦)其赋汴都也颇称颂新法，然绍圣之中，不因是以求进。晚年稍显达，亦循资格得之，其于蔡氏亦非绝无交际。盖文人脱略，于权势无所趋避，然终与强渊明、刘昺诸人由蔡氏以跻要路者不同。”[3]王国维对周邦彦的分析，实际上反映了王国维自己的政治态度。

     四、“全集”的若干不足及后续文献的寻访

     也许全集的编纂总是伴随着遗憾的。粗阅之下，发现谢房本也有若干错误。如第1卷《静安文集》的书影，注云：“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年)初版本《静安文集》，海宁市图书馆藏。”这一版本确实是初版本，但蓝色书影封面却是后人加上去的。如此并列于上，容易误导后人。再如第1卷《人间词话》书影，一幅为手稿，另一幅标注为“朴社一九二六年版《人间词话》”却属张冠李戴了，实则系徐调孚的《校注人间词话》，而且书影也非徐调孚的初版本。俞平伯标点的朴社版《人间词话》，其实在国家图书馆就有收藏，像“全集”这样的大工程，自然应该收集最早或者最重要的版本书影。如此错勘，有些匪夷所思。再如“全集”第12卷“点校说明”提及王国维的“《传是楼藏书志》”，则明显为《传书堂藏善本书志》(又名《密韵楼藏书志》)之误了，或许是将此书与徐乾学的《传是楼藏书目》混淆了。又，王国维从1916年至1927年断断续续从事了11年的《水经注》研究，而第12卷统计时间却说成“八九年”。书信卷第275页注“冯友”为“罗振玉家仆人”，其实应是“王国维家仆人”，不免误注了。这些错漏固然不是很大的问题，但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全集编纂之难，古今同患。即书信卷，虽较中华书局1984年版《王国维全集•书信》增添许多内容，但实际遗漏或有待寻访的书信一定不少。笔者2009年去国家图书馆访书，在无意翻阅日本刊刻王国维某著述之中，亦曾发现零散夹存其中的7通王国维致沈曾植手札。[4]又2011年11月在上海拍卖王国维致罗叔平手札一通，谈及有关中华书局对《切韵》一书的估价、彩印、装订、运输诸事，对照谢房本全集均未收录。又据王国维致许家惺信可知，王国维在任职《时务报》时曾替报馆及汪康年撰写大量书信，这部分书信当然难以一一追索，或者说这些书信也未必有多少价值，但散落在《时务报》中的若干出自王国维手笔的文字，或许有一定价值。王国维在致许家惺信中说：“弟所办事，除删东文、校报外，尚须写信(此事阁下订定时已言及)。或代作文及复校书籍(及又须代翻译作表，及五十六、七等期‘论说’中之表亦弟所作)。”又云：“弟近来事较多于兄所言数倍，唯改东文事略减，而写信反为弟专职(穰先生之信大半归弟写，伊自写甚寥寥)。……又须代作文，此事不多，至今共四五篇。”又云：“……辱厚爱，为弟荐于顿公，嘱撰《日报》‘论说’，感激无似。”[5]顿公即汪大均，参与创办《时务日报》。则《时务日报》上的“论说”栏目，也有必要甄别一下有多少是出自王国维的手笔。另外他代汪康年撰写的文章，是否也曾刊发于《时务报》？如果能将这些文字辑录出来，也可以部分地看出早期王国维的思想特点，其价值当然是不可忽视的。此外，谢房本全集第15卷排列书信，不取中华版“书信卷”按时间编排的模式，而是在大致以时代为序的前提下，以通信对象为次。这样将与同一人的通信集结一处，王国维与某人之间的交往过程自然是可以看得较为清晰的。在进行学人关系研究时，这样的编排方式提供了很大方便。但窃以为原中华版按时间编排，可以更充分地展现王国维的生活、学术、思想、情感变迁的轨迹，而且相近时间与不同人的通信，往往所涉话题有彼此交叉之处，正可彼此对勘。而“诗文编”特别是其中“文编”按时间编排，反而不如按照内容来编排更便于阅读，因为学术不同通信，学术的归类更具有学理意义。或许每一种编排都难免顾此失彼的吧。

     关于书信，仍有一事可议。王国维在与若干学人特别是罗振玉的通信中，因为多涉及时人——如1917年张勋复辟前后诸人，臧否不一，出语甚至有峻急者，出于安全及隐私考虑，常对人名进行处理，往往以某历史人物的姓名、字号甚至地望来代称。如以“横渠”(张载，世称横渠先生)指代张勋，以“孺子”(东汉徐稚字孺子)指代徐世昌，以“对山”(明代康海号对山)指代康有为，以“大树”(东汉冯异号大树将军)指代冯国璋等，皆取其姓也。而以“黄楼”(苏轼所建城楼，在徐州)指代时在徐州的张勋，以“方朔”(西汉东方朔)指代日本，等等，也是喻指之例。此在通信双方自是不言而喻，而在后人则不啻猜谜，甚费周折。书信卷虽然在代称初次出现时在注释中予以说明，但读至他信，再回看注释，不易查找初注页码，书信卷如果能在卷末编一人物与代称对照表，则于读者而言，功莫大焉。

     据袁嘉穀之文，可知在图书局时，王国维与袁嘉穀曾一起编过一本名为《诗经古谱》的书，该书现在也是不知踪影的。袁嘉穀在《王静安国维别传》中也说到王国维3年学部的工作主要是“译欧籍，编词史”，其中提到的编纂词史似乎应该引起重视，因为王国维的纂述《词录》、辑录《唐二十一家词辑》、撰述《人间词话》，其宗旨应该是指向词史编纂的，这就好像王国维先后完成《优语录》、《唐宋大曲考》、《曲录》、《古剧角色考》等戏曲著作，最后形成《宋元戏曲史》一样。因此，袁嘉穀虽然随文提及，倒是极有可能的事情，起码可以将其列入待访书目之中。王国维在学部主要编哲学书，并修订过魏译的《亚洲地志》。这些哲学书自然也可进一步寻访。又据袁嘉穀之文，王国维学部还曾作了不少歌曲，譬如他曾作过一首暑假歌：“广庭寂寂日行天。参差树影圆。朝朝挟策学堂还，如今又半年。从此日，得休闲。迢迢一月间。北窗且自理陈编。清风入几筵。”这是见诸袁嘉穀追述中的一首，而且曾经部颁全国，已经收集到谢房本全集的诗词集中去了。袁嘉穀明确说“他作的歌亦不少”，如晚清时，学部也曾创制过国歌，张之洞要求学部人员都来参与，王国维也作了一首，而且被袁嘉穀评为“最畅”，只是因为写得太长，不方便记诵而未被采用，现在是否也可以试着访求呢？

      再如关于对联，王国维所撰也不少。其同学好友沈纮1918年病逝于伦敦，王国维撰联“壮志竟何为，遗著销烟，万岁千秋同寂寞；音书凄久断，旧词在箧，归迟春早忆缠绵。”又代罗振玉撰挽联云：“问君胡不归，赤县竟无干净土；斯人宜有后，丹山喜见凤凰雏。”1922年沈曾植在沪上去世，王国维撰有挽联云：“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照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己，要为天下哭先生。”等等。这些对联散见于不同的文章中，自然可以列专类收录。有些对联虽一时未见后来著述转载，但若有线索可寻，也不妨用心追踪。如王国维在仓圣明智大学主编《学术丛编》之时，出于应酬，也撰写过寿联。1922年，爱俪园主人夫妇合办百卅合庆，一时权贵如时任民国总统的黎元洪、退位的宣统皇帝等纷纷赠礼致贺，相关的诗歌、对联、书画更是不胜其数，“文人方面，连沈寐叟、王静安等挺清高的，也有对联送来”。[6]王国维撰写这幅对联应该是确有其事的。庆贺活动过后，主事者曾将所有的诗文书画编成8本《寿言》。王国维所撰对联应该即收录其中。《寿言》的印数和发行自然是极为有限的，但天地间若尚存此书，则稍加寻访，或有意外之喜的。1923年7月，王国维已入值南书房，又曾撰联“书亥人应来绛县，复丁篇拟续黄门”以贺哈同与迦陵双寿。⑤1924年3月11日撰联“奁中应有来禽帖，案上新成博议书”以贺蒋汝藻之子蒋穀孙之吉期。⑥1926年1月下旬致信袁励凖，附联“世乱春秋文愈治，岁寒松柏意常青”贺其50寿辰。这些对联固有应酬的成分，但也有“尚不坠寿联俗套”⑦者，作为一种创作，也有收集整理的必要。

     总之，谢房本全集的编纂，无论在搜罗范围上、版本校订上、学术考辨上，既充分吸收已有文献及学术成果，又包含着编纂者的学术创造，确实代表了目前王国维全集编纂的最高水平。“全集”夯实了“王学”研究的基石，也必将推进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全面发展。但王国维太渊博了，他一生笔耕不辍，涉及和研究领域数度变迁，这使得在“王学”研究领域中的学人，也可能是互相隔膜的。这也就意味着有关王国维全集的编纂既需要勤勉的收集整理，更需要不同专业人员的通力合作，才能更全面更精准地提升全集编纂的学术含量，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

     注释：

     ①相对罗本，赵本不仅在收罗范围上较广，而且在文字上有订补，多补罗本之未备，但也有将罗本收入的《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后村别调补遗》等刊落在外者，在卷别上也有重新调整。即使同名的《观堂集林》、《观堂别集》，在所收篇目和版本上也有不少差异。

     ②参见章义和点校《两汉魏晋乡亭考》的版本说明，《王国维全集》第11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48页。

     ③关于《静庵藏书目》的情况，可参见拙文《〈静庵藏书目〉与王国维早期学术》，刊《复旦学报》2010年第4期。

     ④虽然不少书信的考辨已先见于吴泽主编，刘寅生、袁英光编的《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中，但谢房本全集收录的书信数量更多，相应地考证的难度也倍增。何况还包含着对中华版书信卷若干错误系年的纠正。

     ⑤转引自1923年7月末王国维致蒋汝藻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723页。

     ⑥转引自1924年3月11日王国维致蒋汝藻信，《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748页。

     ⑦1926年1月下旬，王国维致袁励凖信。参见《王国维全集》第15卷，第8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