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于中国近代人物现代化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学界的一个热门课题，相关的论述著作也不断出现。其中，虞和平先生主编的《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以下简称《张謇》），就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于2004年12月出版的该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全书共分9章，论述了张謇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系列贡献和影响。与同类著作相比，《张謇》一书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面貌。 

一、          定位合理、主题明确 

研究历史人物，首先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要研究人物的历史定位问题。张謇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非凡的人物，自然也一直受到各方面的关注。而正如《张謇》一书在“序”和“前言”里指出的那样，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们对张謇的认识可谓一波三折，评论也是形形色色，褒贬不一。早在张謇在世的时候，当时的新闻界就称其为“中国大实业家”，盛赞其考取状元后离仕途而办工厂的旷古之举和为了救国救民而敢于改变重官轻商传统观念所起的表率作用。张謇去世不久，胡适又高度评价他为近代中国“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三十年的开路先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谈论中国的民族工业时，再次指出，“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肯定了他在民族工业发展历史上的贡献和地位。此后，随着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开拓，对张謇的研究也逐渐扩展到各个领域。但由于受到政治时势的影响，一些论者对张謇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在肯定其某些客观进步意义的同时，更多的是批判其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封建主义和家族主义等落后思想。甚至有人认为张謇并不懂得经济，因此在农商总长任上无所作为。对于张謇的政治活动，除了少数论著对其“改良主义”的进步性和保守性及由主张立宪向支持共和的转变，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评论之外，大多数采取了一味批判张謇的保守性的立场。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这些褒贬轩轾的评论和观点呢？《张謇·序》强调，“对于历史人物的评论，最重要的是要用历史的尺度，把他放到当时的历史阶段和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要把握他最主要的历史贡献和影响，并以此界定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总结他最有现实价值的经验教训”。这也是近年来学术界一直在倡导的严谨的治学立场，即要努力地回归历史和还原历史，进而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实现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之同情”。从张謇这个研究对象来说，作为一个近代中国开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过渡性前驱人物，他的身上不可避免地既有现代社会的元素，又有传统社会的遗留，因此对他的认识就更加不易。新时期以来，一些学者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前提出发，对张謇进行了重新的思考和研究。特别是本书的作者之一、著名学者章开沅先生，多年来对张謇进行了持之以恒的研究，并且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正是在严谨的治学思想指导下，以及对相关历史资料和前期学术成果进行全面把握和充分汲取的基础上，本书将张謇定位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并以此为主题对他进行了深入、全面地研究，力求给张謇以实事求是的评论和应有的历史地位。 

《张謇》一书认为，张謇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为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进程做出了贡献：第一，张謇顺应和推进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在清末民初，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急剧的转型时期。张謇作为这一时期一个身兼多种角色的代表性人物，领导和参与了当时诸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变革。他同情和参与过戊戌变法运动，策划和支持过立宪运动，组建和领导了江苏咨议局，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时期，他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从立宪的立场转向拥护共和，这些无一不表现出对时代潮流的促进和顺应。他为了救国救民，在考取状元后毅然弃官从商，提出“实业救国”的主张，成为中国最早的大儒商，改变了沿袭千年之久的重官轻商传统观念。第二，张謇提出了不少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思想主张。他在清末民初的变革运动中提出的“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思想，以及“棉铁主义”、“开放主义”、“村落主义”、“民办官助”等主张，虽然不能说是近代中国寻求现代化进程的正确道路，却也为这一过程做出了积极和具体的探索和尝试，其社会经验和历史价值值得重视。第三，张謇做了许多开创性的现代化事业，在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进程中处于先导地位。他一手创办的“大生模式”，推进了近代中国企业的股份制度，创建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大型农垦公司和企业集团。他创建和开设了一系列具有现代化色彩的文化和教育事业，例如师范学校、纺织学校、博物馆、新式剧院等，以及体育场、公园、幼儿园、养老院等公益和慈善机构。他还是近代中国社团的最早提倡者和实践者之一，最早提出了设立商会和农会，参与组建了预备立宪公会、江苏教育会、中国教育会、劝业研究会等政治、经济和教育社团。第四，在张謇身上，较好地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历史性统一，突出地体现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转型特点。张謇从晚清状元、改革思想家到资本主义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身份转变，集中反映了传统士人向现代化思想者和实践者转化的曲折行程和心路历程，也凸显了其所处的时代精神。 

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概括，《张謇》一书为读者基本勾勒出张謇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和实践。而作者重点考察和论述的张謇具有现代化意义的言行、地位和影响，既可以让本书主题明确和脉络清晰，也容易让研究有所突破和创新。实际上，本书在张謇现代化思想的渊源以及特点，他的企业经营模式和行政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制度变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价值，以及他的社团思想的现代化因素和地方自治活动的区域现代化意义等方面均有所涉及，而在作者言简意赅的表述后面处处不乏创新之见。例如，作者在第三章“创建大生资本集团”中，通过对张謇一手创办的“大生模式”进行分析，考察其在企业产权关系明晰、依靠股份公司制度兴办社会化大生产、建立公开而严明的企业管理机制、按资与按经营劳动相结合的利润分配制度、重视市场营销的经营方针、实施重视人才开发与管理，重视新式教育的发展战略、从实际出发的劳动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对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有着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再如，第四章“张謇的盐业改革思想和实践”，不仅展示了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侧面，还重点考察了张謇重视、善待劳动者的思想观念，这其实也是现代经济管理中以人为本思想的最早体现。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对张謇现代化思想和实践中所体现出的内在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应该是张謇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却在以往的很长时间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本书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不仅是全书的一个亮点，更可以为当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颇有价值的借鉴之处。  

二、提出命题、进行思考 

当前，学术界对现代性叙事的思考仍然面临许多问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究竟是只有一个现代性——即西方的现代性道路，还是有各种各样的现代性——即不同的国家有适合自己国情的独特的现代性道路？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学者对“五·四”以来的激进的中国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反思。他们认为，这种激进的现代化道路导致了许多问题的产生。而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于西方现代性思潮不加反思的全盘承接——同时也是对于民族遗产和传统过于简单的告别，即将“传统”和“现代”过于僵化地“构造”成一组二元对立的关系，而忽视了其间的互动和转化。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正是基于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才写出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将西方的现代化经济发展和其独特的思想文化传统联系起来。近年来，在学术界又掀起了一场对文化政治的关注，认为一个完整的现代民族国家，必须是一个拥有自己成熟的文化传统的国家。那么，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上，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内在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呢？ 

张謇作为 “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他必然要解决内在文化传统和外来思想文化的矛盾问题。让人佩服的是，张謇很好地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思想文化有效地融合在一起，把一些传统思想运用于自己的各项现代变革之中，并富有成效。张謇创办各种企业主要是为了富国强民，他在创办第一个企业大生纱厂时，之所以取名“大生”，就是取儒家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涵义，并以“衣被所及遍我东南”自勉。此后，他所涉及的各项具有现代化意义的变革事业，“亦离不开此宗旨”。张謇在进行各种现代化探索的同时，也始终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思想，从而尽到“儒者应尽的本分”。正如《张謇》一书所明确指出的：“张謇虽然长期受传统文化陈腐思想的束缚，然而并非食古不化，他在转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颇能利用自身传统文化的素养。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精神资源，其中有些价值体系的合理核心是可以超越时代的。”实际上，正是张謇将传统的儒家经世思想和现代化诉求有效地结合起来，才成就了他的卓越。同样的，也正是因为在张謇身上的传统遗留，造成了他在一些现代变革运动之中思想和实践的犹豫和不彻底。但是，长期以来，评论者过多地注意到了传统思想在张謇的现代化实践中所造成的封建主义和家族主义等落后、保守和反动性，却对其中的积极因素和进步意义缺乏重视。《张謇》一书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一反前人作法，通过对张謇的个案研究，对传统与现代的历史性统一命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作者认为，生活在过渡时代的张謇，虽然一生经历了太多的角色转换，但是骨子里却始终存在着一种“儒”的精神。而“所谓儒决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身份，它还是一种抱负，一种学养，一种情结。张謇对儒情有独钟，但对他而言，儒也并非是无法突破的坚壳，因为儒毕竟是一种文化积淀，它本身就在不断自我调适以适应世变的过程之中”。因此，“张謇带着儒的抱负、儒的学养和儒的情结进入商界，这些文化因素虽然不能直接用于企业管理与市场运营，然而却使他超越于一般惟利是图的市井商贾，而从一开始便着眼于国计民生乃至国际商战，终于成为高瞻远瞩追求社会整体革新的现代化前驱”。故而，从第一章“言商仍向儒”开始，全书就为张謇打下了身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基调，具体在各章节中，也处处涉及到传统思想对张謇的现代化实践的影响。而在全书结尾，通过比较南通自治和宛西自治，考察“儒家教养型自治”和“强力钳制型自治”的不同，又将这种思考和影响由张謇个案推广和上升到对集体、地域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发展上。 

可以肯定，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性统一命题的思考，在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撰写和出版《张謇》一书的价值之一。不过，白玉微瑕，如果说《张謇》一书还有不足，那就是对这个命题的挖掘还不够全面和充分。当然，这也需要学术界同仁的不断努力。 

三、论述严密、澄清问题 

《张謇》一书的内容结构，主要是按照张謇的言行和业绩所具有的各种现代化价值，分类设计章节，以突显主题。对此，全书分为三个层次、九个方面撰写。第一个层次论述张謇的现代化素质，其中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别论述了张謇个人的潜在现代化素质及其发展过程，他的现代化思想及其特点，重点考察了张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和对外来现代性文化的中国化改造，从而形成的中西结合、新旧结合的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第二个层次论述张謇个人的现代化事业及其意义，内中包括第三章到第六章，分别考察了张謇所从事的企业集团、盐政改革活动、各种教育活动和民主政治活动。其余章节分属第三个层次，论述张謇对社会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所做出的贡献和影响，包括具体分析他担任农商总长期间的经济体制改革业绩和贡献，参与和领导各种社团现代化活动的情况及其所产生的社会动员作用，以及对南通地区现代化建设的贡献及其所具有的区域现代化模式的意义。这样的结构安排既让全书上下层次分明，主题明确，论述严密，逻辑性和整体感突出，又符合张謇因为儒家精神而产生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另外，全书的叙述方式也非常自然流畅。在时间顺序上，它按照张謇早期、中期和晚期的社会活动依次叙述，既符合具体历史人物的个人成长和发展逻辑，又暗合了清末民初这个急剧的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整体现代化发展过程。在人物叙述上，全书注意将张謇个人的思想言论和他的具体社会实践相结合，二者对照，既可以让读者容易理解张謇进行具有现代化意义社会实践的动机和目的，也可以对他的内在思想、高尚人格和儒家精神有进一步的了解。在这样的结构安排和叙述方式下，全书虽然由诸多学者合力写成，洋洋大观约50万字，却整体划一，毫无松散杂乱之感，其材料和论点繁多，却无不运用和阐释得合情合理，并且都能为全书的基本主题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在论述张謇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所做出的贡献的同时，还对以往论者的一些观点进行了重新的评判。例如，在第三章“创建大生资本集团”中，针对以往学术界在判定通海垦牧公司经营性质上的巨大分歧，作者强调，“在这一问题上要做出符合实际的评价，需要实事求是，需要考虑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以往学者们有关通海垦牧公司性质的争议，往往没有考虑到其企业制度历史演变的阶段性特点”。同时，作者还具体列举了其他学者的论点，并从资本来源、公司经营性能、机器的使用等三个方面，对一些不当的论点进行辨析。再如，在第六章“追求资本主义民主”中，作者认为，以往的部分论述，对张謇在辛亥革命和建立民国期间的表现和贡献没有给予应有的肯定，反而将他作为一个反面人物的典型加以批判，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此有必要给以重新考察。随后，作者从“从立宪转向革命是否政治投机”、“不愿担任财政总长是否拆临时政府的台”等九个问题切入，在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分析，澄清了以往研究中的许多问题，肯定了张謇在推翻封建王朝，建立中华民国的过程中做出的重要贡献。全书类似的再解读和再评估还有很多，此处不再赘述。 

总之，《张謇》一书是全国多名历史和经济领域专家长期潜心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十几位学者共同参与的集体智慧结晶，具有坚实的学术研究基础。全书通过对历史人物张謇的全方位重新解读，对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书中各个章节的论述，有的是作者们长期研究的心得体会，有的则是在汲取了学界同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思考的结果。尽管《张謇》还存在一些不足，但是综观全书，仍然是瑕不掩瑜，不失为一部内容科学严谨、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借鉴价值的“双效”力作。正如《张謇》一书的“前言”所言：“我们群策群力，从各个侧面重新解读张謇，解读通海，同时也就是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作颇有意义的个案研究，以期为21世纪的中国现代化提供若干有益的借鉴。”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 

作者：张晨怡，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