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辉

长江会党——哥老会（或称哥弟会）诸支派，密布长江中下游的江浙皖赣鄂湘川等省大江南北的广大地区，成为中国最强大的一支会党力量。因此，对辛亥革命时期的长江会党的研究，对于正确评价中国会党，不无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青帮”不属于会党

迄今凡谈及会党，把它同一切民间秘密结社等同起来，或者是同教门如白莲诸教混淆起来，具有这种看法的人已不多了。但是，一当提到长江会党，人们往往就把以洪泽湖、巢湖、太湖和鄱阳湖之间广大江淮地区为活动中心的安清帮（又名庆帮，俗呼青帮，有人或称潘家（注：陶成章所著《浙案纪略》一书，把“潘家”当作青帮别名，实际上“潘家”仅是青帮翁、钱、潘三祖之一潘清的一支。）），作为长江哥老诸会党的另一大支，与洪门哥老诸会党混为一谈。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

安清帮（以下按习惯简称青帮）本来就不属于会党这类革命的秘密结社。关于这一点，不论青帮的代言人在民国时期如何辩护，说什么青帮的秘密结社，是以“扶明倾清”为目的，虽“道名‘安清’，实是反清，以反为安，去人猜忌”，但“终以满人防范甚严，难收伟绩”（注：逸兴馆主人：《安清之源流及其革命精神》，贾薄龄：《清谱纪略》（通义悟学社民国二十二年版））。这只能是欲盖弥彰。他们无非是要借此洗刷青帮的污秽历史，以便窃取辛亥革命反清的一分荣光。无奈青帮污秽的历史，并非“白□之玷”，而是一块无从琢磨的麻乌石！

青帮是用佛教的教义、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为掩护，在漕运船队中建立起来的为清廷效命的政治结社和反动教门的双料货。这一结社，对帮外群众保守秘密，而对于官方则是公开和合法的。青帮的建立，是由清廷大员漕运总督何立邦在雍正朝初期“奏明恩准”，由翁岩、钱坚（均为山东聊城人）和潘清（浙江钱塘人）等三名道人“各开山门，广收弟子”奠基的。建帮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分子复杂，殊难约束”的漕运船夫（注：《清谱纪略》第24、29、30、33、93页。）。这就是青帮结社的由来。

青帮的《十大帮规》严格约束成员“不准独倡异说”（注：《清谱纪略》第24、29、30、33、93页。），《十大谨遵》严格要求成员“要为国尽忠”（注：《清谱纪略》第24、29、30、33、93页。），《香堂训词》（即入帮誓词）对新入帮成员厉诫“帮规宜守，国法须遵”（注：《清谱纪略》第24、29、30、33、93页。）。所有这些宗旨和戒条，都清楚地表明青帮的反动帮会性质。

尽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外国机轮排挤了长江与运河的旧时漕船，造成了大批漕运船夫失业的极大痛苦，但是青帮却仍然严密地控制着它的每一个山堂，从来不曾有组织地参加反洋教、反侵略的斗争，更没有以团体的名义参加或者赞助辛亥革命。青帮分子在失业之后绝大多数沦为流氓无产者，甚至干着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等等伤天害理的勾当。因而青帮成为流氓土匪聚集的渊薮。至于个别分子或部分成员参加了辛亥革命，但这与青帮组织毫不相干。这是因为：一个人可以由那个阶级转到这个阶级，但那个阶级仍然是那个阶级；一个人可以由那个政治派别转到这个政治派别，但那个政治派别仍然是那个政治派别。所以终清之世，在清方镇压“会匪”的全部公文档册中，从来不曾把“青帮”列为匪类；即使个别分子或少数成员犯上作乱，或作奸犯科，也只是以别的帽子（例如痞匪、流氓、强盗等）而不以青帮的名义定罪判刑。这对青帮的政治性质又是一个有力的说明。

二十世纪初年，光复会运动会党的健将陶成章，曾对浙江的一切民间秘密结社都寄予过热情的期待，同时也对青帮作了调查，然闻风景从，如响斯应的只有洪门的哥老会诸山堂，而潘家——浙江的青帮不与焉。其他各地的青帮组织也是这样。青帮的行动充分表明它的宗旨同革命本来就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薰□不同器。把青帮这样一个御用的工具美化为革命的会党，长期地让他鱼目混珠，招摇过市，实际上也就是对长江哥老诸会党的一种玷辱，从而影响了人们对长江哥老诸会党更充分地了解，并给予他应有的评价。还青帮的本来面目，把它排除于长江会党之外，才能澄清会党这一概念的混乱状况。

长江一带，除了青帮之外，还有其他的游民无产者的秘密结社。由于伴随着农村自然经济的迅速解体，半殖民地工商业的发展与大中城市的兴起，流氓无产者的队伍也因之扩大，民间秘密结社中也就必然有流扒盗集团和其他黑社会组织的产生。例如、既为乞丐又兼盗窃的浙江“江湖团”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决不能因为这些团体处于秘密状态，从而就把它同反清的会党混为一谈。

尽管长江哥老诸会党在礼仪的繁文褥节和多少带有迷信色彩上与青帮有某种表象相似；同流氓无产者黑社会的结社，也同处于秘密状态之中，但是哥老诸会党是一个反清的秘密结社，是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革命团体，这是辛亥革命时期哥老诸会党同上述民间秘密结社的本质区别所在。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其所以要联络会党去进行反清革命，是因为会党具有传统的“反满”宗旨，并且具有接受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良好基础，以及由此而步向接受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民主革命的可能。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联络会党最初的出发点。

在孙中山先生的词典里，会党一词的含义，本来就是专指洪门诸会党的，别无其他解释。他曾经说过：“到了清朝中叶后，会党中有民族思想的只有洪门会党”（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第618页。）。论述长江会党，也就只能遵循这个已经被历史说明了的概念。

二、长江会党的迅速发展

长江会党发展的速度、规模和组织程度，在全国会党中是首屈一指的。这一情况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经济和政治的原因。

通航万吨巨轮的浩翰长江，是一条工商业交通运输的经济大动脉。帝国主义通过廉价的航运把大量商品倾注于长江中下游各省，并且通过长江水系把他们的工业品远销内地。除了商品倾销，帝国主义又大量掠走了大江南北丰富的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在倾销商品和掠夺农产品与工业原料的同时，帝国主义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在长江中下游各省市兴办了成批的公司、洋行、银行、工厂、矿山等企业，较全国其它区域进行了更巨额的投资。清政府兴办起来的洋务企业，也大多集中在这里。民族资本兴办的近代企业，又是这里居多。

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加剧了长江中下游各省社会经济的极大震荡。农村自然经济的迅速解体，农产品的商品化，沿江从苏淞太到湖广纺织等手工业的衰落，造成了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这一情况，长江中下游显得比其他区域尤为严重。另一方面，随着半殖民地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扩大，刺激了民族近代工业的产生和艰难地发展；帝国主义掠夺农产品和原料需求的大大增长，也刺激了适应这种需要的加工、包装、运输、土特产等等手工业的发展，大批工厂、矿山、铁路的创建，又刺激了相应的服务行业的兴起。这一经济生活的大改组，长江中下游较其他区域也显得尤为突出。这种经济生活的极大变动，集中表现为破了产的农村居民向城市和交通线转移。正如当时人所描述的那样：“今也实业渐兴，工厂日增，给使贫民，以供己役。始也乡野农民，惑于赁金，弃农弗务，舍野业而营市业。故近世江淮农民，远客他乡，计数十万，而上海、汉口诸埠，则人口增加，达于百万（其中商人新党不过万人，余均应其役而供其求者也）”（注：刘师培：《新政为病民之根本》，《天义报》第8——10期合刊本。）。江淮一隅，农民远客他乡的竟达数十万之多，江苏以上沿江六省，当数倍于此；上海、汉口两大城市的人口均达百万，沿江各省几十个中等城市的情况，可想而知；至于集中到小城镇和交通沿线的人口，又不知凡几。长江中下游半殖民地社会经济超越其他区域的虚假繁荣，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大改组，是各种民间秘密结社特盛的症结所在，更是长江哥老诸会党以最大规模和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长江会党的迅速发展，还有其它一些独特而重大的政治原因。

从太平天国挺进湖广、定都天京直到败亡，前后在长江中下游盘踞和活动了近十二年之久。当时活跃于沿江省份的洪门天地会众，“大半附之而去”（注：王定安：《湘军志》（曾军第二）第1——2页。）。太平天国先后败散的上百万大军的革命战士，大多流落在沿江各省，这就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此后长江的洪门天地会，便正式改名为哥老会（亦称哥第会）。改名号的大事，决非无意之举。这多少表明了：长江哥老诸会党，已深深打上了太平天国“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思想烙印。太平天国革命，为此后长江会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无视太平军对长江哥老诸会党迅速发展的重大影响，反而归之为裁减湘军的结果，那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初年，沿江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传教士侵华罪行斗争的风暴，是长江会党迅速发展的又一原因。当时人所说的“迭次教案，固非悉由彼辈酿成，而加盟者正自不乏”（注：邹鲁：《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2册，第38页。），这确是事实。在斗争的实践中，逐渐地把反对外国传教士的侵略罪行，同反对清政府投降卖国活动紧密地结合起。这些斗争又有力地促进了哥老会势力的进一步发展。

长江会党的大发展，是在二十世纪初年开始的。

如果说义和团运动期间，无论是淮北、鄂北、川北和中原地区都处在白莲教的影响之下，那末在义和团既已失败之后，白莲教在上述地区的影响便迅即消失，很快地被哥老诸会党所接替。例如孝义会、江湖会在鄂北川东豫南迅速发展，川北则进入了袍哥的极盛时期，并且在中原地区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即使是白莲教原先活跃的山东、直隶，也开始出现了哥老会的踪□。当然，华北地区的教门白莲教诸教派的日趋式微和会党的出现，主要是中日甲午战争与义和团运动以后社会经济迅速变化的产物，也有两次民族战争的政治因素，但长江会党的影响也不失为重要的推进力量。

长江会党的迅速发展，与反对清政府新政的抗捐抗税斗争紧密相关。长江中下游，不仅是清政府田赋的主要来源，也是大宗工商财政税收收入所在。“新政”的推行，对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了最严酷的罗掘和搜刮。由于这里是全国立宪派的大本营与活跃地区，他们从“新政”的更张纷扰中，大大地扩大了他们在地方的绅权。沉重的负担，最终都落到了劳动群众的肩上。这一严峻的现实，下层劳动群众自然只有依靠进一步发展秘密结社来相抗衡，这当然就又加速了长江哥老诸会党的发展。长江一带下层人民反“新政”的抗捐抗税斗争，在实践中已把反官府和反地方绅权自发地结合起来。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反抗斗争的特点。江浙的反学捐，捣毁学校和自治公所；两湖地区反对官府和地方绅商狼狈为奸，囤积居奇粮食的抢米运动，就是这一突出特点的生动说明。

长江会党的发展，还表现为组织程度的迅速提高。这一方面也走在其他地区的前列。秋瑾烈士生前主持的大通学堂，集浙江全省会党首领共聚一堂，密谋起义，虽因徐锡麟在安庆刺杀皖抚恩铭中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导致浙江起义计划中败，但全浙江会党联合行动之志可嘉。在湖南，华兴会创建人黄兴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组织起来的同仇会，人数号称十万之众，虽然当时举义的计划受挫，但是却为以后洪江会的发展与萍浏醴起义创造了条件。川、陕、鄂、豫、毗连地区的孝义会和江湖会，分别联合了分散的大小山堂，成为有数万之众的统一行动的队伍。这样的组织程度在当时的会党中也是罕有的。

长江会党的斗争水平的提高，也是非常迅速的。萍浏醴会党起义军首领龚春台对同盟会革命纲领的衷心拥护，与自动投奔起义军的同盟会员蔡绍南、魏宗铨的精诚合作，以及起义计划部署的相当周密，纪律的严明，军容的整肃，都表现了出众的创造精神。鄂北江湖会，在老河口响应萍浏醴起义时，被官府搜出了预制的称帝的旗号，但不出五年，在响应武昌首义中，竟表现了充分的民主精神，光复了鄂西北襄阳、陨阳二府的广大地区，其进步之速，出人意表，不可多见。

毫无疑问，长江会党的迅速发展，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指导密不可分。没有这个条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不容否认，长江中、下游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联系，也赋予了长江哥老诸会党能较好地接受指导的素质。

三、如何评价长江会党

一九二六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曾对当时的秘密结社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奥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注：《毛泽东选集》，1966年横排本，第1卷第8——9页。）学习这段精辟论断，应当领会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应当把这个现成的结论生搬硬套到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研究上。这个结论对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研究有指导意义的一面，但也有不曾完全概括的一面。这是因为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时移势易。假如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去搬用现成的结论，那只能是对历史的不严肃，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尊重。

长江哥老诸会党有它的演化过程。袁世凯窃国后，首先严厉取缔和残酷镇压会党。湖北、江西等省军政府也发布了禁令，充当帮凶，致使长江会党精英损失殆尽。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首先在下层劳动群众中间失去了曾经有过的吸引力；过去追随这一方案的会党失去了前进的政治方向，因而平昔叱咤风云的长江会党，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活力，并随着辛亥革命不断的败北，相应地逐渐失去了下层劳动群众的信赖。当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对工人、农民进行阶级发动和组织的时候，他们获得了解放斗争新的组织形式，大多纷纷进入了自己的工会和农会。这样，就只剩下破产了的农民和失业了的手工业工人这些游民无产者，和未觉悟的工农分子仍借助旧时的秘密结社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去谋求他们的生活出路。这就是辛亥革命后到一九二六年间长江哥老诸会党所经历的演化过程。

长江中下游的青帮，也有它自身的演化过程。由于上世纪长江运河漕运的衰落，失业了的漕运船工，仍保留着以为清王朝效力为宗旨的青帮结社，但在清王朝既已覆灭之后，便失去了他原先的政治属性，同演化了的长江哥老诸会党（俗称红帮）走向了一致。他们成为长江帮会的一对难兄难弟。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收买拉拢青、红帮头目，利用帮会的破坏性为他效命。从此，尽管青红帮的普通成员是游民无产者，生活最不安定，很能勇敢奋斗，如引导得法，可以变为革命者，但这种结社的组织性质已经变为反动。这又是毛泽东同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以后的新变化。

历史是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只有严格遵循在一定历史范围内，对具体问题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分析，才能打开正确评价长江会党的门栅。

辛亥革命时期长江哥老诸会党，并不象一九二六时那样是游民无产者的集合体，当时就不乏这样的记载。《新世纪》杂志曾有人著文论及：“证诸近年长江一带之哥老会，凡在通商大埠之劳力者莫不入党”；“长江一带，凡充当兵丁之人，亦大半来自会党”（注：反：《去矣，与会党为伍！》，《新世纪》第42期，1903年4月11日出版。）。当时调查和运动会党的日人平山周也说过：“（萍醴）矿夫多属哥老会、洪江会”（注：（日）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四月第二版，第79页。），朱执信在一九二○年还说；“所有秘密会党主要分子，还是现在做工或做过工的多”（注：朱执信：《没有工做的人的“生存权”和“劳动权”》，《朱执信集》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版，第691页。）。学习毛主席作社会调查的方法，作点历史调查，就会发现：辛亥革命时期的长江哥老会诸会党的绝大多数成员，大多是或少有产业，或已有职业和工作的下层劳动群众。

要正确地评价长江会党，就得提防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偏见。朱执信说得好，“会党本来没有区别收工人，收土匪流氓的，……但是社会上一般人看见做工的，没有觉得他是会党，就不怕他。看见流氓土匪，以为是会党了，就怕起来了”（注：朱执信：《没有工做的人的“生存权”和“劳动权”》，《朱执信集》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版，第691页。）。这段话对传统偏见作了深刻而又形象的揭示。会党是一个反清的政治结社，虽然他的绝大多数成员是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新军和防营中的士兵，山泽的农民，独劳小业主和潦倒落拓、奔走江湖的小知识分子等下层劳动群众，但也不拒绝少量立志反清、弃旧图新的流氓土匪和地主入党，这并不影响或改变团体的主要成分，决不能因此而对它加以歧视。

由此可见，把长江会党视为流氓的团体或者夸大它的游民成分，那是不正确的。至于撇开会党中起决定作用的广大城镇下层劳动群众这一主要成分，把会党说成是农民的秘密结社，这也不切合当时的实际。

弄清长江会党的主要社会成份，对于那些主要成份所带来的多边社会联系进行考察，是说明长江会党在辛亥革命中重要地位的又一关键。

长江会党，有一定数量的农民。但是农民是跟随着城镇见多识广的苦难弟兄走，而不居于主导地位。城镇下层劳动群众曾经来自农村，又同农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长江会党成为农民自发反抗斗争的组织者；农民也成为下层市民反抗运动的积极参加者。纵观辛亥革命时期长江中游的群众斗争，很少单独的农民运动；斗争形式绝大多数也是农民同城市下层群众合力举行城市暴动和起义。这类斗争的□起，就造成了清统治者终于避免不了瓦解和鱼烂的局面。但是，在会党中起主导作用的城市下层劳动群众，毕竟又是离开了农业生产的劳动群众，他们又必然主要是根据切身的利益去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在资产阶级革命党没有决心、勇气和能耐发动农民的情况下，会党也就只能零星地自发反映农民的土地要求。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会党成为城乡下层劳动群众自发斗争汇合的触媒，从而会党便充当了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松懈联盟的纽带。这是长江会党力量的所在之一。

相当数量的清朝新军和防营士兵，是长江会党的另一重要成份。这是清王朝君主专制制度大厦的支柱行将摧折的信息。在唐代总结出“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民术之前，春秋时代就提出“夫兵犹火，弗戢将自焚”的治军经验。然而统治者并没有因此变得聪明起来。反动统治者越是腐朽，就越是乞灵刺刀维持秩序。事情的结局往往是这样：一旦革命危机成熟，反动军队中与统治者处于阶级对立而觉悟起来的士兵，总是反戈一击致强敌于死命的冲刺力量。由于新军装备比较精良，所以成了会党渗透的主要对象。会党渗入新军，给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起义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关于这一点，主要是两湖特别是湖北的会党，作出了最有成效的贡献。当张之洞建立湖北新军之初，在科学补习所的革命知识分子投军的同时，经会党首领输送成员入伍的“新货”尤多（注：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第3——4页。），此后，从一九○七年起，共进会在长江各省发动会党的实践中，终于找到了通过会党的渠道进入新军兵营。如果说，同盟会总部在华南等地发动的起义，走了“由注意会党而及防营，复由防营而及新军”的历程，那末共进会则是由会党而进入湖北新军，走在前头。这除了湖北共进会的努力外，湖北会党的积极活动也是重要的因素。由于有从社会到军营中会党分子的发动，才推动了新军士兵中同会党毫无联系的清一色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避免了单纯军事冒险，而打响了武昌首义胜利的枪声。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就赢得了湖南的率先响应，和湖北各属的光复。在防营中，会党的发动工作比较薄弱，但是也功不可没。他们或者像湖北老河口巡防营那样参加了光复襄阳的义举；或者像长沙巡防军那样临阵拒绝同起义的新军作战。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会党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策反新军和防营的重要桥梁之一。这是长江会党力量所在之二。

总之，只要弄清辛亥革命时期长江会党的阶级构成，了解它的发展进程，并从他的主要社会联系去说明长江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就能打开正确地评价长江会党这类秘密结社的秘密。

文章出处：《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5期，第102—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