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文典

    在近代广西会党的反清活动中，“女流造反”乃常有之事，其中还涌现了不少著名的女首领。她们独自成军，各有根据，雄踞一方，勇猛战斗，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近代广西会党起义的特点之一，也是会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很有探讨的必要。

一

    活跃于广西的会党，虽有三点、洪门等名称，但都属于天地会组织。从现有的资料考察，至迟在十九世纪初年，天地会的反清活动已在广西出现，（注：据民国《邕宁县志》卷36《兵事志》：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宣化地区有沈惠平、苏义兴等纠众起义，“称万户侯”。）而且很快遍及全省各地。（注：据道光元年（1821年）刊印的《乡约条规》反映：当时桂东北的灌阳、恭城、贺县、阳朔，桂西北的思恩、宜山，桂南的玉林以及腹部地区的荔浦，上林等州县，都有天地会的反抗活动，数以百计的山堂首领被捕杀或流放新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社会的激烈变动，反清起义更趋激化，先是雷再浩、李世得起于桂北，继之有陈亚贵起于武宣，张嘉祥、苏三相起于贵县、横州，朱洪英、胡有禄起于湘桂边区，湖南李沅发进入桂北，吴凌云起于新宁州，颜品瑶起于宣化，等等。他们与起义于桂平的太平天国革命互相呼应。随之而起的还有一批威震一方、名传遐迩的女首领，邱二嫂与苏三娘就是其中的姣姣者。

    邱二嫂，贵县桥圩客家人。原在圩镇摆卖糖果为生。道光末年，竖旗聚众起义，以周良佐、马耀宗为军师，联合黄亚左、黄亚右、刘成康、徐亚云、麦二等，纵横于贵县、桂平、武宣、来宾等地。时年三十许。“每打仗，头扎洋巾，骑马督阵”，勇猛异常。（注：参看光绪《贵县志》卷六，民国《贵县志》第五编，以及光绪《堂匪总录》卷九。）1850年（道光三十年），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在金田团营时，她曾率所部二千人谋与太平军联合。后因意见相左，复率所部回贵县。（注：参看韩山文撰、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以及拙著《太平天国人物·苏三娘》。）1851年6月（咸丰元年五月），与刘成康、黄亚左等率众万余人，大败贵县团勇，攻占覃塘圩，旋向石龙转进。10月6日（闰八月十二日），复与武宣、贵县团勇对战于上黄、梧山村，不幸中炮落马，死于梧山村头。（注：据咸丰元年闰八月二十七日赛尚阿奏，见《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苏三娘，姓冯氏，广东高州人。原随丈夫营酒饭业。因丈夫被人谋害，遂入广西，时年二十左右。不久，与活跃于横州博合圩的天地会首领苏三相结为夫妇，联合张嘉祥、谢刚殿、李士昌等发动反清斗争。张嘉祥旋叛变投敌，李士昌、谢刚殿先后战死，苏三相亦被灵山县练勇杀害。三娘不屈，收集各部健儿，竖起“为夫报仇”旗帜，独成一军，与地主团练对战于横州、灵山等地。拜上帝会在金田团营时，三娘率众二千余人，渡黔江与太平军联合。从广西至江南，皆与战阵，成为太平天国著名的一支女军。（注：请看拙著《太平天国人物·苏三娘》。）

    延陵国主吴凌云之妹吴{D4239107.jpg}正，是一位鲜为人知的壮族女杰。1852年6月（咸丰二年五月），凌云以渠卢村老家为基地，“竖旗聚众”，凭借“山石巉岩，林木丛密”的有利条件，对抗官军。{D4239107.jpg}正为之四处奔走，联络山堂兄弟姊妹。10月3日（八月二十日），村寨被破，凌云率众突围。{D4239107.jpg}正双辫长垂，挥舞双刀断后，冲至寨门时，与蜂涌而至的敌人展开拼搏，所向披靡。正酣斗时，因长辫被林菁勾住，动作不便，致遭敌人俘获，壮烈牺牲。（注：参看光绪《新宁州志》卷四，以及陆平山同志经过实地调查写成之《论吴凌云起义》（未刊稿）。据黄现璠教授调查，{D4239107.jpg}正作{D4239107.jpg}静。）

    见于史籍记载的会党女首领尚多，主要的如：纵横于桂东北的郭二嫂与廖四嫂，她们先后与全州建乡人陈永秀（绰号满庭科）、湖南公义堂首领朱洪英、以及反正附义的麦岭千总黄金亮等联合，分军五营，郭二嫂领前营，廖四嫂领后营，转战于湘桂边广大地区，一度攻占兴安、灌阳、富川、恭城、灵川与湖南永明、江华等州县，前后坚持战斗了五年。（注：光绪《股匪总录》卷二。）和郭二嫂、廖四嫂等互相呼应、且一度联合作战的，还有著名会党李二嫂与陆丫头。她们起事于咸丰初年，先与“游匪”陈志广联合，攻扑于永福、修仁、荔浦等地，继随张高友进攻桂林城，杀灵川定江圩团总易焕图等，然后北上兴安，转战于灌阳、恭城等处。（注：光绪《平桂纪略》卷二，《股匪总录》卷二。）此外，颜品瑶于1851年8月被杀，其妻“闻报怒极”，与品瑶之弟颜三率党数千，连扑新宁州城，“势如风雨”，半月乃去。（注：《新宁县志》卷四。）1860年夏（咸丰十年四月），融县“女匪首”徐丫头，率党千人，在浮石圩大战官兵，“尽掠而去”。（注：民国《融县志》卷二，第一编《前事》。）

    从邱二嫂、苏三娘、吴{D4239107.jpg}正到徐丫头等，都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驰骋于广西各地的会党女首领。她们的具体斗争情况虽各有不同，而且最终都难免于失败，但在坚持反对封建官府、至死不屈方面，却是一致的。她们的举动，为谱写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人民斗争史，增添了新的一页。

二

    随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广西会党的反清活动也一度走向了低潮。中法甲申战争以后，大批散兵游勇流入广西。他们激于国难和封建统治的迫害，为了谋取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出路，又以会党的组织形式开展活动。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广西各地“山堂林立”，反贪官，诛豪吏，“劫富济贫”的斗争迅猛高涨，终于形成了二十世纪初年“满地红”的局面，近代广西的会党起义进入了又一个高潮！（注：或曰“遍地红”。这是当时广西民间和报纸杂志以及地方志书形容会党起义漫天烽火的用语，反映了斗争高涨的实际情况。）这时，更多的妇女投入了会党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斗争的行列，成为举国瞩目的山堂人物。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崛起于柳州府柳城县的黄九姑，（注：亦有记作王九姑的，但事迹相同。）时论称为“广西匪党渠魁”。（注：《东方杂志》第一卷第九期。）她的丈夫原是乡团总董，因为“游匪”入乡，自揣力不能敌，乃用“柔软之法，绳之以礼义，馈赠银两，使之安然自退”。因此，县令指为“通匪”，将其及子处以死罪。九姑闻讯忿极，遂变卖产业，召人拜会，部众中“有苗妇千余”；同时派人秘密外出购买武器，得毛瑟枪三百余支。九姑统率所部，纪律甚严，“平日不戮一人，亦不掳掠百姓财物”，专以“麻疯头”为击杀对象。部将魏五嫂、曹三娘亦“悍猛无比，每战必胜；爱人容众，尤其所长”，故所至多捷。且拨妇女二百余人，以十余人或二、三十人为一党，分布于雒容、永宁、罗城、永福、中渡等地，召人拜台入会。官府派人劝降，九姑答云：“无所谓投诚者，但使我夫及子至，则顺从矣！”1904年（光绪三十年）秋，九姑为敌人所赚，临刑时高呼：死亦“值得！值得！”时论以其英勇善战，坚韧不屈，誉为“女雄黄九姑”。（注：黄九姑事迹，参民国《柳城县志》与其它有关州县志书，以及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至三十年九月的《岭东日报》，《东方杂志》第一卷第三至九期的有关纪载。当时广西会党中人把光绪皇帝呼为“大麻疯头”，指官吏、团绅为“麻疯头”。）

    另一位著名的“女匪头目”韦五嫂，思恩府白山司壮人。（注：据潘炳堃：《白骨冢碑》，光绪二十九年二十月立石。）乳名达变。父韦有根，早殁。达变随母嫁安定司蓝老丙家。（注：参看宋子惠、苏子兴、韦尚贤：《韦五嫂抗土司》，1964年稿，存区政协文史办。或云达变先嫁安定司韦三角为妻，夫死，改嫁蓝卜丕，后为韦五强娶。并志此以供参考。）她“体强壮，貌丰伟如美男子，性不羁”。夫韦五为天地会台主，富有家赀，常与会党中人往来，“无赖者缘此恒出入其家”。官府以其“窝贼”，下令追捕。五嫂忿曰：“与其死于官，毋宁死于贼”。遂集众购械，抗拒官军。（注：民国《邕宁县志》卷36，《兵事志》。）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韦五嫂与白山司班桂才、黎福全、墨痣二（杨昆山）等结盟拜会，传檄各地，声称“劫富济贫”、“杀官留民”。安定土司潘春台据城抗拒，“阻住东兰、河池、忻城、龙门要路”。第二年3月及8月，韦五嫂等三次攻城。8月22日，破土司衙署，俘获甚众。9月，官军大举反扑，韦五嫂等拼死抵抗。宣化天地会台主滕正宜率队来援，军至上林，正宜病故，所部尽归五嫂夫妇。后因屡战不利，被迫向武鸣转移。清廷急调广东、湖南等地军队入桂围攻，韦五突围中弹牺牲。五嫂伏尸拒敌，毙敌十余名，然后从容负尸率队突围，向宣化转移，与天地会首领王和顺会合。1904年春（光绪三十年正月），在陇圩与官军激战失利，“党羽皆散，五嫂穷蹙匿于相识某团绅家。……官军侦知之，拿获，与团绅并弃市”。（注：据《邕宁县志》卷36《兵事志》，并参宋子惠等《韦五嫂抗土司》文稿。）

    1904年初，有思恩府属都安县覃伍氏者，也因丈夫被官兵杀害，誓死报仇，竖旗召人拜会，得众数百人。所张旗帜，上书“统领伍后代夫报仇”等字。她有两个女儿，年二十左右，皆英勇善战，每出阵，张“先锋”大旗，率军先行。所部女军皆衣男服，从者极众。（注：据《东方杂志》第一卷第三期《军事》。）南宁府会党首领闭运培之妻亦因丈夫被兵练杀害，在三江口聚众八百人抗拒官军。她“骑马背枪，手执大刀，押阵督战”，屡败敌人。（注：以下所记，凡未注明出处者，皆据《岭东日报》及《东方杂志》有关记载，为免冗繁，恕不一一注明。）

    此外，庆远、浔州、平乐各府属州县以及钦州直隶州等地，也是会党分子驰聘争斗之区，所谓“女匪”起事者，也随处可见。如黄飞凤之妻“拥众数百”在庆远府“到处攻劫”；十二姐与梁宽合伙，拥众八千人，有枪五千杆，纵横于柳州、庆远各地。李七妹、袁三嫂各“有众数百”，驰聘于右江沿岸乡圩。胡大娘、顾二嫂等以无烟快枪武装“伙党”，先在南丹州“巢穴山谷”，聚众抗官，后与柳州兵变首领陆亚发联合，进踞五十二峒，“负隅据险”，坚持战斗。浔州府有韦八嫂、廖五妹、王大姑等，拥众少者数百，多者盈千，分别在武宣、贵县、桂平、平南等地“攻掠各乡”，“劫富济贫”。柳州府属还有雒容县张七妹“聚众三百人”，以及廖七嫂为首的“苗峒娘子军”数百人，到处与乡团对敌。其它如钦州张十二嫂、贺县沈三娇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女首领。

    总之，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年的广西会党起义，根据地方志书与当时报纸、杂记的记载作粗略统计，以妇女“倡首造反”的即多达五十余起。1950年（光绪三十一年）秋，岑春煊虽然得意洋洋地向皇帝报称：“广西全省股匪一律肃清”，（注：光绪三十一年九月辛卯岑春煊奏，见光绪朝《东华录》第一九六卷。）但就在1906年，象州又有女台主莫大姑率“党羽千余”，攻战于武宣、贵县、平南、藤县等地，“势颇猖獗”。直至辛亥革命爆发，广西会党反清斗争之火，从未熄灭。面对“粤西贼向有妇女杂厕其中”的社会现实，时论也不禁发出：“噫，地方造乱，娘子生心，莽莽风尘，伊于胡底”之叹！

三

    上述的历史说明：广西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至辛亥革命前夕，六十年间，会党的反清活动明显地出现了两次高潮，一次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另一次在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前后。不少妇女在这两场抗争中都英勇投入战斗，而且愈演愈烈，表现十分突出，引起了世人的瞩目。这是为什么？

    从历史上看，广西素称“多盗”之乡，官绅无不叹为难治。远者且勿论，朱明统治时期，瑶、壮与汉民的反抗活动，延续百有余年。清朝入主以后，虽在所谓“康乾盛世”，人民的争田、抗租、抗粮、夺粮与反科派等斗争，亦时有发生，（注：参看《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有关广西部分，中华书局1979年本。）长期反抗斗争的磨炼，形成了优良的革命传统，铸就了人们的“造反性格”。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这种传统与性格更加得到发扬。太天天国革命时期，有人行舟于昭平、阳朔途中，将所见形之于诗云：

    绝巘童山万仞高，那堪群盗正如毛；

    试看十五盈盈女，锦帕银环尚佩刀！（注：杨恩寿：《坦园日记》卷四，同治五年十月初九日《粤西归舟杂泳》。）

    充分反映了广西妇女的尚武精神。

    从社会角度考察，则问题更为复杂。广西地处边陲，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榨，加以经常发生的自然灾害，素有“蛮荒”、“化外”之称，地瘠民贫，文化落后，“山高皇帝远”，封建政治和儒家礼教的统治相对薄弱。人们多生长于山林溪峒之间，生产条件的落后和生活水平的特别低下，迫使广大妇女直接投身于生产劳动，终日挣扎在生活的死亡线上。汉族劳动妇女如此，其它如壮、瑶、苗、侗等少数民族妇女的处境更甚。（注：严正基在《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中说：“土著则妇女耕作，男子游手好闲。”）长期的劳动磨炼，不但赐与他们一付吃苦耐劳的好身手，更重要的是使他们在家庭和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较多的独立性。（注：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论述，请参阅。）这种情况，在少数民族劳动人民的家庭中更为明显。随着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压迫的日益加深，十九世纪后期，农村经济走向崩溃，劳动者大批失业破产。为了谋取改善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劳动妇女与男子并肩造反，势所必然。

    另一方面，从太平天国革命开始，即公开号召妇女拿起武器，与男子共同战斗，“相与作中流砥柱”，为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而奋斗。（注：洪秀全：《原道醒世训》，《永安破围诏》。）结果，大批汉、壮、瑶族妇女踊跃奋起，加入农民战争的行列。太平天国的这些思想主张和斗争实践，在广西社会上无疑会留下深刻的影响，激励了来者，为她们树立了榜样。

    此外，在广西的天地会组织中，许多山堂首领都有自己的“押寨夫人”，出现了不少“会党世家”。“押寨夫人”不但可以凭借山堂台主的权势和严密的“堂规”，驾驭所属的兄弟姐妹，她们自己还有贴身护卫的“姐妹武装”。这些人素有锻炼，而且能够号召。所以丈夫死去，“夫人”能够继起统率部众，继续战斗，成为一方首领。早期的苏三娘，后来的黄九姑、韦五嫂、覃伍氏等等，都是这样登上聚众抗官的舞台，演出“女流造反”的史剧的。

四

    根据广西妇女在会党起义中的表现，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会党起义与妇女斗争，多集中于柳州、庆远、思恩、南宁、太平和浔州诸府以及左、右江流域。这些州府，正是所谓“山多人野”，（注：这是冯云山论述广西地理、民情的见解，原话是：“广西山多人野，最好召集英雄，买马聚粮”。山多，说明地形复杂，利于藏聚征战；人野，说明民情剽悍，勇猛能战，见《粤匪起手根由》，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编《太平天国史料》第四部分。）利于藏龙卧虎之区。分散的自然经济成了“山堂分立”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物质基础。居民分属于汉、壮、瑶、苗、侗等民族。他们在组织上经常打破界限，在斗争中经常互相声援，反映在“女流造反”的队伍中，既有邱二嫂、苏三娘、黄九姑、张三嫂等汉族“山堂女杰”，又有韦五嫂、覃伍氏、廖七嫂、吴{D4239107.jpg}正等大批壮、苗等少数民族的“会党女雄”。所以，近代广西的会党起义，可以说从始到终都是在各民族男女的共同努力下展开的。

    若论战斗表现，则山堂巾帼，不让须眉。苏三娘临战，“城头鼓角声琅琅，牙卒林立旌旗张”，“驰马呼曹意气豪，……万千狐鼠纷藏逃”。（注：龙启瑞：《苏三娘行》见光绪《经德堂集·浣月山房诗集》卷三。）韦五嫂赴战，身骑白马，腰缠红带，背十三响双枪，“悍猛异常，官军屡为所挫”；所部女兵，红衣绿裤，“临阵殊死战，不肯稍却，”她们之中，也有临危不惧、宁死不屈的女丈夫。武宣“女匪”陈满妹，年逾五十，因战败被俘处死，“临刑时犹厉声高唱”。（注：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二日《岭东日报》。）有的妇女，如贵县“匪首”覃七之妻，虽非骑马擎旗，冲锋陷阵人物，却能折冲樽且，纵横捭阖于各个山堂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注：光绪《玉林州志》卷十八纪载：咸丰十年六月，覃七先后败于蒲塘及兴业县，覃七之妻于危急时分别向陈开，黄全义求援，且一度与进攻兴业寨圩之石达开部联合。）

    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人民群众的一切斗争都直接或间接与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压迫相关联。但是，所有的“山堂巾帼”，囿于身处的“农妇”地位，她们没有，也不可能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总是把斗争与“家仇”、与一己的眼前经济利益相联系。许多人所以揭竿而起，其直接原因就是“为夫报仇”。从早期的苏三娘到后来的黄九姑、韦五嫂、覃伍氏等等，类皆如此。1902年8月9日（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初六日），“专责剿贼”的岑春煊从浔州向柳州进发时，21日（十八日）的《岭东日报》发表了一条耐人寻味的消息：

    ……有毙匪之妇多人，竟倡言为夫报仇，饮泣张拳，拜盟入会，势颇汹汹。

    此等押寨夫人，亦当费一番痛剿。

    “押寨夫人”们表示对封建统治者的势不两立，说明了她们对丈夫的温情脉脉。但仅凭这种儿女情怀，去承担社会与阶级赋予的战斗责任，斗争是难以长久的。有的山堂女首领，当斗争受挫以后，表现为消极退却，甚或受抚投降。这当然是个缺点。但从总体而言，它不是山堂妇女斗争的主流，她们的历史功绩，无论如何都是应该给以肯定的。

文章出处：《学术论坛》1988年第6期，第129～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