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宝琦
清代会党是指以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方式结成的民间秘密团体。最初只是一种 异姓结拜组织,以后才创立会名,“结会树党”,成为“会党”。
以往有的会党史论著,忽视了清代会党发展的阶段性,把会党看作一成不变和始终带 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组织,从而夸大了会党的政治作用而忽略了它的社会功能。本文仅就 清代前期(1644—1840)会党历史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功能作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的 同行。
一、天地会创立前的会党
以往的会党史论著,多把会党与天地会视为同一概念,把清代所有以歃血结盟的方式 组织的秘密团体皆视为天地会或其分支,因而大大提早了天地会创立的时间。其实,天 地会仅是清代诸多会党中的一个。在天地会创立以前,就已经有一些会党存在,在天地 会产生后,仍有许多会党与之并存。
天地会创立以前的会党,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异性结拜时期。从清初到康熙末年的七、八十年,是会党的酝酿时期,即异姓结拜时期。这时的各种异姓结拜组织,还未创立会名,其社会功能主要是组织群众参加反 抗清王朝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斗争。由于当时清王朝刚刚建立,满汉民族矛盾异常尖 锐,所以,随着汉族人民利用异姓结拜弟兄进行反清活动的增多,清统治者将其归入“ 谋叛”罪。加重了惩处。康熙十年规定:“歃血结拜弟兄者,不分人之多寡,照谋叛未 行律,首为者拟绞监候。秋后处决,为从者一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止结拜弟兄无歃血 焚表等事者,为首杖一百徒三年,为从杖一百。”①
康熙二十二年台湾郑氏集团归清后,已不存在公开打着明朝旗号同清政权相对抗的敌 对势力。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经济的逐步恢复与发展。清王朝日益巩固。各地人民公 开大规模武装反清斗争已经平息。下层人民便主要采取异姓结拜弟兄的方法,秘密组织 群众,积蓄力量,以便举行反抗斗争。这时参加这种活动者,主要是下层穷苦人民,即 农民和其它小生产者、小私有者。他们往往沿用我国历代农民起义惯用的办法,打着恢 复前朝统治,或拥戴前朝后裔的旗号。进行反抗现政权的活动。如康熙三十五年七月, 台湾诸罗(今嘉义)人吴球与朱龙祐等纠人结拜弟兄,“阴集党伙谋乱”。②康熙四十年 十二月,台湾诸罗人刘却纠约数百人,“歃血为盟”。众推刘却为大哥,约日举兵,先 后攻打下茄冬与茅港尾。③康熙四十六年浙江嵊县张念一即张君玉、张念二即张君锡弟 兄与施尔远等共十七人,在该县半山庵结拜弟兄,以朱三太子之名,纠人举兵反清。康 熙六十一年,台湾风山(今高雄)朱一贵等歃血结盟,并率众起义。很快聚有二万余人, 连败清军,击毙总兵欧阳凯,攻占台湾府城,自称义王,国号大明,年号永和。④
总之,从清初到康熙末年,会党尚处于酝酿阶段即异姓结拜弟兄的阶段。在当时阶级 矛盾与民族矛盾相互交错,十分尖锐、复杂的情况下,会党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为参加 汉族人民的抗清斗争,在斗争中起到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作用。
(二)创立会名时期。雍正初年到乾隆廿六年天地会创立前,是清代会党初步发展时期 ,已由异姓结拜组织发展为立有会名、结会树党的会党。
这时,清帝国的政权已经巩固,社会经济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有了较大发展,正处于 清王朝的“康乾盛世”。但是,作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之间 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地主阶级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土地,增加剥削量。一些地方上的豪 强地主,依靠政治权势,欺压附近农民即所谓“小姓”。这些小姓不甘被欺压,便联合 起来,与豪强大姓相抗衡。为了消除各小姓内部的矛盾,通过歃血结盟的方式便化异姓 为同姓。雍正七年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奏称:福建泉州所属晋江、南安、同安、安溪 、惠安、永春、德化等县,“大姓欺压小姓,小姓又连合众姓以抗之。从前以包为姓, 以齐为姓,近日又以同为姓,以海为姓,以万为姓。”又说晋江之施家即施琅后代施世 纶、施世骠一族,“人丁最多,住居衙门,石下、大仓诸村,贩私窝匪,强横无比。” 晋江一带诸小姓苦于施家的欺凌,便歃血结盟,化异姓为同姓,以便同施家等大姓相对 抗。⑤
这时,许多异姓结盟组织,已经开始“立有会名”,这在清代会党史上是有重要意义 的一步。
雍正六年正月十二日,台湾诸罗县民陈斌、汤完等歃血拜盟,各人以针刺血,滴入酒 中共饮立誓。每人出银一两,相约“如父母老了,彼此帮助”。众人推汤完为大哥,朱 宝为尾弟、蔡祖为尾二,取名“父母会”。⑥同年三月,台湾诸罗莲花潭地方蔡阴等廿 人,在萧养家饮酒拜盟,亦取名“父母会”。⑦
雍正八年福建厦门地方,李彩等结拜“一钱会”。李彩原系水师营兵,因结伙酗酒被 总统官颜汉锁拿。获释后李彩即纠伙结拜,欲向颜汉报复。约定每人出银一两,遇事互 相帮助,取名“一钱会”。⑧
此外,雍正九年,广东饶平县余猊等结拜“父母会”。雍正十三年,安徽颖州霍邱县 高二等结拜“铁尺会”。乾隆七年,福建漳浦、诏安、平和等县出现子龙会与小刀会。
雍正末、乾隆初,湖广闽粤等省人口激增,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农村出现大批过 剩人口,纷纷前往当时人少地多的四川去谋生。进入四川省的客民,为了立足谋生,纷 纷结会树党。从乾隆八年,在四川的外省客民中出现了一种秘密会党,称为“啯噜”。 ⑨
乾隆十二年以后,福建、江西、广东等省结会树党的活动,也更加活跃。乾隆十二年 六月,福建省福安县民人何老妹在该县金山岗地方结拜“边钱会”。同年十一月,江西 抚州府宜黄县出现“关帝会”活动。乾隆十三年,福建宁化等县出现“十三太保铁尺会 ”。乾隆十八年广东归善县白泥塘民人文尚简纠人结拜“父母会”。
这一时期会党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在下层人民反抗强暴的斗争中,起到 纽带作用,二是在穷苦人民中间实行互济互助,求得生存。
二、天地会创立以后的会党
乾隆二十六年天地会创立,标志着会党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时许多 异姓结拜弟兄的秘密组织都团结在天地会这面旗帜下。或用天地会本名,或成为天地会 的分支,而且使用天地会的结会仪式、联络暗号,从而形成了一个大的会党系统。
(一)天地会的创立及初期活动。经过康熙中叶以来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到乾隆前 半期,我国社会经济的水平,已经超过了明末。在南方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省分,资本 主义萌芽无论在城市工商业还是农业中,都有了明显的滋长。尤其是闽粤一带,商品经 济发展较快,农村土地关系,租佃制度皆有了明显变化,永佃制的流行,使广大佃农对 所耕土地的使用权相对稳定,在不欠租的条件下,佃农的使用权可以继承、转让、抵押 以至出卖。地主对于佃农种植什么,如何经营,盈利多寡均不加过问,对地主不再负担 任何封建义务,仅保持单纯的租佃关系,因而生产的积极性较前大为提高,愿意并有可 能对所耕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力与工本。于是一些条件较好的永佃农与自耕农便开始种植 经济作物,进入了商品经济的范畴,开始了从自然经济下的小生产者向商品经济下小生 产者的转化。
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小生产者同市场有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彼此间也开始了竞争 ,结果造成小生产者内部的分化,一部分农民被从商业性农业中排挤出来。而人口的迅 猛增长,又加剧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于是更多的农业人口被从土地上分离出来,大 批涌入附近的城镇市圩。可是,当时我国城市工商业发展有限,难以容纳大量劳动人手 。进入城市的农业人口,只能充当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雇佣劳动者及水陆交通线上 的运输工人。那些无法找到固定工作的人,便成了无业游民,其中强者为盗,靠抢劫为 生;弱者为丐,靠乞讨过活。或投入寺庙,出家为僧。但是,仍有大量农村人口在本地 无以为生,于是移居到人少地多的省分或海外去寻觅新的出路。所有这些离开土地的小 生产者、小私有者,都面临一个适应新环境的问题。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既要受到当地 官府的压迫,豪强的欺凌,还要受到天灾、人祸的袭击,并且常常同当地居民发生矛盾 。因而亟需把各自分散的力量联合起来,互济互助,自卫抗暴,以共同求得生存。于是 纷纷采用我国传统的结拜弟兄,结会树党的方式,结成各种名目的会党,天地会则是其 中比较突出的一个。
天地会是福建漳浦县高溪人(今属云霄县)提喜(公元1719—1779年)于乾隆二十六年创 立的。提喜原名郑开,僧名提喜,又名涂喜,洪二和尚。⑩大约在乾隆初年,提喜与同 乡李少敏、朱鼎元、桃元等去四川谋生。为了便于生存,按照福建故乡的习俗,结为异 姓弟兄。后来又有马九龙参加,会众发展到四十八人。马九龙去世后,这个异姓结拜组 织逐渐四散。李少敏回到福建家乡,桃元、朱鼎元不知去向,提喜来到广东惠州。他总 结了以往结拜异姓弟兄的经验教训,并吸取其它秘密结社的内容,创立了一个新的秘密 会党。他取“人生以天地为本”之义,称之为“天地会”。提喜所创天地会内,除沿用 其它秘密结社通常采用的歃血、钻刀以外,又创造了“三指诀”,即大指为天,小指为 地,接递烟茶俱用三指,及用“五点二十一”暗隐洪字为联络暗号,以“开口不离本, 出手不离三”为口诀。他在广东传徒四、五十人后,回到福建漳浦县高溪乡,在观音亭 以天地会的名义传徒结会。(11)乾隆二十七年,卢茂、方劝、陈彪、赵明德等拜提喜为 师入天地会,以后不断收徒,会众日增。
天地会创立前后,福建各地“结会树党”的事件大量增加。乾隆廿九年,福建巡抚定 长奏称:“臣自抵任以来,留心访察,知闽省各属,向有结会树党之恶习。凡里巷无赖 匪徒,逞强好斗,恐孤立无助,辄阴结党与,辗转招引,创立会名,”“多则数十人, 少亦不下一二十人”。(12)不过此时定长尚未发现天地会这个名称。
定长认为“结会树党之恶习,诚为一切奸宄不法之根源”,而“参酌律例,并无匪徒 结会树党治罪之专条”,故奏请于异姓人结拜弟兄条款之外,再增加有关“结会树党” 之条款。奏准后,乾隆廿九年修订《大清律》时,便按照定长所请,增加了有关结会树 党之专条:“闽省民人除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仍照定例拟以绞候,其有抗官拒捕, 持械格斗等情,无论人数多寡,审实各按本罪分别首从批以斩绞外,若有结会树党,阴 作记认,鱼肉乡民,凌弱暴寡者,亦不论人数多寡,审实将为首者照凶恶棍徒例,发云 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为从减一等”。(13)加强了对会党的镇压,也反映了天地会等会 党力量的壮大。
天地会的社会功能之一,是组织群众自卫抗暴。乾隆三十四年四月,提喜“暗中指使 ”弟子卢茂等纠约会众三百余人,举行武装反抗斗争。提喜、卢茂当时因“无辞惑众” 而虚捏了一个赵良明,说他是“宋代后裔”,藉以号召群众。事败,众弟子因他系“传 教之师”,且曾“钻刀设誓”,未将提喜供出,使之得以幸免,卢茂等俱皆牺牲(14)。
乾隆三十五年,提喜弟子李少敏与蔡乌强再次在漳浦起义,这次他们吸取了卢茂起义 时的教训,不再以遥远的宋代为号召,而是虚捏了一个“朱振兴”,说他是“明朝后裔 ”,以复明相号召。在发给起义者扎付上写有“大明”字样。(15)
李少敏起义失败后,提喜与其弟子暂时隐蔽起来,不再继续举行反抗斗争。乾隆四十 四年提喜病故后,其弟子陈彪复于乾隆四十七年传平和人严烟入会。次年,严烟渡台, 在彰化县溪底阿密里地发展会众。
林爽文起义后,各地天地会仍不断发展并继续举行自卫抗暴的斗争。乾隆五十六年台 湾彰化出现了张标、谢志为首的“复兴天地会”活动;乾隆五十七年福建同安出现了苏 叶、陈苏老等人“复兴天地会”的活动。乾隆五十九年台湾凤山县郑光彩等仿照天地会 结拜,因“天地会名目张扬”而取名小刀会。乾隆六十年在台湾又爆发了陈周全起义, 陈周全曾参加苏叶、陈苏志等人“复兴天地会”的活动,乾隆六十年台湾米价腾贵,民 不聊生,陈周全趁势率领天地会起义,以“争天夺国”为口号。
天地会的另一社会功能是促进下层群众之间的互济互助。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随着自 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和其它小生产者、小私有者之间的交往开始增多 ,但彼此间人际关系仍不密切。在他们加入会党之后,由于彼此间通过歃血结盟,结为 异姓弟兄,在信用与义气等纽带的维系下,大大加强了彼此间的关系。而且会内规约要 求凡属同会,即使素不相识,只要判明系同会,遇事便要互相帮助。所以,天地会在促 进下层群众之间的团结和互助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福建巡抚定长在处理大量会党案后指出,诸会党“要其本意,皆图遇事互相帮助。”( 16)乾隆五十三年,最早到台湾传会的严烟被捕后也供称:“要入这会的缘故,原为婚 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暗号,便 不相抢;将来传教与人,又可得人酬谢。”(17)
乾隆末年的实际情况,与严烟所说完全一致。当时,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涌现出大 批小商贩,他们往来于城乡之间,靠肩挑负贩,维持生活。而那些靠抢劫为生的无业游 民之中,很多都是天地会内之人。按照会内规条,凡属同会,不得抢劫。乾隆五十二年 广东饶平人许阿协在述及他为什么加入天地会时说:“平日卖酒曲生理,常在福建平和 小溪地方赖阿边曲店贩曲,零卖度活。上年十月初八日,带番银至小溪买曲,路过麻塘 地方,被四、五个不识姓名的人,将番银抢去。小的到赖阿边家告知,赖阿边说:‘你 若入天地会,将来行走便可免了抢夺,此时被抢银子,亦可代你要回。’许阿协即与赖 阿边一起焚香结拜,并将被抢银两讨回”。赖阿边还告诉他:“路上行走,如遇抢夺的 人,伸出大拇指来,便是天字,要抢的人必定将小拇指伸出,就是地字,彼此照会,就 不抢了。”(18)
乾隆五十六年福建詹清真为了不在家受人欺,并可保守家财而入会。他说:“入会即 有好处,家里可免偷窃,出门无人抢夺,路遇强人,只要三指关会,就可无事。”(19)
当然,会党的社会功能除积极一面外,也有消极一面,除抢劫一般小商贩,妨碍商品 经济发展外,还常常参加各地的械斗。
在福建漳泉一带,时常发生械斗。当两府居民迁居台湾后,大多仍按原来籍贯居住, 于是把福建本省的械斗之风也带到台湾,时常因争地、争水等小事,在闽粤移民之间, 漳州与泉州移民间发生械斗。而会党则对械斗之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乾隆四十七 年台湾彰化漳泉械斗,即因小刀会引起。是年八月,该县莉桐脚庄演戏,有漳州人开设 赌场,小刀会成员、漳州籍移民黄添与泉州籍人赌钱。泉人赌输,因所出番钱银色不足 ,彼此争闹。黄添之子黄璇即纠众将泉州人廖老殴毙。报经彰化县后,未将凶犯捕获, 泉州人心怀不愤,即于廿六日赴黄添家中殴抢。漳州人亦拦夺泉人之财物,彼此仇恨益 深。泉州人吴成又与同籍之谢笑称,小刀会内黄添等欲纠众攻庄,谢笑亦传帖,告知泉 州各庄彼此相帮。黄添见泉州人众多,即往漳州人聚居之大里杙,请其攻打泉州民聚居 之番仔沟等处,互相仇杀,从而导致了一场大规模械斗,波及彰化县大小村庄二百余处 。
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最初也同天地会内杨光勋与其弟杨妈世所结“雷公会 ”准备械斗有关。
(二)嘉道年间的会党。嘉庆、道光年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和阶级矛盾的 尖锐程度,比之以前皆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因素大大推动了会党的发展,这一时期会 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支派的繁衍、传播地区的扩大和传会手段的完善。
在天地会系统的会党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分支。嘉庆六年三月,福建仙游人侯兴祥等 结拜双刀会。嘉庆七年,福建永定县张配昌等结拜“和义会”。嘉庆八年福建建宁人李 凌魁等在江西结拜阳盘教与阴盘教,以阳、阴暗隐天地二字。嘉庆十年,福建瓯宁人李 于高等结拜百子会。嘉庆十一年,江西会昌人周达滨等改天地会为“三点会”。嘉庆十 三年福建永定人廖善庆等又改三点会为洪莲会。同年五月,福建人朱德辉等结拜江湖串 子会。嘉庆十六年,广东顺德人严贵邱等创立三合会。嘉庆十八年,福建宁化人熊毛等 结拜仁义会。同年十一月,江西人封老三等在福建光泽县结拜“仁义双刀会”。同年十 二月,封老三等又纠人在福建邵武县结拜仁义三仙会。嘉庆十九年,福建长汀人曹怀林 等结“拜香会”。同年六月,福建霞浦人欧狼等结拜父母会,福建建宁人江文兴等结拜 洪钱会。嘉庆廿一年福建沙县人邓方布等结明灯会。道光二年,江亚奴等结拜平头会。 道光十三年,福建邵武人李江泗等结拜保家会。
除天地会系统的会党外,嘉道年间还有一些会党,同天地会既无渊源关系,又无组织 联系。且没有天地会系统会党中独特的仪式、传说与联络暗号。嘉庆四年,广东陆丰县 李崇玉等结拜“共和义会”。嘉庆六年,江西宁都人萧烂脚等结拜“担子会”。嘉庆十 年,江西临川县人王瞎子纠人结拜边钱会。嘉庆八年,湖南江华县莫景兆等结拜观音会 。嘉庆九年广东龙川县人邹脑等结拜兄弟会。嘉庆廿二年,湖南龙山县武生陈天然结拜 公义会。道光十五年,湖北江陵人郑老鼠等结拜孤老会。道光十九年,湖南崇宁县丁魁 等结拜“黑会”与“红会”。道光廿年,湖南东安人赵瞎子,纠集乞丐结拜丫叉会。
嘉道年间,会党传播的地区,不仅已遍及福建(包括台湾)、广东,而且扩大到江西、 广西、云南、贵州、湖南等省份的大部分地区。
到了嘉道年间,随着天地会在各地的发展,首领们对会内仪式与联络暗号也不断创新 。详见拙文《从档案史料看嘉道年间天地会传会手段的演变》(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1987年第1期)
嘉道年间会党的社会功能,除互济互助,自卫抗暴之外,还推动了人口自稠密地区向 边远地区或人少地多省分的流动。
乾隆廿五年,清政府放宽对农村人口离开土地的限制,闽粤两省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 镇或人口稀少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我国农民历来安土重迁,不愿轻易离开 家乡,原因在于耽心到异地他乡以后,势单力薄,难以立足。而会党组织,由于把这些 分散的力量联合了起来,成为一股势力,使移民比较容易在各地立足,找到谋生之道。 在闽粤两省移民中,有许多本来就是会党成员,有些虽然在家乡未入会党,但来到新地 区以后,因“身感势孤”或为“免被人欺”及“遇事互相帮助”而结成会党,会党往往 成为联络与团结移民的纽带。如果我们对照一下闽粤客民进入广西、云南、贵州的路线 ,可以发现与会党在各省的传播,完全一致。嘉道年间清政府破获的天地会案例中,广 西、云南、贵州、湖南等省的会党首领与骨干,其原籍也主要是福建和广东。
在人口流动中,除了主动移居者外,还有许多是由于加入会党,案发后被清政府捕获 ,按照清律规定,凡属“为从”者,首要发配“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每起会党案 件,都有数人、数十人以致数百人被发配到边远省分充军或为奴。不仅有云贵、广西, 而且有新疆、黑龙江等省。
嘉道年间会党的社会功能中,也有属于消极方面、危害普通人民利益的。有的依恃会 内人多势众,勒索钱财。如嘉庆七年福建仙游张配昌结拜“仁义会”,是年六月十四日 ,该县演戏酬神,会内杜三妹因偷看吴尚承家妇女,被吴斥骂,互相争殴。同会卢体贻 见到后袒护同会,被吴家扭至家中囚禁,欲送县告究。张配昌闻知后,即纠集同会卢常 青等十二人,于次晨齐抵吴尚承家门首,用石将吴家大门击开,拥入院内,将卢体贻放 出,并强令吴尚承出番银十圆,演戏赔罪。有的以强凌弱。如嘉庆二十三年七月,江西 南康县黄富邦入添弟会后,曾赊欠小贩林饿猴肉钱。同年八月,林饿猴向其索讨,黄富 邦以无钱回答。林饿猴不依斥骂。黄富邦即纠约同会之人,于是月十六日齐至林饿猴家 ,将林按卧地上,用竹鉴将其双目剜瞎。至于偷盗抢劫之事,会内则视为寻常。有些固 然属于“劫富济贫”,有些则对一般小商小贩也加以抢夺。嘉庆15年,广东增城县天地 会首郑大眼二,曾行劫南海县亚联磁器铺。嘉庆八年,广东合浦县(今属广西)冯老四等 往钦州一带抢劫,行至合浦县龙门圩,向铺户、居民抢夺鸡猪等物。此类事件甚多,不 仅妨碍了商品经济流通,而且危害普通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注释:
①《大清会典》卷130。
②连横:《台湾道史》卷30,列传,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朱批奏折》,第一册,第911页,曹寅折。
⑤《朱折》刘师恕折,雍正七年十月十六日。
⑥《雍正朱批谕旨》,福建总督高其倬折,雍正六年八月初十日。
⑦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第20页。
⑧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第21—22页。
⑨《清高宗实录》卷203,第24页。
⑩《天地会》(七)第522—527页,伍拉纳、徐曾奏折。
(11)观音亭至今尚完整地保存着,该县还保存着提喜塑象,当地群众尊他为“仙佛公 ”,是三点会的“大头人”。
(12)《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22辑,第804—805页,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
(13)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17,刑律“谋叛”。
(14)《天地会》(七)第524页。
(15)《天地会》(七)第524及534页。
(16)《宫中档案乾隆朝奏折》第22辑第804页。
(17)《天地会》(一)第111页。
(18)《天地会》(一)第71页。
(19)《天地会》(五)第417页。
(20)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第26页。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第84~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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