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建娣

杜月笙是上海滩的闻人，他藉烟赌起家，后来又厕身工商界，成为民国时期上海闻名的实业家和金融家。不仅如此，作为以黑起家的人，他还多次参与对水旱灾害的救济，其中最大的是他对1931年江淮水灾的救济。

1931年7月中旬到9月，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等流域普降大雨，17省受灾，灾民8000万至1亿，几占全国总人口的1/4。[1]广大城乡庐舍荡然，疠疫丛生，人民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国民政府因灾情严重，于1931年8月16日成立专门的赈灾机关——国民政府水灾救济委员会，由宋子文担任委员长兼财务组主任，孔祥熙任联络组主任，朱子桥任灾区工作主任，虞洽卿任运输组主任。委员会邀请全国各赈务机关及慈善机关联合募捐，聘请中外名人为额外委员。杜月笙与王晓籁、虞洽卿、张啸林、熊希龄等受聘担任委员。[2]杜月笙为国民政府水灾救济委员会捐款三次，每次洋1000元。[3]

杜月笙还参与了江苏省政府的募款活动。1931年7月30日，江苏省赈务委员会决议聘请王一亭为该会驻沪劝募主任，杜月笙等为劝募委员。[4]8月，江苏省赈务委员会又决定以官筹义放的办法，另组织水灾义赈会，“专为查放本省最重水灾义赈”，特聘王一亭、黄庆澜、成静生三人为劝募主任，主持查放事宜兼筹义款。劝募委员由省政府函聘“各地素负声望人士”担任，杜月笙与张啸林、黄金荣、王晓籁、虞洽卿等人都在受聘之列。[5]18日，江苏水灾义赈会正式成立，杜月笙与张啸林、王晓籁等15人任常务委员。[6]义赈会决定采取六种义赈办法：收容所、急赈、养婴、振药、掩埋和工赈，将分别缓急逐步进行；又呼吁将“婚嫁喜庆之费，饮食筹应之资，略节其余，移作赈款”；“或惠助米麦粮食，棉衣絮被。”[7]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募赈，上海市长张群提请增加执行委员及常务委员，于是杜月笙夫人也成为执行委员。[8]杜月笙既已担任了劝募委员和常务委员，便为赈济江苏水灾积极募捐。据公布，杜月笙有一次向散户劝募，从16户募得3367元，再加上自己家人的捐款1000元，共集款4367元。[9]

除了参加政府的救济组织外，杜月笙更多的还是参加上海本地民间慈善团体的救灾工作。8月6日，上海市商会邀请上海各界闻人、各同业公会、各旅沪同乡会、各慈善团体聚餐，报告各省灾情，并分送灾情表。各界当场决定成立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推举许世英为主席，王震为副主席，杜月笙和王晓籁、虞洽卿、张啸林等11人担任常务委员。[10]急赈会成立后，立即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并分函各常务委员及全体执行委员，附上捐册，请向各方劝募，以救难民。募集范围为金钱、面粉、药品、衣被等。为了配合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办理急赈，8月17日急赈会又添设500组劝募组，每组劝募1000元。杜月笙与王晓籁、张啸林等担任劝募组委员，[11]劝募有“政府机关协助、同业公会劝募、一般劝募办法”等。[12]

杜月笙参与发起募捐活动的形式极其丰富。8月31日水灾急赈会在市商会召开全体执委会议，会上张啸林提议，请在座有房产者发起助赈，以待效法。杜月笙当场表示同意，带头将华德路月华坊两月租金共6600元全部助赈。[13]1931年10月14日水灾急赈会成立劝募房租委员会，杜月笙和张啸林、王晓籁、王一亭、朱子桥、许静仁、邬志豪、虞洽卿等人一起担任了特别委员。

杜月笙还倡议将喜丧仪礼移作赈款。1931年9月袁履登的父亲89岁寿庆，杜月笙会同虞洽卿、王晓籁、张啸林、钱新之等人呼吁送礼者将贺仪送交宁波旅沪同乡会，以便汇收助赈，此次共收洋12000元。[14]杜月笙又连同张啸林等发起将黄金荣64岁寿仪共洋50288元、吴瑞元母亲賻金洋4万元、屈文六父亲賻金洋2784元移助赈款。[15]

杜月笙还筹划了各种形式的游艺演剧助赈。他会同王一亭、王晓籁、许世英、朱子桥、张啸林等发起组织上海筹赈各省水灾游艺大会。9月11日至15日大会在叶园举行（叶园为江湾跑马厅发起人叶子衡的私人园林），场内不设募捐，但征求各工厂商号捐助日用国产品，数量不限，先送到筹备处，大会开始时派人携带这些物品到会设摊销售，不收摊租，将售货和售券所得充作赈款。“为昭信实”，杜月笙和王晓籁又委派，驻会监理。[16]杜月笙还会同王晓籁、张啸林发起沪上著名票友于14、15、16三日假座大舞台进行义演，将所得59500元全部送交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17]9月13日，杜月笙与钱新之、张啸林等又在逸园举行茶会招待各界，市长张群及王晓籁、王一亭、郑毓秀、林康侯、穆藕初、邬志豪等数百人到场。会上决定举行慈善香槟赛（一种赛马活动，将各场获得头马的赛马组织起来再比赛。此种赌博中奖额特别高。——作者）9月25日发行慈善香槟票10万号，每号10元，计100万元，由发起人当场分认5万余号。杜月笙认购了2000张，等于捐赠了2万元。100万元的慈善大香槟票收入中除以80万元作奖金外，所余20万元佣金全充赈款，其他一切开支由杜月笙、张啸林担任总董的中国赛马会负责。[18]他们又动员得奖的奖主捐款，5户首奖得主每户捐款1万元，共捐5万元；中国赛马会头马主人也捐了1000元。[19]

除了举办各种活动助赈外，杜月笙也向个人劝募。有一次连同张啸林一起募得韩芸根洋52600元[20]，张澹如洋50000元[21]。杜月笙又发动杜宅仆役捐款，将所得几千元充作赈款。[22]日军侵华使水灾会的募款收入锐减，以前每日可收赈款10多万元，“九·一八”事变后，平均每日仅得千余元，最少者仅50余元。[23]这两笔巨款对于水灾会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鉴于灾民急需大量救灾物资，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经过多次谈判，终于签订了赊购美麦45万吨的合同，麦款利息以长年四厘。[24]杜月笙作为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的劝募委员，也出钱购备面粉等赈品，供水灾急赈会散放。急赈会8月26日拨给汉口的1万包面粉中有5000包由杜月笙捐助，拨给皖南、皖中、皖北的5000包面粉全由杜月笙捐助。[25]杜月笙又动员金庭荪、钱志翔、黄振东、黄涤箴、李应生等五人各捐面粉1000包。[26]杜月笙还给江北灾民捐了棉衣5000套，洋10000元。[27]

水灾会从成立到1932年5月24日结束，共募得赈款261万1771元3角8分8厘，支放260万7049元7角9分，实存4721元5角9分8厘。[28]杜月笙的募款和个人捐款总数在53万元左右，超过水灾会募款总数的1/5，远远高出他人之上。

杜月笙筹募赈款如此得心应手，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其一，发起游艺活动助赈，杜月笙具有他人不可比拟的条件。在这次赈灾中，杜月笙不仅自己捐助大笔款项，还发动家人及亲朋好友为灾区捐款，又通过发起演剧、赛马等游艺活动进行募捐。当时上海人的主要娱乐活动有看戏、看电影、赌博等。杜月笙虽没有经营戏院，但黄金荣拥有荣记共舞台、荣记大舞台、黄金大戏院和大世界游乐场等娱乐场所。任何伶人想在上海滩立住脚跟，闯出天地，必须有靠山，有人捧，而当时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就是上海滩上最强有力的靠山，杜月笙、张啸林还是票友，闲来无事喜欢票一曲。因此，他们与一些名伶的关系一向很好，杜月笙还娶了两位名伶做夫人。由他们出面邀请伶界演剧助赈，伶界没有人会拒绝。1931年2月张啸林、杜月笙等邀请梅兰芳演剧义赈豫赣两省，募得赈款洋11386元4角3分，而王晓籁、虞洽卿、林康侯三人通过同样方法只得赈款洋2950元。[29]杜月笙还开有赌场。他是引翔乡跑马厅中国赛马会的董事长，跑马厅除了日常赛马外，每年另举行春秋两季各三天的香槟大赛；他还是法租界逸圆跑狗场的筹建者和大股东。其他的赌博如法租界中央运动场的回力球赛他也有份。由他出面主办各种游艺活动最合适：首先，活动成本低，因为活动场所的租借费用一般不用出；其次，场内绝对安全，因为他们的保镖打手多；再次，参加游艺者都有一定的收入，能保证组织者的最大收益。所以，每逢需要以这种方式筹款，首选组织者总是杜月笙。因此，杜月笙采用游艺助赈的方式募款最多。

其二，杜月笙具有华洋两界的双重身份。他利用租界内复杂的人事关系，上海社会的紊乱局面，以及国民党统治势力无法深入租界等等客观因素，与社会各阶层多方接触。当时上海有许多热心慈善者，其中肯花钱而不愿出头露面者居多，他们主要是怕出了富名引匪上门，遭绑票勒索，故即使捐款也以无名氏的名义。这些人普遍存在这种的心理状况，给杜月笙提供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他是青帮大亨，又有烟赌的巨额收入作支撑，他可以募款，也可以捐款，更可以充当募捐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因为他的这些独特条件，每次临时赈灾机构的委员中总少不了他，筹募的任务也多由他担任。

这次大水灾，杜月笙在中央、江苏、上海三个赈济组织担任职务，为水灾做出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他如此积极，也是有原因的。从杜月笙赈济这次大水灾的行为可以看出，他十分注重与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合作，他为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募的款最多，对另外两个政府机构虽也有贡献，但相比之下，显得有些虚应故事。这是因为此时他正踌躇满志地要进入工商实业界，但他的“青帮头子”形象使众多工商界人士对他敬而远之，不愿与他为伍。他以上海为事业基地，要进入上海工商界人士组成的上流社会，必须首先得到工商界的认可。他的这次募捐成绩使他善名远扬，极大地改变了他在别人心目中的“青帮头子”形象，与上海工商界的关系又近了一层。这一年，他进入上海市总商会，成为一名正式成员。

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他与法租界当局的关系出现紧张，需要加强与国民党当局的合作。1928年12月到1932年3月期间，任法租界总领事的柯格霖和总巡费沃利由于接受了杜月笙的贿赂，对杜月笙在法租界的活动包括经营烟赌业持纵容态度。由于中国人的收回利权运动，公共租界在1929年到1931年逐渐关闭了界内所有的赌场和两个赛狗场，以免赌博成为中国人谈判桌上的筹码。同时，公共租界也向法租界施加压力要求法租界取缔赌博业。1931年3月，英国总领事指出：青帮不仅完全控制了法租界的事务，而且他们认为如果对自己有利的话，还会毁掉法国的行政机构。[30]这引起了法国当局的关注，法国当局派出调查员赴沪调查，年底决定撤换柯格霖和费沃利。1932年3月梅礼蔼和法伯尔分别就任法租界总领事和总巡。梅礼蔼上任后严禁烟赌，拒不接受贿赂，以此坚决打击杜月笙的气焰，抑制杜月笙的势力。杜月笙的烟赌业被迫搬到华界经营，本人也被迫于1932年2月辞去法租界公董局的职务。[31]既然租界不能继续经营烟赌，杜月笙烟赌生意的兴旺与否只能取决于他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而且他开办的中汇银行的存款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烟赌收入，他也需要继续经营烟赌业以维持银行的盈利。因此，他需要与国民党当局加强联络，加深关系，于是在慈善事业上大做文章。江淮水灾是一个“天赐”良机。他的搭档中有政府领袖、政界要人、商业巨子，他在筹募工作中的成绩足以令任何人对他刮目相看。他为政府排忧解难，政府会给他丰厚的回报，他的赌场得以从法租界移到华界继续经营。

杜月笙因赈济成绩突出，后来还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奖励。1935年2月，许世英任董事长、王震任副董事长的上海辛未救济会请求国民政府对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等慈善团体的募助赈款人士给予奖励。国民政府查得杜月笙等五人在历次灾赈中，“或自捐款在五万元以上，或奔走劝募在二十万元以上”，因此下令颁给杜月笙等五人三等采玉章。[32]这种荣誉只颁给对国民政府有突出贡献的人士，他以一名帮会人士得此荣誉，也是政府对他从事赈济的褒奖和认同吧。这次赈灾的影响深远，使他成为全国闻名的慈善家，为在上海社会及国民政府中的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申报》1931年8月27日。

[2] 《申报》1931年8月17日、24日。

[3] 《申报》1931年9月24日。

[4] 《申报》1931年8月2日。

[5] 《申报》1931年8月27日。

[6] 《申报》1931年8月18日。

[7] 《申报》1931年8月19、24日。

[8] 《申报》1931年8月27日。

[9] 《申报》1931年9月19日。

[10] 《申报》1931年8月8、12、26日。

[11] 《申报》1931年8月7日、20日。《申报》1931年8月13日《赈委会办理水灾急赈》。急赈办法，分四途进行：（一）组织水灾急赈会，上海各界决定组织劝募队五百队，每队一千元，约可得五十万元；（二）登报劝募，由会撰拟募捐启事，分登各报劝募，自动劝输者颇踊跃，尤以上海为最；（三）委托劝募，分请热心慈善人士，托其代为劝募；（四）宋太夫人奠仪，完全助赈。关于施赈办法，分急赈、工赈及善后三种。

[12] 《申报》1931年8月21。

[13] 《申报》1931年9月1日、7日。

[14] 《申报》1931年9月2日、10月15日。

[15] 《申报》1931年12月14日、1932年4月1日。

[16] 《申报》1931年9月3日。

[17] 《申报》1931年9月17日。

[18] 《申报》1931年9月13日、11月2日。

[19] 《申报》1931年11月1日。

[20] 《申报》1931年11月5日。

[21] 《申报》1931年11月7日。

[22] 《申报》1931年9月3日。

[23] 《申报》1931年10月14日。

[24] 《申报》1931年9月27日。

[25] 《申报》1931年8月23日、9月5日。

[26] 《申报》1931年9月5日。

[27] 《申报》1931年11月25日。

[28] 《申报》1931年11月24日。

[29] 《申报》1931年3月7日。

[30] 兰普森致英国外交部，1931年4月13日，转引自（澳）布赖恩·马丁著、周育民等译：《上海青帮》，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6、137页。

[31] 《上海法租界当局有关“一·二八”事变文件选刊》，《档案与史学》1985年第2期，第26页。

[32] 《申报》1935年2月18日。

文章出处：《档案春秋》200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