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祖武

    编者按：本文是陈祖武同志1993年4月在“天地会史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内容，此次发表时本刊略作一些删节。作者从明清之际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天地会的酝酿过程及其性质等方面，对天地会的源流进行了考证，对台湾学者庄吉发教授关于天地会的起源实早于清康熙初年的观点表示赞同。

    关于天地会的起源，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大难题，有关研究者讨论了几十年，直到现在也还没有能够得出定论。最近，厦门大学邓孔昭同志写了一篇精彩论文《从康熙前期福建会党活动的几条史料谈天地会起源》（载《清史研究》1993年第1期）。这篇文章之所以好，根本在于它为天地会起源的探讨拓宽了视野。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持起源乾隆说，还是持起源康熙说的研究者，读过这篇文章，对于各自研究的深入，大概都会获致益处的。以下的简短发言，正是得益于孔昭同志文章的启发而准备出来的，也可以说就是孔昭同志文章的一点读后感。这里我打算讲三个问题，第一，明清更迭与满汉鸿沟；第二，天地会的出现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过程；第三，关于天地会性质的一点浅见。

    先讲第一个问题，明清更迭与满汉鸿沟。

    17世纪中叶的明亡清兴，作为封建时代的最后一次王朝更迭，一方面为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因素的制约，它同过往的历史有若干相似之处；另一方面因为时代和环境的变迁，这场社会动荡又显示出它独特的历史个性。正确认识明清更迭及其给尔后中国社会带来的深刻影响，对于我们探讨天地会的起源，恐怕是一个不当忽视的问题。

    什么是明清更迭？从广义上说，它并不仅仅是指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朱明王朝统治的结束，以及同年五月清军的入据北京和四个月后清世祖颁诏天下，“定鼎燕京”①。它实际上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其上限可以一直追溯到明万历十一年(1583)，清太祖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兴兵；其下限则迄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最终清除亡明残余，统一台湾。在这一百年中，其前半段，即明朝末叶，同朱明王朝的江河日下形成鲜明对照，农民起义军的摧枯拉朽，满洲贵族所建后金及清政权的迅速崛起，两者交相夹攻，最终埋葬了朱明王朝。入清以后的四十年，历史较之先前更其复杂。清朝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封建政权，自顺治元年(1644)建立迄于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经历了整整四十年的动乱。正是在这四十年间，满洲贵族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确立和巩固了对全国的统治地位。也正是在这四十年间，数千年历史积累的文化格局和满汉文化的形态差异、尤其是满洲贵族推行的错误的民族高压政策，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满汉鸿沟。

    在酿成满汉鸿沟的诸多因素中，清廷强制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剃发易服所产生的恶劣影响，最为深刻，亦最为久远。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的民族复合体，构成这一复合体的各个民族，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存在着彼此千差万别的风俗习惯。在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不仅不可能正视这个差别，而且往往因为人为的错误而激化矛盾，以致演为纷争和战乱。因此，不同的历史时代，总有不同的民族问题和隔阂。其中，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清王朝，则是最为过甚者。清廷不仅无视这种差别，而且极端武断地把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全国强制推行。

    顺治元年五月，入据北京伊始，清廷即规定：凡投诚官吏军民，均要剃发易满族衣冠，违者即行诛剿。后因遭到反抗，被迫暂时中止此令。之后，不唯北方官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而且清廷还以“急剿逆贼，兵务方殷，衣冠礼乐未遑制定”为由，下令：“简用各官，姑依明式，速制本品冠服，以便事。”②顺治二年六月，清廷在重创李自成农民军，稳定了北方统治，挥戈南下，攻灭南明弘光政权之后，再颁剃发令，宣布：“自今年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清世祖明令：“若有复为此事渎进章奏，欲将朕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至于衣冠服饰，虽准许“从容更易”、但也规定：“悉从本朝制度，不得违异。”③

    剃发易服，是清廷民族民族高压政策的基本方面。这样的民族高压政策的强制推行，虽然使不少江南官绅低头就范，但是也有更多的不甘民族屈辱者，挺而抗争，投身到可歌可泣的反剃发斗争中去。其结果，一是促成农民起义军余部同南明政权的联合，并以之为主力，与清廷展开长达十余年的大规模军事对抗。其二，则是它在民族心理上造成的隔阂，历二百数十年而不能平复，从而在一代历史中时隐时显，成为长期潜在的一个严重不稳定因素。因此，当康熙初叶，南明残余势力覆灭，清廷继之又取得平定三藩之乱和统一台湾的历史性胜利之后，反清复明的活动并未因之而绝迹，其根源即在于此。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个性，是我们观察清代历史问题，当然也包括其间的党社活动问题，不可忽视的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一个大的社会和政治背景。

    接下去讲第二个问题，天地会有一个较长时间的酝酿过程。

    天地会是一个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文士结社，官绅植党，百姓聚会，在中国古代，渊源久远，史不绝书。清初学者顾炎武著《日知录》曾以“社”为题，就其源流做过考证。已故著名明清史专家谢国桢教授，还专门写了《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两年前，陈宝良同志承谢老的未竟之志，再加发展，撰为《明代的社与会》长文，对明代繁杂的社与会条分缕析，一一做了梳理。根据前哲、时贤的研究所得，我们可以看到，清代的天地会实在就是明代会社活动的延续，只是因为客观历史环境的不同，使之由显而隐，由公开而转向地下罢了。

    明代的会社活动，尤其是在明朝末叶的数十年，遍于大江南北，其间风气最盛者，当首推江苏、浙江二省。几社、复社、应社、读书社等等，星罗棋布，鳞次栉比。福建虽因交通阻隔，会社远不及江浙之频繁，但天启间，泉州即有“一钱会”④，崇桢初，福州又有“石仓园社”和“阆风楼社。”⑤明清更迭，社事不绝，且多与复明活动相联系，因而日益引起清廷警惕，最终遭到严禁。顺治九年，清廷首次对文士结社加以厉禁，在学宫颁立卧碑，明令：“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⑥十七年正月，再颁禁令，宣布：“士习不端，结社订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相煽成风，深为可恶，著严行禁止。”⑦翌年，清廷又由禁绝士子结社扩及民间会社活动，专为颁定刑律，规定：“凡歃血盟誓，焚表结拜弟兄者，著即正法。”从此，会社活动成为非法，遂由公开而转入秘密。康熙亲政之后，对秘密结社事重申刑律，将歃血结盟视同谋叛未遂，加重惩治，明令：“歃血结拜弟兄者，不分人之多寡，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秋后处决。”⑧

    清初的福建，会社活动不绝如缕。顺治末，漳州有南屏文社，与会者往往达三百人之多。⑨此社虽罕为人知，但福州的文社则早为地方当局重视。顺治十七年，清廷明令禁止结社之前，福建按察使李时茂即已向世祖上疏，强调“恶棍结党立社，地方受害难堪”。疏中指出：“福州会闱有社党，各分门户，如至德、北林、西蓝等社。其社首陈子佳等，结众敛金，横行城市，寻非启衅，攘臂争雄。”⑩疏上，清世祖下令“严究追拟”。自秘密结社遭清廷严禁，福建的会社活动依然暗中此伏彼起，尤以漳州最为招人耳目。因此，康熙十九年七月，福建总督姚启圣重申清廷禁令，颁布文告“严禁纠党结社”。文告中，对漳州秘密结社严加申斥，指出：“漳郡恶俗，尚有奸徒倡立社党名色，纠结投诚员兵、劣衿、练长、衙役及一切流棍、讼师人等，多至一二百人，少亦数十人，歃血誓盟，武断乡曲，生端寻衅，扎诈善良，通线作奸，擒人勒赎。近而城市交关，远而庄村墟埠，靡不肆行无忌，播毒难堪。”事隔三月，姚氏再颁文告“访禁结盟”，宣称：“近闻闽省各属，多有穷凶巨棍，自称大哥，歃血盟神，结拜兄弟。或一伙有百十余人，或一伙有三五百人。凡讼师衙蠹以及投诚弁兵，无不联为党羽，恃势咆哮。因而骗害乡村，横行里闬，乘睚眦之隙，此殴彼攻，侦富厚之家，东讦西诬。根蒂久深，网罗四布，良善莫得安生，有司不敢过问。”可见此时的歃血盟誓，不惟风行漳州，而且已经漫延全闽。毕竟此风以漳州为最盛，所以十一月，姚启圣又针对当地秘密会社活动专发文告，“严禁聚众结盟”。此次文告，历数歃血结盟罪名，并将其同台湾郑氏势力相联系，斥为：“兴贩货物，透越出界”(11)。

    明清之际的会社活动，由公开而趋向秘密，直至发展到康熙初叶福建各地的歃血盟誓，经历了数十年的酝酿。此一时期福建各地的秘密结社，同尔后为清廷查获的天地会相比，确有许多相似之处。正如辑录并刊布姚启圣文告的邓孔昭同志所论，姚氏文告所反映的福建地区社党活动，“时间和传说中天地会成立的时间十分接近”，“区域与传说中天地会创立以及初期活动的地点相符”，“结盟与活动方式与天地会基本相同”(12)。因此，我们即使并不就据以判定这便是早期的天地会，但是它至少可以说明，天地会是明清更迭的历史产物，其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有一个较长的酝酿过程。在这个问题上，我十分赞成台湾学者庄吉发教授的如下意见，即“就福建泉漳地方而言，天地会由来已久，其起源实早于康熙初年”(13)。

    最后讲第三个问题，关于天地会性质的一点浅见。

    谈到天地会的性质，同它的起源一样，也是一个尚未取得共识的问题。其实，天地会的起源之与性质，两者并世俱来，不可分割，可以说就是一个大问题的两个方面。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方才所讲的第二点感想能够成立，那么恐怕也就解决大半了。试想，酝酿于明清更迭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氛围之中的秘密结社，倘若它如同历史上已经存在的民间聚会，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互助互济组织，那么清廷断不会去三令五申、严加禁止的；同样的道理，福建地方大吏也就绝不会把它同与清廷剑拔弩张的台湾郑氏势力相联系，指斥其“通线作奸”、“兴贩货物，透越出界”了。显然，它所折射出来的政治色彩，才是把握其性质的基本方面。

    我们这样说是否有所依据呢？有的。在这里，我想借助于秦宝琦教授的论著来进行回答。众所周知，在天地会研究中，宝琦同志是很有贡献的，由他所主持编纂的七册《天地会资料》，其学术价值已为海内外学者所公认。他的专著《清前期天地会研究》，资料翔实，用力极勤，我们不必多方采择，只要利用他这部书中辑录的资料，已经足以说明天地会的性质。

    宝琦同志主张天地会起源于乾隆二十六年，因此，在他的专著中，之前的民间秘密结社活动，都一概作为“政治背景”来叙述。从顺治元年到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近百年间，宝琦同志以康熙二十二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他认为“秘密结社的活动较少”，而此一阶段末了，则又指出：“汉族人民用歃血结盟，焚表盟誓的方式建立的秘密团体，在清统治者眼里，已经成为一种可怕的隐患，因而把它按照‘谋叛未行’来论处。”(14)既然是清廷的“隐患”，而且“可怕”，无异“谋叛”，当然就不能说是什么“互助互济”的组织了。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第二个阶段，宝琦同志称之为清代民间秘密结社“全面发展的时期”，他认为，在这一时期，“采用秘密结社的方式来聚集力量，便成了人民群众反抗清统治的主要手段”(15)。显然，民间秘密结社既已成为“聚集力量”以“反抗清统治的主要手段”，其性质就全然不能用“互助互济”去归纳了。这一点同样也是不言而喻的。关于这一点，《清前期天地会研究》中辑录的资料，在在可以证明。

    譬如康熙三十五年，台湾吴球、朱祐龙“以复明之旨号召四方”，“举杯为誓，约期起兵”；六十一年，台湾朱一贵“歃血结盟”，“自称义王，国号大明”。又如雍正十年，四川秦启柱等“违禁结盟，妖言惑众”，倡言“恢复天下，底定开疆”；同年三月，台湾吴福生等“结会起义”，“众推吴福生为大哥与元帅，军旗上书写‘大明得胜’字样”。再如乾隆七年，福建罗惠能“起意散札纠人，屯聚闽清山上，抢劫富户”，“并编成‘兰龙朱天子李开花’字样作为号召，约定四月中旬在罗惠能家会齐举事”；乾隆十三年，福建“十三太保铁尺会”，“行凶为事，欺侮善良，藐视王法”；十七年，福建蔡荣祖等“同举大事”，推蔡为“盟主”，取名“大宁国”，策划“动手攻城”；同年，湖北马朝柱“纠人结会，歃血吞符”，“假称西洋出了幼主，名朱洪锦，系明朝后裔……。不日起事，兴复明朝”。(16)凡此种种，不一则足。

    以上，我们对《清前期天地会研究》中的有关资料作了较多征引，这些资料至少可以说明两点：第一，入清以后，至迟在顺治、康熙之际，民间秘密结社已经显示出鲜明的政治色彩；第二，迄于乾隆初叶，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民间秘密结社，皆不谋而合，反清复明成为一个共同的政治目标。请问，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出现的天地会，而且还是处于民间秘密结社“全面发展时期”的天地会，我们能说它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互助互济”组织吗？我想，倘若一定要这么去看问题，恐怕在情理上和事实上都是说不过去的。因此，我以为，作为清代民间秘密结社主要形态的天地会，其成员之间固然存在着“互助互济”的朴素需要，但是就其主流和本质而言，它并不是经济组织，而是政治组织，是对立于清政权而存在的政治组织。这诚如台湾已故秘密会社史家戴玄之教授所论，天地会的宗旨并非互助互济，而是“反清复明”(17)。

注释：

    ①《清世祖实录》卷九，顺治元年十月甲子。

    ②《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己亥。

    ③《清世祖实录》卷十七，顺治二年六月丙寅。

    ④《明熹宗实录》卷三十二，天启三年三月甲午。

    ⑤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十一，《浙中诸社附闽中诸社》。

    ⑥佚名：《松下杂钞》卷二。

    ⑦《清世祖实录》卷一三二，顺治十七年正月辛己。

    ⑧以上引文见《雍正大清会典》卷一九四，《奸徒结盟》。

    ⑨同治《福建通志》卷二三九，《郑亦邹传》。

    ⑩杨雍建：《黄门奏疏》卷上，《严禁社盟疏》。

    (11)姚启圣：《忧畏轩文告》。

    (12)邓孔昭：《从康熙前期福建会党活动的几条史料谈天地会起源》，《清史研究》1993年第1期。

    (13)庄吉发：《天地会源流考》第一章第二节。

    (14)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第二章第三节。

    (15)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第二章第三节。

    (16)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第二章第三节。

    (17)戴玄之：《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下册，《天理教联合天地会起兵之分析》。

【原文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06期，第60-64页。

【作者简介】陈祖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