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贵

会党作为中国近代社会最活跃、最具影响的民间秘密团体，参预并领导了抗租抗税及反洋教斗争（即教案），支持、联合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发动多次武装起义，始终站在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前列。近代所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如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自立军起义、萍浏醴起义、辛亥革命等，无不渗透着会党的力量，活跃着会党的势力。可以说，会党是中国近代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而学术界对会党的研究，显得薄弱无力，虽然涉及会党本身（如会党的起源、组织结构、门派帮规等）及其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关系方面着墨不少，但有喋喋不休而争论不已之叹。而有关会党在近代教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所运用的斗争策略等等，却缺少问津，形似空白。本文意欲就此抛砖引玉，以飨读者。

一、会党在教案中的作用

所谓教案，即中国人民与洋教（基督教）势力发生磨擦、引起纠纷而产生的诉论案件。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洋教势力侵略的斗争精神，故又称之为反洋教斗争。

中国近代教案，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中法战争（1885年）前为第一阶段，称之为前期教案；中法战争后为第二阶段，称之为后期教案。前期教案的推动者和倡导者，是清政府的一些官吏、地方绅士，会党是积极参与者，并通过烧、杀、抢、打、砸等过激行为，企图把斗争引向盲目排外的歧途；后期教案的发动者和组织者是会党，通过广泛发动城乡民众，把斗争深化为反帝反封建，使近代教案，赋予新的含义，达到质的转变和新的高度。

在近代，基督教伴随着鸦片、商品和炮声而逐步传入中国，通过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获得一系列特权，凌驾于地方官府甚至清政府之上，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和工具。这种火药味十足的传教方式一开始就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和愤懑，加之基督教只信仰上帝，排斥敬天、祀礼、祭祖，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鼓吹无君、无亲、无尊、无义、无男女之分等等，与中国传统文化、正统伦理格格不入，严重对立，自然要遭到以卫道夫自居的封建官吏士绅们的反对和中国人民的唾弃。只要基督教在中国传教一天，就存在矛盾和斗争的一天。所以，教案问题成为近代中国发生最频繁、处理最棘手的政治外交大事。

前期教案，会党只是秘密参加，扩大事态。如四川多次发生较大规模的教案，打出“灭教”大旗，（注：《教务教案档》，第二辑（二）第1174页。）或殴教民、杀教士，或砸教产、烧教堂，会党混杂于闹教民众之间，积极勇为，动作激烈，退避也迅速。总督丁宝桢也难纠其辫，在奏折中承认“维时各处棍徒乘机混入……人多势众，究竟是民是匪，当时未能区别。”（注：《丁文诚公奏稿》，第14卷第3页。）这里所说的“棍徒”、“匪”，即是会党。会党还利用自身组织人员分布广、消息灵通、流动性大等特点，暗中散播许多不利传教活动的谣传，如传言洋教所办的“育婴堂系为食小儿肉而设”，（注：《清季教案史料》，第1册第5页。）“有剖取幼孩脑髓眼珠种种不法之事”；（注：《教务教案档》，第二辑（二）第578页。）传言耶稣教会“童子割肾，妇女切乳，剜眼取胎，婴孩同煮”，从而“造作丸药”（注：《反洋教书文揭帖选》江西部分。）借此激发民众愤慨，引发反洋教斗争。1862年的南昌教案和1868年的扬州教案，就是因此而发生的重大事件。

前期各教案的处理结果，几乎都是在帝国主义船坚炮利的恫吓下，清政府被迫惩办“肇事者”、撤办流放办理教案不力的官员、赔款修建教堂、抚恤教民教士。每一次屈辱的结案，清政府“媚外”的面目不断地暴露，使得原来排斥洋教、同情民众的官吏、士绅感到胆怯畏惧，逐步退出反洋教斗争，甚至有些人转变为这个斗争的反对者。从此，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领导责任历史地落到会党身上。

此时会党的势力也得到迅速的膨胀。经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逐步深入中国内地，《天津条约》规定开放长江，从此富饶的江南长江流域，是它们掠夺的重点地区。外国资本主义凭借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特权，直接控制了中国的海关，任意降低税率，享有子口税半税制等优惠，使得外国商品大量倾销中国，造成民族工业破产，广大手工业工人、茶农失业的严重情况。这些失业工人、茶农大批加入秘密会党，以经济自保、政治反抗来求生计。外国轮船自由航行长江及各内河，兜揽华商及旅客生意，而中国“商旅乐其利便，趋之若鹜，于是内江沿海之利辟为所占”。（注：《清史稿·交通志》二。）中国旧式航运业深受其害。以上海为例，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约有沙船三千余号；到五十年代，减为二千余号；到了七十年代，仅剩四百余号。（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3第29页。）而且“资本亏折殆尽……业航者无可谋生，其在船水手十余万人不能生存，必致散而为匪。”（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28第38页。）整个长江流域的中国航运业，生计被夺，破产殆尽，“其贫苦失业流为盗贼者比比皆是，私枭、会匪充斥，职此之由。”（注：《刘坤一遗集》，第1039页。）大批失业的船工水手涌现，是会党势力发展壮大的又一重要来源。会党第三大来源是被裁清军。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起义之后，因国库空虚即大量裁撤营伍勇丁，遣散湘军数十万、淮军和川勇十余万、绿营五、六十万、巡防营和其它军队为数则更多。（注：《刘坤一遗集》，第2187页。）近百万遣散勇丁，生活得不到安置，大部分人长期养成“桀骜成性，游手好闲，即不惯力勤耕作，又别无以营生，遂至流为会匪者，亦复不少”。（注：《光绪朝东华录》，总2869页。）因此，到光绪初年，长江流域各省的哥老会（江南会党最主要的门派）“半系军营遣散弁勇”，（注：《刘坤一遗集》，第381页。）会党分堂林立，“每会人数，多则数万，少则数千”。（注：《张文襄公全集》，卷116，公牍31。）会党势力的迅速膨胀，使它有能力，有条件承担领导中国尤其是江南的反洋教斗争，一个自动退出，一个具备条件，斗争的领导权潜移默化，自然移交。

会党在教案中崭露头角是在1891年的长江教案。这一年，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的数十个城镇，凡是有外国教堂的地方，群众愤然而起，焚毁烧抢；凡遇有教民、教士，群众则怒不可遏，殴打驱逐。反教烽火遍地燃烧。这种结果，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传教士长期“干预公事，挟侮长官”，“使各州县不得行其法”；（注：《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1第43页。）根源于教会庇护教民“作奸犯科，无所不至。或乡愚被其讹诈，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妻，或横侵人产……种种妄为，几难尽述。”（注：《传教论》，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第351页。）会党不失时机地组织发动这次反洋教斗争，完全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正义斗争。光绪皇帝在当年的上谕中明确指出：“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等省，屡有焚毁教堂之事……半由会匪从中主谋。”（注：《光绪朝东华录》，总2915页。）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会党是这次教案的主谋。他说：“几乎在长江各通商口岸都有骚乱发生……哥老会是这些骚乱的根本原因。”（注：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第900页。）总结这次教案，最后公认：“此次各处教堂接踵被毁，皆系会匪所为。”（注：《教务教案档》，第5辑（二）第735页。）会党不仅领导了这次反洋教斗争，还准备私购军火，乘机武装起义，只因军火在海关被查扣而作罢。

1890年和1898年四川大足发生两次教案，并演变成武装起义。教案反对外国教会，起义对抗清朝官兵，这种既反帝又反封建的打教起义，声势浩大，影响深远，把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推向到一个新的阶段。领导这两次斗争的余栋臣，就是哥老会的“魁杰”，起义的主要骨干和领导皆系哥老会成员。（注：详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222页；第246页。）

由此可见，自从会党接管了反洋教斗争的领导权以后，无论是斗争的规模，还是斗争的性质，都比以前有了大大的进步，达到了质的飞跃。

二、会党在教案中的策略

会党本身就是一个组织比较严密的社会秘密团体，制定了许多帮规会章，创造了大量隐喻的江湖术语（或称会党语言），虽分布广散，来去无踪，然一夕可聚数千上万，其宗旨本以反清为是，但在教案中，能以民族大义为重，矛头直指外国教会侵略势力，讲求斗争策略方式。普遍采用的策略不外乎以下三种：

1.以揭帖为武器，鼓动民众仇教情绪，掀起反洋教斗争。外国教会在中国各地，都先后建有一方自己的领地，修教堂，办育婴，非信教朝拜，一般人难窥其秘，就是地方官府也知之甚少。而近代中国，教案迭出，频繁猛烈，连年不绝。不少教案发生的主要原因是诋毁教会的揭帖传单的广泛传播。

以长江教案为例，领导这次教案的哥老会经过密谋策划，商定了一套闹教办法：第一步是“预备匿名揭贴”编制大量诋毁教会的印刷品，揭露“教堂害死小孩、挖取眼睛”等罪行，讨檄传教士种种劣行恶迹；第二步是“遍地张贴”，象“长沙所有的墙上，都覆盖着这些漫画。它们被拿到大街小巷，各处张贴……上自督抚大员，下至街头苦力，人人喻晓”；第三步是“哄动众人”，攻击教堂，并冲锋在前；第四步是乘势焚烧教堂后，迅速脱身，隐匿异地。这是哥老会头目曹义祥、唐玉亭等人的供词。（注：《教务教案档》，第735－740页。）他们从两湖到江浙，从安徽到江西，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串联宣传、广泛发动各地反洋教斗争。

2.以抗租抗捐为动力，引导民众投入反洋教斗争。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采取种种非法手段，侵占大量土地，在不少地方“成为当地最大的地主”。（注：明恩溥《中国在动乱中》，卷2第58页。）他们对教堂旧址，强买盗卖、低价骗夺，甚至明目张胆地强占抢夺。在江南，基督教霸占了约二百万亩土地，在川西，天主教士杜昂就霸占了良田三十万亩，仅彭县白鹿场一地就占农田一万亩。（注：详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222页；第246页。）然后，教会把大量土地租赁给佃农耕种，收取四到八成的地租，此外，佃农还必须进献鸡鸭果品，经常无偿为教会提供劳力，个中酸苦，甚于教外佃农。教会对佃农的残酷压榨，无疑要引起强烈的反抗。会党人物自然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点，鼓动佃农抗租，反抗教会。这类事件历史记载琐碎，反映斗争规模不大，而发生次数不少，且多发生在富饶的长江流域，如1884年，镇江教会佃农要求减租不成，聚而**罢工达二、三万人之多。（注：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132页。）

教会与中国人民本无行政隶属关系，谈不上什么捐税盘剥。每次教案议结，大量赔款，无疑要摊到广大民众身上，增添“正差正粮”外的“杂差”。“杂差”苛猛，有时甚于“正差正粮”。群众本积怨于外国教会势力的肆虐，耻辱于教案“惩凶议赔”，面对清官府的一再摊派，抵触反抗情绪日甚，加之会党人物暗中活动，因抗捐而起的教案不绝于史载。直隶广宗教案是一显例。1902年，广宗县为赔偿教堂和教民纹银一万两，按亩加派“杂差”，群众一致反对，声言“中国人不纳洋差”，纷纷组织起来，围攻教堂，诛杀教士，公开树起“扫清灭洋”的大旗，武装对抗官兵，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十六万之多，声势浩大。（注：《中国教案史》，第615-617页。）领导这次斗争的有前义和团头目，也有会党人物。这是自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南方会党组织与北方义和团组织互为渗透，互为联手的壮举。

与教会有关的抗捐斗争自然要演变成反洋教斗争的一部分，与教会无关的抗捐斗争，经过会党引导，也发展成为反洋教斗争的导火线。以1904年江西乐平教案为例，乐平县借办学堂为名，摊派捐款，增收货税，激起全县人民的反抗，在会党人物夏廷义的领导下，抗捐群众涌进县城，捣毁小学堂，拆毁统捐局，焚烧教堂、县署，夺取枪支，武装起义，斗争持续两个多月，最后在清军重兵镇压下，终归失败，夏廷义等会党人物循迹无踪。（注：《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三所集刑》，第1集。）

3.以反洋教斗争为主线，号召民众反帝反封建。中法战争后到义和团运动前夕所发生的教案，突出了一个鲜明的特点：反对帝国主义势力，抵制一切外国侵略者。这个时期，中国人民面临严重的三大危机，即信仰危机、民族危机、生存危机。传教势力的蔓延扩展，强烈地冲击着中国人民正统的儒学思想，大大伤害了中国人民千百年来的信仰；甲午战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赔款银二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费用三千万两，共计白银二亿三千万两，而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总收入不过八千万两，根本无力偿还这笔巨债，不得已向英、德、俄、法等国借贷，高额利息、回扣之外，以海关、厘税作担保，并划分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渗透到中国城乡每一个角落，严重破坏了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农业萧条，手工业破产，失业民众大量涌现，造成普遍的生存危机。三大危机加深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民族矛盾随之成为最主要、最尖锐、最敏感的矛盾。

会党及时地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清楚地看到直接与帝国主义对抗时机不成熟，乃从教案入手，利用教民“横行乡里，鱼肉良民”（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985页。）激起民愤；利用传教士充当帝国主义侵华先锋和工具，且“干预公事，挟侮长官”激起国恨；又利用教会广霸田地、收购小孩、残害婴儿激起天怒等等，对教会令人深恶痛绝的“行为”进行宣传、扬播，把反洋教斗争引向反帝运动。长江教案，使帝国主义恐惧地感到“没有一个城市是安全的”，“洋街洋堂，人人自危”，（注：《中国教案史》，第460页。）“中国人民决意不惜一切去反对外国人”。（注：详见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第222页；第246页。）余栋臣在四川大足领导两次起义，反对洋教，树旗“顺清灭洋”，檄讨洋人之祸，号召“专打洋人”、“不打中国人”，公开以反帝为宗旨。（注：《晚清教案纪事》。）当然，在清政府派兵镇压时，也武装对抗，但这种对抗，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反封建统治。

真正把反帝反封建有效地结合起来，是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历次教案的屈辱议结，使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清政府是洋人的政府，是傀儡，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御用工具，是屠杀残害人民的侩子手，反帝不反封建是历次教案失败的根本原因。于是会党调整策略，“移闹教之心，而为排满思想”，在浙江，伏虎会领导了1903年宁海仇教起义，反帝反封建；白布会领导了1903年桐庐仇教起义，反帝反封建。同时浙江其它会党组织如双龙会、终南会、千人会、白旗会、红旗会、平阳党等皆“以洋教之跋扈，由于清政府之恶劣，遂一变而为倾复满清政府。”从此，江浙仇教运动频繁发生，反洋教斗争进入了一个既反帝又反封建的崭新时期。

四川本是会党势力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义和团运动之后，部分成员便秘密入川，与当地会党组织联合闹教，并于1901年5月提出“灭清剿洋兴汉”的革命口号，1902年3月又树起“扫清灭洋”大旗，在三十多个州县捣毁全部教堂及“慈善机构”，惩罚数千名不法教徒，击毙数百名护教官兵，斗争持续十年之久。（注：《中国教案史》，第620-623页。）

一东（江浙）一西（四川）反帝反封建的仇教起义，带动了两湖、闽广、皖赣等江南广大地区教案迭出，如火如荼。斗争呈波浪式的发展，使清政府疲于奔命，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最后淹没在群众斗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倾覆倒台。中国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上述分析，是基于会党在教案中的主流方向。毋庸讳言，前期教案，会党有盲目排外、甚或“隔山观虎斗”的心态；后期教案，会党也有哄抢财物，甚至变节分子。如浙江新昌等县闹教时，会党乘机“连劫店铺十九家，饱掠而去”；（注：详见《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江苏哥老会宝山堂徐老虎，拥有会众十数万人，在1900年全国反洋教斗争高潮时刻，接受清政府招安，不仅严禁属下反洋教，还参预镇压别支反洋教的会堂。（注：《中国教案史》，第592页。）这是会党组织松散、山头林立、各自为政的结果，而且只是个别现象。瑕不掩瑜，会党在近代反洋教斗争中从无序到有序，从仅反教到反帝再到反封建统治，前赴后继，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民族赞歌，功不可灭。不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研究会党与近代教案，无疑会步入误区。

【原文出处】《江西社会科学》(南昌)1998年05期第63～66页。

【作者简介】赵树贵，江西省社科规划办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