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元昌

四十年代初，父亲也许是因为失业，经济拮据，借口抗战躲飞机之名，从成都搬迁到离汶川县城三十华里的三江镇居住，以减少开支。三江不大不小，四县交界，是各种势力争夺的地盘，用一个数字就能说明当时当地的局势：每月，我最少要看见一个被枪杀的。

国民党的基层政权，与地方势力紧紧联系。三江的徐姓、朱姓、周姓是大族。历任乡长都姓徐。舵把子（袍哥头子）则为朱氏历任。地方上一切实权，实际是舵把子说了算，乡政府也只是出面办理而已。

袍哥又分清水与浑水两种。所谓清水，不去明目张胆杀人越货，但实际上操纵地方实权。浑水袍哥，则是提枪耍炮，抢劫杀人，无恶不作。

三江的清水舵把子朱海环，就是依靠其在某军阀处任军参谋长的哥哥朱吉生而称霸三江。浑水舵把子李泽儒，绰号李麻子（脸上有几颗白麻子），平时戴顶礼帽，穿着合体高雅的长衫，文质彬彬的样子。可他曾在县城公开抢劫最大的刘泽山绸缎庄，也在新津县渡口抢劫过官银。

无论是清水浑水袍哥，都视自已的地盘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决不允许外来者进入，否则格杀勿论。

一些跑江湖的社团组织，如戏班子、商贩等，都要先送礼拜望清浑两帮舵把子，把言语拿顺（说好），就是赶鸭棚子（秋收时有的农户专门养几百上千只鸭子，从南向北，赶着鸭子在秋收过的稻田里捡食昆虫和遗留的稻谷，晚间将鸭子围在棚子里，一个月后鸭便长肥）的农民，也要逮两只鸭子去孝敬舵把子，才可免去麻烦。

除向无权的士绅商贾派点保护费外，袍哥不轻易扰民。按他们行话：就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当然，也有不服管教的兄弟伙，凡不落教（不听招呼，违犯帮规者），轻则当众责罚或赶出家门，重则处决。

■ 争斗

浑水舵把子李麻子，由于带过（做坏事）太多，用他们黑话讲，就是提起脑壳耍的人，心头虚得很，疑心也重，因此保卫措施十分严密。他出门上街，总少不了三四十个兄弟伙前呼后拥跟着，而且提前就有人到他要经过的路口查看站岗。来回出入路线和穿戴也多变。晚上，在他住宿地几里路外就放了岗哨。

有一次他老婆请我母亲搓麻将，我跟随去了他家，那是一个很大的林盘（川西乡下住户均种许多有竹子，故名竹林盘）。生人进去还弄不清东南西北。在他房间（宿舍）床后便是一个暗道。

镇上驻有一个保安中队，相互井水不犯河水。保安队在大庙坝子里出操。李麻子就在大庙棚子里摆场火（赌场），门口就架着机枪，看谁敢肇事（闹事）。

有一年，邻镇一个周家大户婚嫁，吃喜酒的一批“颤翎子”（出风头显示自已）的青疙瘩娃娃，仗势周家也是有钱有势，不打招呼就到三江街上耍，而且在区公所隔壁吃茶时，故意翘起二郎腿亮出腰插的手枪。李麻子得知情报后，立即派人去当场把那几个丢翻（打死）在茶铺内。

1948年的初夏的一天中午，放学回家，看见满街上许多荷枪实弹士兵，大桥河边上还枪毙了一个人。问其原因，原来是一个押“肥猪”（绑票）的兄弟伙，与“肥猪”各坐一辆叽咕车（独轮手推车，由于没有轴承，推起来叽咕叽咕响）准备前往交钱赎人地点，在半路途，“肥猪”见了一拨兵，而且滑竿上还躺着一个官，便大声喊救命。虽说兵匪一家，但光天化日之下，不得不管。于是乎官兵就将“肥猪”解脱，就地枪决了怀揣手枪的赶猪手。

这下脸面可丢大了，在自已的地盘上居然让人公开打死自已的兄弟伙，袍哥们围住不让官兵走。谁知遇到了硬火，路经此地不是别人，乃堂堂四川省保安司令。但一个保全省平安的司令，居然也走不脱，最后还是清水舵把子朱海环出来捡脚子（收拾局面），把司令请到家中招待一番，把言语拿顺，双方才辙兵。

司令回到省城，心中越想鬼火越起，遂令崇庆县保安队前去进剿。一天上午，一个中队的士兵扛着机枪步枪，由三十里外的县城跑向三江镇。李麻子正在水果市的丁字口茶铺喝茶，他开溜了，可怜的是在那儿喝茶的老中医王泽儒，满身被打了许多窟窿。

在我们上学的口子上，有个郑家兄弟二人锅魁（烧饼）店，老大打锅魁，郑老二就端着锅魁盘盘走街串巷，拿到烟馆茶房赌场去卖，以此为生。

那个郑老二不到二十岁，天天在烟馆赌场混，接触的全是袍哥里的老二老幺。临解放前，郑老二也嗨上（参加）了袍哥，当了个小老幺。从此也不端盘子卖锅魁了，一天到晚蹬上一双一朵花的丝耳子草鞋，穿着黑府绸灯笼裤，对门襟短衫，挂着一只德国造二十响手枪，给李麻子贴起，见人就打个招呼：“哥子好！”其实他心里头在说：你看我郑老二今天多港（神气）。

■ 解放

1949年秋，国民党四处网罗地方势力、袍哥大爷，办起了啥子游击干部训练班。当然，像李麻子这样的人物是首选人才。经过短期重点培养后，这个过去的通缉犯居然成了团长。

12月中旬，蒋介石开仓“放粮”，打开成都北较场的军械库让李麻子等各地“诸候”随便拿。李麻子按保甲派丁，牵起线线去成都拣欺头。背呀！扛呀！抬呀！真热闹！

下旬初的一天中午，放学回家，惊奇地发现镇上突然冒出许多不是国民党的兵，头上戴着八一军徽，在各家各户派饭。我家也有七八个。我自作聪明地问，你们就是过去的八路军吧，要不帽徽咋个是八一呢。他们笑了，说了些什么八一南昌起义，反正稀里胡涂似懂非懂的话。我吃饱饭后，每人又在洋瓷碗里死劲按满一碗，用碗袋装着。然后向各家打了欠大米多斤的条子，说是将来可以顶公粮。饭后很快又悄悄走了。

听说，李麻子那天差点挨起，他有两个兄弟伙撞见了，被下（缴）了枪，只是部队另有任务，没有理抹他。后来才知道，那是解放军二野先遣部队，赶到新津、卭崃增援刘文辉起义部队，阻止国民党部队向西康逃窜。

随着四川将领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的通电起义，困守成都的敌人，眼看大势已去，起义投诚。1949年12月30日，成都万人空巷，迎接解放军入城。成都和平解放了。

■ 叛乱

国民党的正规军的戏唱完了，袍哥大爷、地方武装粉墨登场了。经过“游干班”训练的那些散兵游勇，地痞恶霸，在特务统一指挥下，于1950年2月5日发动武装叛乱。

那天我正在离镇五里多路的西河边，喝同学赵朝元的结婚喜酒。突然听到枪声大起，又在吼“逮到！逮到！”原来是李麻子恃自已人多势众，围攻堵劫路过的七八个解放军。解放军跑到河对面沙渠乡乡长徐沛然家土碉楼上，土匪烧房子，硬把那几个弹尽的解放军逮到，捆绑起来，全拉到河边枪杀。其中一人，在被杀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大邑县的山大王惯匪郭保芝带领兄弟伙猛攻县城。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伤亡，解放军暂时撤退。匪徒占领大邑后，气焰更加嚣张，裹挟一些群众，摇旗呐喊围攻崇庆县。

大年三十那天，解放军出城反击，在西门外的西河坝打死土匪七八十个。大年初一，虽然兵荒马乱，但母亲还是按老规矩给我们煮鸡蛋面。才端起碗，就听到崇庆县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而且愈来愈急，也越来越近。外边也吵开了：“快跑呀！”“解放军打来了！”“与李麻子的队伍交火啦！”街上老老少少，牵儿带女的，一拨又一拨，惊惊慌慌地往乡下跑。

父亲叫我出去躲一下，他们留在家里。我也正想出去看看热闹，便跑到离镇三四里乡下同学徐德明家。到响午时，枪声已由崇庆到三江的公路上，转到了镇周围，密集的响声硬是像盖着锅盖爆豆子，噼噼啪啪响个不停，据说李麻子光是机枪就一百多挺。

解放军这个仗真不好打，哪些是土匪，哪些是群众，穿戴一样分不清。为了弄清情况，部队便占据镇东西二三里处的一个碉堡（那是红军长征时，为防红军进占成都，蒋介石叫各地修的），相互对峙起来。

我同学的一个堂兄，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那天好像遇见鬼了，捡了一支“中央军”败退时丢下的步枪，也跟到去凑热闹，刚爬在坟堆边一抬头看，扑哧一声，一枪正打在脑门心，当场完蛋了。吓得那些看稀奇、打欺头（占便宜）的，赶快缩回乌龟脑壳跑了。

看来这儿太近，不太安全，我们几个娃儿相约往北边走。在离三江四五里地的古泉穿越公路时，见几个人围着看路中躺着一个解放军遗体。这时，常在镇上摆个小铁炉，拉着风箱打锄头镰刀的卢铁匠，也不知在那里捡了一支步枪来背起，还向烈士遗体打了一枪，争当“英雄”。

后来到了北边的江原乡，在那里遇见许多躲避战火的老老小小，快三点钟了，在一大户人家混了一顿腊肉饭，说是款待难民的。哈哈！真安逸，当起了难民。

正吃得香，外边跑进几个人，惊叉叉地吼着：“拐了，打燃了！”“三江烧起来了”。我们跨出门向三江方向一看，啊哟！浓烟滚滚，咋整嘛！父母还在家里呢，我赶快往家中跑。

走到北栅门旁，见有一个解放军战士牺牲倒在小干沟里。我在栅门外伸起脑壳偷偷向街上一瞧，冷清清的，大火还在燃烧。我三步两步就蹿到丁字口，再偷偷地往里看了一眼，一个人影也没有，又两步蹿到家门口。谁知父母早已撤走，门上了锁。这时我也顾不了许多，不知那来的劲，三两下就把锁扭断了，怕大火蔓延到这儿，赶快抢出两床铺盖往外跑。待第二次转回抢东西时，街上也有人了，多数是解放军在救火，慢慢地也有一些群众参加。什么解放军放火啦等传言也随之消失。

晚上大火终于扑灭了，但还有零星枪声。父母亲也不知在那里，也不敢一个人回去，只好露宿野外，守着抢出来的东西。

■ 覆灭

第二天乡亲们陆续回了家。这次战火将整个三江烧了五分之四，最繁华的镇中心，两个万年台，文武庙全焚于一旦。所幸我家还未殃及。这时李麻子的队伍也不见了，解放军上街宣传，叫大家不要怕，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等。

北栅门里边有个汪麻子豆花饭店，他有两个儿子，分别叫大老幺和小老幺。大老幺叫汪子清，是街上一个痞子混混，那天虽说他没有拿起枪真的干，但也去给李麻子摇旗呐喊，结果在左胛窝下打个大洞，差点要了命，最后还是解放军给他包扎，救了他。

李麻子的当家外管事、保长沈凤祥被击毙。最让人又可笑又解恨的是李麻子的侄儿，人称小太岁的李老二，平时在镇里提劲打靶歪腾了，这次看到解军一匹军马惊了到处跑，他就充好汉去捡“战利品”，结果被解放军机枪打断双腿。最后没人管，伤口化脓生蛆，不等政府去镇压，他就痛死了，大家都说活该。

李麻子收拾残部与卭崃惯匪乔子军汇合后，在卭崃五绵山被解放军全歼，孤单一人逃到乐山。又看解放军到处清乡，吓得不敢停留，心想成都人多好混，谁知一到成都就被逮到。川西十大匪首之一的李泽儒李麻子终于被正法。

卖锅魁的郑老二，跟着李麻子叛乱，端起机枪往前冲，结果当然罪有应得地被镇压了。唏嘘！如他不去趟那趟浑水，也许土改时还是极积分子呢。

袍哥

四川的哥老会，又称汉留，俗称袍哥，相传是清初郑成功领导的反清复明组织“洪门”的一个分支。约在康、雍、乾（1662-1795）年间，随湖广、闽、粤、赣移民传入四川。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带有社会互助性质、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

“袍哥”之名，相传得于《诗经》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之句，意指入会者皆是异姓兄弟，同生共死。袍哥又名“汉留”，得名于《三国演义》中关羽在曹营留旧袍之故事。间指入会者誓不事清，奉汉反满之心。

据估算，至民国中期，四川城乡成年男子参加袍哥者比例高达70％-80％左右。国民政府认为袍哥组织发展危及社会安定，先后于民国25年（1936）、27年（1938）两次下令解散哥老会，四川省政府亦发出《惩治哥老会缔盟结社条例》、《惩治哥老会实施规章》，地方长官仅照转而已，未敢认真执行。据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在抗战后期统计，四川的城市乡镇，无地不有袍哥组织。

四川解放后，随着清匪反霸、土地改革、民主建政等政治运动的开展，袍哥组织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曾在西南民间流传数百年的袍哥组织最终解体。

最后的袍哥“叛乱”

四川袍哥头子、匪首、特务暴乱，是1950年2月5日在成都东南的龙潭寺、石板滩开始的。解放军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等执行任务，途经石板滩被匪特残害后牺牲。

这次暴乱是由“挺进军东山纵队司令”李干材，伙同“反共救国军金简华总队”巫杰发动的。匪首李干材原是重庆袍哥“三六协进社”社长，重庆解放前夕逃到成都，被军统大特务、稽查处长周迅予收为己用，当上情报大队长，成都和平解放后，潜伏在石板滩策划暴动。巫杰（乌杰）是龙潭寺的流氓“滥滚龙”，被李干材收买后率领土匪埋伏院山寺险要地带，偷袭途经解放军工作人员。

暴乱发动后，巫杰率领土匪几百人占领院山寺，断绝交通，砍断电线，隔绝龙潭寺到成都的通讯，并派出管事向附近码头仁义两堂走字样：“只要是袍哥，都请为‘反共’出血”，更以武力强迫青年群众从匪，不肯从匪的被巫杰杀死了三人。

成都龙潭寺、石板滩发生大规模匪特暴乱后，各地袍哥头子、匪首、恶霸、特务乘机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全面发动了土匪游击战争。金堂、简阳、成都、华阳、新都、新繁、温江、郫县、灌县、崇庆、新津、邛崃、蒲江、大邑、安县、绵竹、绵阳、三台、中江、彭县、彭山、眉山、洪雅、夹江、邻水等先后发生暴乱。

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规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方针，组织部分兵力，进行了一系列的重点围剿。解放军镇压了龙潭寺、石板滩地区匪特两次暴乱，并在邛崃、大邑、总岗山地区进剿。同时也在灌县东北、安县、彰明、江油之间，新津、双流、仁寿之间以及双流以西地区，组织了多次围剿和进剿。

从“龙潭寺暴乱”起，至大邑县五庙山彻底剿灭为止，历时不过几月，即被解放军的铁拳所粉碎。

1951年2月，新中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四川各地在充分揭露的基础上，又镇压了一批首恶分子。

广大袍哥在认清了袍哥组织，纷纷向军管会和公安局登记。在农村通过组织农会、特别是土地改革，使广大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农村中的袍哥游民问题也随之解决。解放后，袍哥组织作为封建社团，向人民政府登记后，随即解散。

文章出处：《看历史》2010年6月刊，摘编自《袍哥与土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