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宝琦

        清代会党是清王朝统治时期一部分下层群众为了互济互助或自卫抗暴而自发结成的结社组织，最初是以异姓结拜弟兄的方式结成，因为清朝统治者禁止民间的结社活动，会党只能进行秘密活动，故又称“秘密会党”。早在清初顺治年间就规定：“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鞭一百”。鉴于清初汉族人民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往往以异姓结拜弟兄的方式进行，因而会党的活动便一直遭到当局的取缔和打击。到康熙年间，随着清王朝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对广大汉族人民推行民族高压和民族歧视政策，强迫汉族人民剃发易服，严重伤害了汉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导致满汉民族矛盾的激化，广大群众纷纷以异姓结拜弟兄的方式组织反清斗争，清朝当局不仅以武力予以打击，而且在《清律》中，专门设立了有关禁止异姓结拜弟兄和结会树党的条款，而且把汉族人民的结社活动，定性为“谋叛未行”而严加打击。到了雍正和乾隆前半期，异姓结拜弟兄的组织逐渐发展为“结会树党”的“秘密会党”。嘉道年间，秘密会党更进一步发展、完备，除天地会系统的会党外，又出现了诸多其他会党，如边钱会、关爷会等。晚清时期，秘密会党更进一步发展，除天地会外，又形成了哥老会（红帮或袍哥）和青帮，以及一些小的会党。清末，天地会、哥老会与青帮三大秘密会党发生分化，有的在革命党人引导下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有的蜕变为军阀官僚的工具或黑社会组织。总之，清代秘密会党对于新修《清史》来说，乃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一、会党在清代历史中的地位

        清代会党作为民间自发结成的秘密结社组织，在清代历史上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一方面，平时在成员之间施行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抵御其他社会群体的侵犯，反抗清王朝的统治和压迫。清代多次重大人民反抗斗争，皆为会党所发动和领导，如清前期乾隆年间的台湾林爽文起义、陈周全起义、嘉庆初年的台湾小刀会起义等；晚清时期会党的起义更是层出不穷，如太平天国时期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厦门小刀会起义、闽中红线会起义、两广天地会起义等。这些会党不仅举行武装反清斗争，而且建立了诸多天地会政权，直接或间接地支援了太平天国起义，并参与反抗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晚清时期哥老会在反抗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中，冲锋陷阵，给予外国侵略势力以有力打击；辛亥革命前夕举行的十次武装起义中，大多以革命党人为领导，以会党为基本群众。两广天地会及四川、陕西、山西、贵州、浙江以及内蒙、甘肃、福建、甚至新疆和西藏的哥老会，均为辛亥革命做出了贡献。海外洪门还筹集资金，支援国内的反清起义，其中加拿大的洪门组织，还率先把致公堂总部的大楼抵押，所得款项全部用来支援国内的革命斗争，美国的致公堂也竞相效仿。另一方面，会党又表现出诸多消极方面，太平天国时期的不少会党首领，如张嘉祥等人，便出于个人野心而投靠清朝当局，成为清朝当局镇压太平天国和会党起义的帮凶；有些会党首领则参与抢劫活动，或者成为会党抢劫活动的窝主，如太平天国时期广西的“米饭主”。会党还从事打架斗殴、抢劫夺财、绑架勒赎、走私贩毒等活动。清末会党中除一部分参加革命党人领导的反清起义外，其余则蜕变成军阀官僚的工具，或继续从事抢劫、走私等危害社会的活动。总之，在清代历史上，会党是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社会势力，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和影响都很突出，在清代历史中有重要的地位。

二、新修《清史》中设立会党篇的必要性

        首先，清代会党拥有大量群众，是地方基层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近年来，有关清代基层社会的研究逐渐受到学者门的重视，会党作为清代基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应当地被纳入新修《清史》之中。重视下层民众的历史，已经是21世纪史学发展的潮流，新修《清史》作为国家21世纪的大型文化工程，必须适应这个历史潮流，重视下层民众的历史，而秘密会党则反映了清代部分下层民众的历史。

        第二，会党的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的历史：在初期，它反映了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许多汉族人民利用中国传统的结拜异姓弟兄的方式进行反抗清朝统治的斗争，后来，随着清政权的逐渐巩固，反清的武装斗争逐渐减弱，异姓结拜组织进一步演化为“结会树党”的秘密会党。会党的首领们为了动员广大汉族人民起来反抗清王朝的统治，提出“反清复明”等政治性口号，给清朝当局造成很大震撼和威胁。乾隆以降，由于清政权逐渐腐败，会党的活动又反映了统治阶级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社会矛盾，如乾隆年间台湾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起义，曾提出：“今据台湾皆贪官污吏，扰害生灵”[1]；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两广天地会起义的檄文又提出：清朝统治者“屈真才而鬻爵，朝野之珠玉皆空；纵酷吏以虐民，闾阎之脂膏尽竭。钱粮重敛，今日免而明已复[2]”。两广天地会起义者不仅建立了大成国、升平天国等政权，而且对英法等外国侵略者进行了斗争。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中，哥老会更是冲锋陷阵，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哥老会，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他们采取的策略是：先预备匿名揭贴，揭露外国教会害死小孩、挖取眼睛等罪行，然后发布讨檄传教士种种劣行的宣传品，并将宣传品遍地张贴，使得“上自督抚大员，下至街头苦力，人人喻晓”。之后再“哄动众人”攻击教堂，随之迅速脱身，隐匿异地。[3]辛亥革命时期，一部分会党首领接受了革命党人的联络和引导，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在革命党人发动的历次武装起义中，基本群众多为会党成员。

        总之，会党在有清一代历史上产生过重要作用与影响，是全面了解清代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清史稿》中，由于编纂者站在清朝遗老的立场上，把会党视为“叛逆”组织或干脆称之为“会匪”、“土匪”，仅仅在有关镇压会党活动时顺便提及，而且竭尽污蔑之能事。因此，在新修《清史》中应该设立会党篇，以全面反映有清一代的历史。

        第三，会党的行为方式与活动内容，体现了清代下层社会的文化。会党的思想和伦理道德源于社会的主流文化，又区别于主流文化。秘密会党宣扬的忠君、孝亲和“三纲”“五常”等内容，虽然来源于主流社会的封建伦理道德，但其内涵又与主流社会有所区别。如天地会宣扬“忠君”是指忠于明朝的君主，而反对当时主流社会的清朝君主。洪门誓词开头便强调“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作为其行为规范，但内涵已经与主流社会有所不同，其目的是为增进会党内部团结和闯荡江湖的需要。如在同治年间洪门三十六誓的“引言”中写道：“盖闻我会内之好友，必须要忠孝节义，赤胆忠心，结合异姓，为兄弟骨肉之亲。谊敦戴笠结盟桃园生死之义。合老少男妇于一堂，序强不欺弱，富不欺贫，长不压下，幼不傲上之礼；义伸桃园之风，凛尊雄鸡之血，众等新丁，初进洪门，依[以]洪为姓，以忠义为本，以孝顺父母为先，和睦乡党以敬长上，不得忤逆五伦，必须要遵依五祖规条律例。”[4]与主流社会所强调的道德观念有明显的不同。另外，天地会还创造了许多特殊的字，天地会把几个字合在一起，如虎字边在分别加上寿、和、合、同，作为天地会特有的标志；再如把“顺天行道”写作“川大丁首”，“顺天转明”写作“川大车日”；而且创作了大量诗歌，如：《五祖诗》：“五祖分别一首诗，路上洪英无人知；此事传来众兄弟，后来相会团圆时。”天地会和哥老会还创造了大量隐语、暗号，在下层民众中广为流行，成为中国江湖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研究我国民俗有重要价值。天地会和哥老会及青帮的切口、问答，更是闯荡江湖所必备，体现了当时江湖文化的特色。天地会与哥老会创造的“茶碗阵”，不仅用来考察对方是否为帮内弟兄，而且具有娱乐功能。总之，清代会党所创造的江湖文化，乃是我国下层民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党篇》可以如实地反映当时部分群众的文化和心态，为新修《清史》所必备。

        第四，百余年来中外学者在清代会党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需要在新修《清史》中有所反映。据不完全统计，中外学者有关会党的专著多达数十部之多，论文多达数百篇。尤其是有关清代三大帮会（天地会、哥老会及青帮）的源流问题，中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往由于缺乏确凿的史料根据，人们在清代三大帮会的起源问题上，仅仅依据帮会内部的秘籍，进行“影射推求”，得出的结论往往难以令人折服。加之会党中人为了表明本组织源远流长，以抬高其身价，又把会党的历史尽量往前推，并把一些与会党毫不相干的历史名人，作为本组织的创始人。如天地会把清初的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郑成功和史可法等尊为自己的“文宗”和“武宗”；哥老会把郑成功奉为创始人，[5]青帮更把其起源提早到明代，称青帮的前三祖分别是明初永乐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金碧峰、正统到嘉靖年间的罗教创始人罗清和万历年间的陆逵。[6]结果把会党的历史弄得扑朔迷离，这些问题均需要在新修《清史》中加以澄清。

        第五，《清史•典志•会党篇》的设立是新修《清史》不同于以往正史的重要特色之一，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中，均未设立有关“会党”方面的志，新修《清史》作为21世纪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应该符合新时期史学潮流，重视普通民众的历史。新修《清史》将会党篇列入典志之中，给予应有的地位，既突破了以往正史的框架，又有利于克服正史编纂者的英雄史观，使普通民众的历史在新修《清史》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弥补了“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缺憾。

        第六，《清实录》和《清史稿》均为清代重要史料，为以往研究清史所必备。然而，这两部书在涉及会党的史实方面，却有诸多遗漏与讹误，需要新修《清史》中加以订正。

        首先，关于天地会起源问题，在《清高宗实录》中虽多处提及，但均系当时正在追查天地会过程中大臣们所奏内容，而非追查的最终结果。而对乾隆五十四年伍拉纳与福建巡抚徐嗣曾所奏有关追查的最终结果，却付诸阙如。该奏折明确奏称：“查天地会节经查明起于提喜，该犯俗名郑开，僧名提喜，又名涂喜，又号洪二和尚”，又说“臣等查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倡立天地会名色，编造悖逆诗句”。鉴于伍拉纳奏折是根据审讯提喜嫡传弟子陈彪和亲生之子行义即郑继时的供词，因而比清吏在追查天地会“根源”时一般天地会成员的供词更为可信，是迄今为止文献与档案史料中有关天地会起源问题最明确的记载。而《清实录》和《清史稿》列传卷一百二十七《伍拉纳传》并未曾提及此事。《清史稿》列传卷一百十七《柴大纪传》中提到：“时奸民相聚，号天地会，漳州人庄烟为之魁，爽文与相结，谋为变。”更会使读者误以为天地会乃是严烟所创始。

        其次，《清实录》有关镇压天地会起义将领的传中，在涉及天地会的一些内容，存在不少讹误，有些史实还遭到篡改。如《清高宗实录》第1275卷，乾隆五十二年二月乙卯条记载：台湾镇总兵柴大纪在镇压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起义时，在一次攻打诸罗（今嘉义）的战役中，拿获“伪军师一名、番妇八十二名”。对照档案史料可以得知，《清高宗实录》的这条记载是不真实的,而且被篡改过的。台湾镇总兵柴大纪原折所奏“生擒贼匪林老并番妇留娘等共八十二人，拿获伪军师侯辰一名”，乃是为了向朝廷邀功请赏，属于虚报战果，并非事实。从档案史料可知，所谓“生擒番妇留娘等共八十二名一事”，纯属虚报。在柴大纪奏折中开列的八十二人的名单中[7]，有许怀等三十五人均属无辜平民。福建巡抚徐嗣曾在查明此事之后奏称:“据署嘉义县张森禀称，前柴大纪所奏正法及戮尸各犯内，竟有其人尚在者。访系柴大纪误拿，经前任知县陈良翼审属良民，据保释放。”陈良翼称：当日审明保释者“实有许怀等三十五名，委系良民。因柴大纪以匪犯具奏在先，逼迫通报，以符奏案，只得听从具详。”徐嗣曾认为此事“其舛错荒谬，实出情理之外”，遂与知府杨廷理等人，亲赴嘉义查办。审讯时许怀等三十五人供称：“上年（指乾隆五十二年——引者）正、二月内，嘉义甫经收复，或因官兵初到，出城迎看，或因迁避他处，回至县城探亲，途中误被捉拿。并有肩挑贩卖及在店生理，遇有不肖兵丁、义民强买抢取，与之较论，转被诬拿者。”经徐嗣曾等讯原保人，皆称：“当日县城初复，缉匪甚严，如城内遇有赋犯，我等正要究治，岂肯转为容隐！惟因稔知许怀等实系良民，方敢出结，如有欺隐，情愿全家治罪！”后经徐嗣曾等亲自查看，在许怀等三十五人中，“内有张海已年逾八十，翁送来年甫十五，素患疯病之陈应，避难流离之番妇留娘，其衰弱疲癃，势难从贼，更一望可知”。徐嗣曾又询问知县陈良翼，陈良翼称：“上年柴大纪克服嘉义之后，凡遇官兵、义民有报获之犯，不论在何处拿获，即以临阵生擒贼伙若干名，遽行入奏。”“其许怀等三十五名，再四研鞫，实系被人误拿，俱有邻保人等环诉呼冤，昼夜络绎不绝。”当陈良翼向柴大纪提出应将其释放时，柴大纪称：“事已具奏，并经咨报各地”，必欲按名正法。陈良翼又同教谕江港等前往力争，柴大纪又称：“我已奏定系拿获匪犯，万难更改。尔着开释，必须照依原奏通报立案，我就不管，否则必要将伊等正法。”徐嗣曾又向当事人核对，证明陈良翼所述属实。[8]说明柴大纪所奏生擒番妇留娘等八十二人一事，纯属虚捏。此事在纂修《清高宗实录》时，柴大纪所奏“生擒贼匪许怀并番妇留娘等共八十二名”一语，又被篡改为“拿获伪军师侯辰一名，番妇八十二名”。可见，应该依据档案对“实录”中的讹误和被篡改的内容，加以更正。

        第七，在新修《清史》中设立《会党教门志•会党篇》，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清末民初，秘密会党发生分化，除少数首领投身民主革命之外，其余组织或者蜕变为军阀官僚的工具，或者演化为黑社会组织，厘清会党蜕变的历史，有助于今天对黑社会的认识。另外，如今海外洪门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公开合法的社团或政党，如美国的“洪门致公总堂”、加拿大的“洪门民治党”、菲律宾的“菲律宾洪门致公党”、澳大利亚的“澳洲洪门致公总堂”等，均是团结海外华侨、华人的重要纽带，海外洪门如今已经是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社会力量。准确地反映海外洪门的历史，对于团结海外洪门及其联系的华人华侨，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会党篇教门志•会党篇》的设立，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体现了新修《清史》的创新和特色。

三、对百余年来有关会党史研究成果的回顾

（1）清末和民国年间的研究成果

        清代的文人和士大夫皆把会党视为叛逆或盗匪，称之曰“会匪”，鲜有研究会党历史的著作，仅在晚清有一些有关打击、镇压会党活动的记载，如黄家鼎著《小刀会匪纪略》、陈坤编《粤东剿匪纪略》、刘祝封著《金钱会纪略》等，这些书籍仅仅是资料，谈不上对会党的研究。国内最早从正面论及会党历史的是清末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孙中山先生曾提出天地会是明朝遗老为了“反清复明”而于康熙年间创立，是保存在下层社会中的“民族主义根苗”，是“民族老革命党”。[9]陶成章在《教会源流考》中，也用“民族革命”的观点对天地会、哥老会与青帮的缘起及相互关系做了论述。[10]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界对会党的研究，重点是天地会的起源问题，借以激发人们的民族精神，反对外来侵略。温雄飞在《南洋华侨通史》中，对天地会的起源及其在东南亚一带华人华侨中的秘密活动多有记述，并首倡以“影射推求”的方法研究天地会的起源问题。他提出：天地会内部流传的《西鲁序》，乃是“以神话之体裁方式，描写当时郑氏之历史。其人其事均有寄托影射”，认为《西鲁序》中提到的少林寺，乃是影射郑芝龙一系及其部曲；少林寺僧征西鲁有功于清，是指郑芝龙撤去仙霞关兵备，使清军得以长驱直入福建；火焚少林寺，乃是指郑芝龙全家大小在北京被清廷杀害；所谓“五祖”乃是指与郑芝龙歃血结盟的异姓兄弟或同姓兄弟而准备为郑芝龙复仇者。万云龙便是指郑成功，而明太子朱洪竹，乃是指桂王永历或唐王隆武。而香主陈近南则是陈永华之自谓。[11]1934年罗尔纲在《水浒与天地会》一文中，提出清初一些抗清志士，以《水浒传》的理想，于康熙甲寅年组成了秘密结社天地会。他利用《清律》中有关禁止异姓结拜弟兄的条款，证明天地会创始于康熙甲寅年。他说：“在康熙年间现行例里，就有一条严禁异姓结拜弟兄的律例。”认为当时异姓人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的行为，“就是天地会拜会所行的一种特别仪式”。乾隆五十七年清廷在修订《大清律》时，专门增加了有关禁止“复兴天地会”的条款，天地会会名前面冠以“复兴”字样，说明天地会由来已久，始于清初康熙年间。[12]1936年，萧一山在英国大英博物院查阅到了一批天地会秘密文件，编辑成《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一书，并在所附论文《天地会起源考》中，根据英国大英博物院所藏天地会秘籍中《西鲁序》、《西鲁叙事》等，提出天地会始于雍正甲寅年的说法。不过，他认为，天地会“大约在康熙时已竟有了，不过没有像后来那样严禁的组织”，经过雍正末年的“改组之后，才臻于严密，”因此，天地会的创立，以“起于雍正甲寅之说为可信”。[13]1947年周贻白提出天地会秘籍中有关少林寺僧征西鲁的故事，影射了中俄雅克萨战役，天地会乃是康熙年间抗击俄国人的福建藤牌兵所创立。他根据清人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杨涵斋述建义侯林兴珠阿克萨之捷》一条记载，认为该文提到的“罗刹”，便是指俄罗斯，因清初将其译为“罗刹”，因“罗刹”地处极西荒远之西伯利亚，所以称为“西罗”，而“西罗”便是“西鲁”之音转。因此认为，少林寺征西鲁的故事，就是影射了林兴珠带领的福建藤牌兵阿克萨打败“罗刹”，有功于清反而遭到遣散的遭遇。[14]同年，庄泽宜在《中国秘密会党之源流及组织》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等教门与天地会、哥老会等会党做了简单概括的介绍。1948年，王重民发表《天地会始于明季说》，认为明季汪元洪所结异姓弟兄便是天地会，于是提出天地会始于明季说。[15]

        清末到民国年间研究者的主要贡献是，抛弃了以前封建士大夫蔑视民众，把会党视为“叛逆”或“盗匪”的陈腐观念，开始把会党作为正面事物加以论述和研究。

（2）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研究成果

        新中国建立后，有关会党的论著大量出现，而且内容也不再局限于天地会起源问题，而是对天地会、哥老会及青帮等三大帮会的历史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改革开放以前，会党的活动被纳入农民起义的范畴，故较多研究其反抗斗争，研究尚不够深入；改革开放以来，会党被纳入社会史的范围，不仅用历史学，而且开始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取得了较大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学术水平也有较大提高。

A.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研究成果

        新中国建立初期，历史学界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克服了以往蔑视人民群众的英雄史观，开始把农民起义作为正面事物加以论述。在会党史研究方面，大多以会党的武装起义为主要研究对象。总的来说，当时的研究状况尚处于起步阶段，一般是探讨会党起义的原因，总结其失败的历史教训等。对于清代前期会党的研究，以论述林爽文起义的成果为多，如李华的《乾隆年间台湾林爽文大起义》（《史学月刊》1959年7期）、王良志的《林爽文起义》（《历史教学》1962年11期）、王竹楼的《林爽文起义布告及其领导的农民战争》（《文献》第7辑）等。当时由于受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作用的影响，有的作者为了说明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看到有关这方面史料，未加鉴别便作加以使用，以至得出的结论经不起推敲。如有人在论述林爽文起义时，仅根据《清高宗实录》有关总兵柴大纪攻打诸罗时“拿获伪军师一名，番妇八十二名”一事的误记和篡改（见《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七五），便得出结论说：“在解放田洋的战斗中，曾有八十二名高山族妇女奋勇杀敌，立下了不朽的战绩。”有的学者还据此发挥说：“林爽文已经注意到民族团结政策，因而获得高山族人民的积极支持”，“高山族妇女留娘等八十二人，在攻打诸罗城的战斗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实，从档案记载来看，柴大纪原折仅称“生擒贼匪林老并番妇留娘等共八十二名”。而《清高宗实录》却把原话改为“拿获伪军师侯辰一名，番妇八十二名”。正是《清高宗实录》对档案原折的篡改，导致一些学者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对于晚清时期会党的研究，成果颇丰，也较有深度。在有关天地会与太平天国的关系方面的成果主要有：蔡少卿的《论太平天国与天地会的关系》、《论太平天国与斋教的关系》、《关于洪大全的身份》等（见《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罗尔纲的《张嘉祥与洪秀全关系考谬》、荣孟源的《天地会领袖洪大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论文集》，三联书店，1950年）、罗尔纲的《天德王洪大全考》、《洪大全考》（《太平天国史辩伪集》，商务印书馆，1950年）等；有关研究太平天国时期的天地会系统会党起义的有：洪卜仁的《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闽南小刀会的反清起义》（《光明日报》1956年3月15日）、史敏等的《1853年闽南小刀会起义》（《史学月刊》1959年第9期）、史通的《太平天国时期的闽南小刀会起义》（《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等；有关研究上海小刀会起义的论文有：王天奖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始末》（《历史教学》1953年第11期）、元甫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历史教学问题》1958年第9期）等；有关两广天地会起义的论文有：黄廷柱的《十九世纪中叶的广东天地会》（《学术研究》1963年第1期）、钟珍维等的《陈开、李文茂领导的红巾军起义》（《中学历史教学》1958年第9期）、郑佩鑫的《大成国的反清起义》（《史学月刊》1958年第12期）。应该指出的是，20世纪50到60年代末，在两广天地会研究方面，有人为了拔高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或沽名钓誉，不惜伪造了《陈开自述》、《大成国隆国公黄鼎凤告谕》、《大成洪德平浔王谕》、《平靖王告谕》和《平靖王李米挥》等5个文件，有的著名学者也被这些文件所误导，得出了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已经实行“耕者有其田”的结论。幸好被学者及时揭露，[16]才避免了更多的学者被误导。

        20世纪60年代初，发表了一批探讨天地会的起源和性质的文章。1961年袁定中在《天地会究竟是什么性质？》（《文汇报》1961年11月11日）一文中认为天地会是汉族人民的“反满秘密结社”。1964年蔡少卿在《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根据清档中台湾天地会首领严烟等人的供词和嘉庆年间福建巡抚汪志伊的《敬臣治化彰泉风俗疏》，提出天地会是洪二和尚万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创立的新说法。

    在哥老会研究方面，有陈湛若和胡珠生的《哥老会源流考初探》，认为哥老会便是啯噜的音转，大约产生于康熙末到雍正初年。（《新史学通讯》1952年第12期）。关于李永和蓝朝鼎起义的研究，有邹知白的《李永和蓝朝鼎起义始末》（《光明日报》1955年4月14日），认为李、蓝的造反活动属于农民革命，前后持续了6年，活动范围遍及四省五十多州县；王文才等的《对于李蓝起义某些问题的商榷》（《历史研究》1957年第10期），对李蓝起义中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祖桓在《对邹知白“李永和蓝朝鼎起义始末”一文的商榷与补充》中，提到李、蓝与石达开曾建立过正式联系，蓝大顺等还得到了太平天国的王号；有关李蓝起义的文章还有：胡净生的《试论李永和、蓝朝鼎起义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史学月刊》1959年11期）、张生旺的《对李蓝起义一些问题的探讨》（《人文杂志》，1959年4期）、王宗维的《有关太平军和李蓝起义的几个具体问题》（《光明日报》1961年4月26日）、艾小惠的《太平天国时期蓝朝鼎李永和农民起义》（《新史学通讯》1956年4月号）等。四川省志调查组的《犍为——李永和义军反清斗争史迹调查记》（《四川文史资料》第11辑，1964年2月）。在会党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方面的论文有：李时岳的《甲午战争前三十年间反洋教运动》（《历史研究》1958年第6期）、沈雨梧的《义和团运动前后浙江人民反教会斗争》，（《浙江学刊》1963年第2期）。有关余栋臣起义研究方面有四川大学历史系调查小组的《1886——1898的四川大足教案始末》，提出余栋臣早在义和团起义前两年就已经提出了“顺清灭洋”的口号。（《四川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有关浙江金钱会的论文有宋炎的《太平天国时期浙南金钱会的起义》（《浙江师院学报》1955年第1期）。有关自立军起义问题的论文有：汤志钧的《唐才常和自立军起义——兼论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关系》认为自立军起义是未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戊戌变法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胡绳武和金冲及的《试论自立军的性质》（《文汇报》1961年8月24日），认为“自立军是一个反动的勤王运动”。有关辛亥革命与会党的关系问题，论文甚多。重要的有：李文海的《辛亥革命与会党》（《教学与研究》1961年1期），认为辛亥革命爆发前，会党比较积极主动地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辛亥革命爆发后，会党群众基本上成为冲锋陷阵的主力军，同时，会党的消极作用也表现出来。林增平的《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会党和农民——读〈辛亥革命与会党〉一文质疑》，（《教学与研究》1962年第1期），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主要成员乃是游民无产者，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比重很小，其主要弱点是盲目的破坏性，认为李文海对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估计过高。

        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会党的史料有：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辛亥革命》中的有关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B.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会党的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会党的论著大量涌现，总的看来学术水平较之以前有很大提高。

    关于天地会起源问题的研究。胡珠生在《天地会起源初探》（《历史学》1979年第4期）一文中，对蔡少卿关于天地会由万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创立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天地会乃是“反满派地主进行反清复明的工具”，由郑成功所创立。赫治清的《天地会起源“乾隆说”质疑》一文（《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认为天地会早在乾隆以前就已经存在，不能因为今天找不到乾隆以前有关天地会的原始档案而否定天地会源远流长。秦宝琦先后发表了《从档案史料看天地会起源》、《郑成功创立天地会说质疑》等文，利用档案史料支持天地会起源“乾隆说”。1984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一届会党问题学术研讨会上，集中探讨了天地会起源问题，主要论文有：赫治清的《关于天地会的性质》、胡珠生的《天地会起源乾隆中叶说驳议》、秦宝琦的《评天地会起源“康熙说”》等（均载《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7年）。1986年以后，有关天地会起源问题的研究，又有了进一步深入，主要论文有：秦宝琦的《天地会起源“乾隆说”新证》（《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和《伍拉纳奏折的发现与天地会起源问题研究》（《清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1期），作者利用新发现的乾隆五十四年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曾有关天地会根源的奏折，进一步论证了天地会起源“乾隆说”。他的《从档案记载与会内文件结合看天地会的起源》（《江苏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嘉道年间天地会组织与传会手段的演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清代前期会党的发展阶段与社会功能》，（《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等文，对清代前期天地会的起源与发展做了深入探讨。曾五岳《天地会创始人及起会年代考证》（《东南文化》1993年第1期）、罗炤《天地会探源》的长篇连载文章（《中国工商时报》1994年），均坚持天地会起源“康熙说”。罗炤利用在福建东山发现的《香花僧秘典》，证明天地会为康熙年间福建诏安长林寺僧、“以万为姓”集团的万五道宗所创立。秦宝琦的《“万五道宗创立天地会说”之我见》（《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对罗炤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被罗炤先生命名的《香花僧秘典》，乃是晚清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件手抄本，所谓“香花僧”并非正宗佛教，而是明清时期在福建一带流传的秘密教门金幢教，与天地会并无关系，该抄本对于研究天地会起源问题也没有价值。1996年，马世长发表了《明代天地会资料的新发现》，作者在张掖地区考察马蹄寺石窟的千佛洞时，发现了明代重妆壁画的一方墨书榜记，内容是记述当地天地会会众集资重妆佛像的经过，明确写有“天地会”字样，时间是明代万历二十八年九月，（《文物》1996年第8期）。马文提到的资料并不能说明该榜记提到的“天地会”就是清代下层群众的秘密结社，而是当地佛教士为了“重妆佛像”而临时建立的集资组织。这类组织在佛教历史上十分普遍，虽然取名“天地会”，但同我们说的清代秘密会党并无关系。

        有关太平天国起义时期会党的论文有：唐晓等的《论闽南小刀会起义》（《福建论坛》1981年），认为闽南小刀会起义是市民的反封建起义，而不是农民起义。罗尔纲的《福建闽南的小刀会领袖是谁？》（《历史教学》1981年），认为闽南小刀会起义的首领是黄德美而不是人们所说的黄位。关于上海小刀会起义的论文有方诗铭的《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社会基础和历史特点》（《历史学》1979年3期），认为上海小刀会起义具有明显的民主主义精神，组织上也较以前的农民秘密结社严密。其他重要论文还有；郭豫明《上海租界与小刀会起义》，（《学术月刊》1988年第3期）、《上海‘三刀会’说质疑》，（《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沈渭滨《海城市民众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复旦学报》，1997年第4期），徐麟书《试论太平天国时期的上海小刀会起义》（载《浙江学刊》1996年第1期）、周武《小刀会起义、太平军战事与近代上海的崛起》（《上海社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年4期）。2003年在上海市南翔镇举行了“东南民众运动与上海小刀会起义150周年学术研讨会”，事后由傅一峰等主编的论文集《东南民众运动与上海小刀会起义》（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收入有关上海小刀会起义的论文45篇。

太平天国时期广东天地会起义的论文有骆宝善的《太平天国时期的广东天地会起义述略》（《中山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林志杰《大成国起义与太平天国关系考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李有明的《李永和、蓝朝鼎起义史实》（四川史学论文集）和罗尔纲的《蓝大顺问题考》（《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王文才的《蓝李军史料辩伪》（《四川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黄淑军的《李、蓝起义军在四川》，（《西南师院学报》1978年第1期）、李有明的《李永和、蓝朝鼎农民起义史事》（《四川史学会史学论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蓝大顺问题再考——与罗尔纲先生商榷》（《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3期）。邵雍《论太平天国时期会党运动的特点》（《社会科学家》1991年第5期）。

有关会党反对外国教会侵略方面的论文有：蔡少卿的《哥老会与1891年长江流域的反洋教斗争》（《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5期）、徐和雍的《义和团运动期间浙江宁海王锡桐起义》（《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有关余栋臣起义的研究，有胡汉生的《余栋臣起义与哥老会》（《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涂鸣皋的《余栋臣起义和“顺清灭洋”口号》（《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5期）、曾绍敏《试论余栋臣起义的性质》（《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3期）。

对于自立军起义，改革开放后有了新的看法。刘泱泱在《试论自立军起义》（《求索》1982年第3期）中认为：自立军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先声或序幕。王先明在《革命派和维新派的早期关系与自立军》（《山西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中，也不同意自立军是保皇立宪运动的看法，认为这种看法忽略了对运动的基本力量的分析。金冲及在《略论唐才常》（《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中仍然坚持认为自立军起义是改良派整个勤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廼荃《评1900年长江中游自立军起义》（《荆州师专学报》1990年第4期）。

有关会党与辛亥革命方面的研究成果更为突出。如陈辉的《论辛亥革命中会党的性质和作用》（《华中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认为会党在辛亥革命中出力最多，牺牲最大，是民族民主革命的“马前卒”。刘次涵的《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的几个问题》、吴雁南的《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贵阳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魏建猷的《辛亥革命时期会党运动的新发现》（《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认为趋向组织统一、趋向民主革命，趋向接受资产阶级领导，是这个时期会党发展的主要特点。蔡少卿的《论辛亥革命与会党的关系》（《群众论丛》1981年第5期）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会党在组织群众斗争、发动起义、参加辛亥决战以及筹饷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消极作用则是次要的。

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论文还有：陈辉的《关于辛亥革命时期长江会党的几个问题》（《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5期）、陈剑安的《广东会党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邢凤麟的《清末广西的会党起义——兼论孙中山与会党的关系》（《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3期）、徐和雍的《陶成章与会党》（《台州师专学报》1981年第2期）、后云的《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哥老会》（《四川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周春元的《辛亥革命时期的贵州哥老会》（《贵阳师院学报》1981年第3期）、张应超的《会党与陕西哥老会》（《理论研究》1983年第10期）。饶怀民《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会党的特征》（《湖南师大学报》1993年第4期）、黄建远《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与洪门致公堂的关系》，（《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郑永华《辛亥时期会党社会心态之变化》，（载《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蒋玲《清末广西两次会党大起义的比较研究》，（《学术研究》1997年第3期）李景思《辛亥革命前后的江西会党》（《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4期）、周建超《论辛亥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秘密会党的联合》（《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2期）、丁旭光《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广东会党》（《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郭绪印《论兴中会、同盟会期间孙中山与海外洪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丁孝智等《对辛亥革命时期会党二重作用的历史考察》（《西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饶怀民《辛亥革命时期会党研究综述》，（《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6期）周育民《辛亥革命与游民社会》，（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3期）。

        值得提出的是，王学庄等的《萍浏醴会党起义檄文辩伪——兼论佚名〈魏宗铨传〉》（《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考证出有关萍浏醴会党起义的两个种要文件：《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都督檄文》和《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檄文》乃是出自后人伪造，从而澄清了长期以来学者们在这次起义中的一些不准确的观点。但是，也有学者对王学庄等的论点提出质疑，饶怀民在《萍浏醴起义史料的真伪问题》——与《〈萍浏醴会党起义檄文辩伪〉一文的商榷》，（《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通过对《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都督檄文》和《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檄文》和《魏宗铨传》的考察，认为两篇檄文并非伪作或“托名文章”，《魏宗铨传》所叙述的史实虽有不确之处，但并非“一篇弄虚作假拔高魏宗铨传身价的传记”，不应完全否定其史料价值。

有关哥老会的研究，也有较大进展。蔡少卿在《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提出了哥老会是“以啯噜的组织形式为胚型，吸收了天地会、白莲教等组织的若干特点，逐步形成起来”的看法。如今哥老会的形成在咸同年间的说法，学术界已经基本上取得共识，否定了以往关于哥老会由郑成功创立的说法。蔡少卿《关于哥老会的源流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罗尔纲《哥老会与湘军》（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2期）、吴善中《啯噜到哥老会》（《扬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祝碧衡《晚清哥老会势力的分布及其产生的社会条件》，（《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刘泱泱《关于湖北哥老会起源问题探讨》（《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第2期）、秦宝琦、孟超在《哥老会源流考》（《学术月刊》，2000年第4期），提出哥老会是川江上木帆船上充当水手、纤夫的啯噜演化而来。彭先国《19世纪中后期湘境哥老会研究》（《历史档案》2000年第3期）、吴善中《哥老会在长江中下游的崛起》，（《扬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秦和平《对清季四川社会变迁与袍哥滋生的认识》（《社会科学研究》2001年第2期）、韩国留学生尹恩子《哥老会起源问题研究综述》（《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等文，也值得学界重视。有关哥老会的专著有赵清的《袍哥与土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论述了哥老会的源流、发展及其与军阀、土匪的关系。吴善中在《晚清哥老会研究》中，对哥老会的历史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彭先国的《湖南近代秘密社会研究》（岳麓书社，2001年）对哥老会与太平天国、湘军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

        青帮的起源问题，以往曾被帮会中人弄得扑朔迷离，将其起源推早到明代。胡珠生在《青帮史初探》中指出，早期青帮仅是粮船水手的互助性组织，咸道之际正式成为秘密会党青帮。（《历史学》1979年第3期）；李世瑜在《青帮早期组织考略》《会党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87年，上海）一文中提出：青帮是嘉庆年间安庆的粮帮水手在原来粮帮组织之外，独立成立的结社组织。马西沙、程歗在《从罗教到青帮》一文中，根据档案史料，考证出安清道友名称的来源，（《南开史学》，1984年1期）。这些成果使青帮真实的历史呈现在人们面前。其它有关研究青帮的论文是：陈峰《清代漕运水手的结帮活动及其对社会的危害》（《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蔡少卿《青红帮的历史演变与罪恶活动》（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蔡少卿《青红帮的合流及其罪恶活动》（《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1992年，成都出版社）、张铨《近代上海帮会透视》（《史林》1993年第4期）、黄逸平《近代上海帮会性质的若干变异》，（《探索与争鸣》1993年第6期）、汪润元《试论晚清江湖帮会的组织特征及演进轨迹》，（《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周育民《早期青帮的起源和性质》（《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吴琦《漕运与民间组织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郭莹《清代帮会成因新探》（载《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3期）以及台湾学者戴玄之《清帮的源流》（《食货》月刊复刊3卷4期）、庄吉发《清代漕运粮帮与青帮的起源》（《史学集刊》（台湾）第18期，1986年7月）等。

        有关综合论述中国秘密社会的论文有；(美)王大为《一个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的看法》（《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蔡少卿《略述晚清时期中国的秘密社会》（《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1期）、蔡少卿《论近代中国会党的社会根源结构功能和历史演变》（《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汪润元《试论晚清江湖帮会的组织特征及演进轨迹》（《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等。

此外还有：宋军《早期天地会结盟仪式及其象征意义》（《清史研究》1995年年1期）、刘平《秘密会党的忠义思想批判》（《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刘平《近代会党与土匪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1期）、刘平《林爽文起义原因新论》（《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刘新慧《论林爽文起义后清廷的善后措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年年5期）。

        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有关会党的专著有：蔡少卿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7年）、《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赫治清的《天地会起源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中国帮会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幽暗的力量——古代秘密社会》（2000年台北万卷楼出版公司）；胡珠生的《清代洪门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秦宝琦的《清前期天地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1998年重印）、《洪门真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2000年再版）、周育民、邵雍的《中国帮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郭绪印的《洪帮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论述了天地会、哥老会的起源、规仪及洪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青帮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赵清著《袍哥与土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邱格屏的《世外无桃园——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三联书店，2003年），对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的起源、组织状况及与当地主流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徐舸的《清代广西天地会风云录》（1990年）、彭先国的《湖南近代秘密社会研究》（岳麓书社，2001年）、吴善中的《晚清哥老会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论述了在哥老会的形成过程中所受青莲教的影响。

涉及会党史的综合性专著有：秦宝琦的《中国地下社会》第一卷（清前期秘密社会卷）（学苑出版社，1994年，2004年再版）、秦宝琦的《中国地下社会》第二卷（晚清秘密社会）（学苑出版社，2005年1月）、《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200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谭松林主编的《中国秘密社会》（共七卷），其中第四卷专门论述清代会党。孔祥涛、刘平主编的《我看中国秘密社会》，是蔡少卿先生的弟子们为纪念他70华诞的论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欧阳恩良的《形异神同》（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都对清代秘密社会中的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两大系统做比较研究。

        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不少有关会党史的史料，重要的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天地会》（七册）；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史料汇编》；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东洪兵起义史料》（三册，1992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广西会党史资料汇编》、《太平天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中华书局，1978年）、《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等。

台湾与香港学者在会党史研究方面也有不少有价值的著作问世。如陆宝千的《两广天地会政权》（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集刊）、戴玄之的《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上下两册，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庄吉发的《清代天地会源流考》（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清代台湾秘密会党史研究》（台北天南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清代秘密会党史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等。论文重要的有：戴玄之《天地会的源流》（台湾《大陆杂志》，36卷11期）、《青帮的源流》（《食货月刊》第3卷第4期）；翁同文的《康熙初叶“以万为姓”集团余党建立天地会》（《中华学术与现代文化丛书•史学论集》）、庄吉发的《台湾小刀会源流考》（《食货》月刊复刊4卷7期）、《清代哥老会源流考》（《食货》月刊复刊9卷9期）、《太平天国起事前的天地会》（台湾《食货月刊》第8卷第12期）、《从故宫博物院典藏宫中档谈清代天地会史料》（《清代史料概述》（一），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王尔敏《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之生态环境及社会功能》，（台湾《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0期》；周宗贤《台湾民间结社的本质与机能》（《幼狮学志》第15卷1期）；以卢耀华《上海小刀会的源流》（《食货月刊》，第3卷5期）及黄嘉谟的《英人与厦门小刀会事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等。庄吉发《天地会文件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大陆杂志》第68卷第4期，1984年）、翁同文《今存天地会(创会缘起)抄本的源流系统》（台湾《文坛》1984年285期(初稿)，《东吴文史学报》1986年第5期(增补)、庄吉发《从社会经济变迁看清代秘密会党的发展》（香港大学《国际明清史研讨会论文》1985年12月）、庄吉发《清代社会经济变迁与秘密会党的发展：台湾、广西、云贵地区的比较研究》（（台）《中央研究院第二届汉学会议论文》1986年12月）、庄吉发《清代江西人口的流动与秘密会党的发展》（载(台)《大陆杂志》第76卷第1期，1988年1月）、庄吉发《清代闽粤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与秘密会党的发展》（(台)《中央研究院第二届汉学会议论文》1986年12月）、庄吉发《清代嘉庆年间的天地会》（(台)《食货》月刊复刊第8卷第5期）、庄吉发《清代红帮源流考》，（台湾《汉学研究》1卷1期，1983年）、庄吉发《清代漕运粮帮与青帮的起源》（《史学集刊》（台湾）第18期，1986年7月）

       2004年12月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近代社会与秘密社会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供的有关会党方面的论文有80余篇，其中涉及清代会党的论文有：华强等的《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秘密结社》、邱格屏的《海峡殖民地华人秘密会党与政府的关系》、秦宝琦的《清代对秘密会党的治理》、美国学者穆黛安的《天地会与“千年王国”的含义》、胡珠生的《关于天地会研究的若干问题——吴之邨“洪门”考证》、周育民《秘密会党与民族主义》、朱心明的《天地会创立新探》、池子华的《文化背景、土客冲突、秘密结社》、曹关群的《浅析太平天国时期浙江会党运动的几个问题》、郑永华的《广东红兵围攻广州军事舆图初考》、郭绪印的《评东南社会变迁与上海小刀会起义》、高红霞的《乡缘与结社：上海小刀会起义与闽商会馆》、于喜敏的《太平天国时期湖南会党的反清斗争》、谢忠强的《晚清会党的反洋教斗争》、黎霞的《晚清教案中的秘密社会》、欧阳跃峰的《利用会党：辛亥革命的一个误区》、欧阳恩良的《清末民初贵州会党的三次角色转换及其相关问题》、陈可畏的《光华会与光复会在浙江的革命事业》、胡国枢的《弱势群体的强力组织》、戴鞍钢的《晚清社会转型与漕运水手的动向》、戴佩娟的《辛亥革命前夕浙西青帮活动述略》、饶怀民等的《近代湖南秘密社会的分布及其特征》、陆发春的《由岳王会到淮上军——辛亥时期淮上军的历史评价》、孟超的《清代秘密会党蔓延和屡禁不止原因简析》、周翔鹤的《清代乾嘉年间闽台天地会活动比较研究》等。

（3）国外有关中国会党史的研究成果

        国外最早带有研究性质的著作，以荷兰人施列格的《天地会》（“Tian TiHwui,TheHung League er Heaven Earth League”,中译本名为《天地会研究》）最具代表性。作者是为了帮助荷兰殖民当局镇压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尼）一带华侨中的秘密会党而撰写，书中主要内容是探索天地会内部的机密，以解开天地会在当地虽屡遭镇压而仍历久不衰的奥秘。但是，书中毕竟对于天地会的起源、发展、组织、入会程序以及誓约、会规等做了分析和论述。当时其他西人的有关著作，情况也大多类此。

20世纪以来在西方出版的有关论著有：

        穆黛安、秦宝琦:《天地会的源流：中国三合会的传说和历史》，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4年。（Dian H. Murray in coll. with Qin Baoqi. The Origins of the Tiandihui :The Chinese Triads in Legend and History.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1994. ）该书是在西方出版的第一本全面反映清代天地会历史的专著，主要介绍了中国学者有关天地会起义的研究成果，并反映出西方学者对中国清代会党研究的学习和总结。

王大为：《清初和清中叶中国的结盟拜会与秘密社会：一种传统的形成》，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Ownby, David. Brotherhood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Early andMid-Qing China:  The Formation of a Tradition.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该书是作者在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专著，探讨了清代福建地方社会对天地会以及结拜传统的实际观念，从地方史的角度深化了对清代会党历史的研究。

        田海：《中国三合会的仪式和神话：认同缔造》，布里尔出版社，1998年（Ter Haar,B. J. 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  Creating an Identity. Sinica Leidensia Series, 43.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1998）。该书是莱顿大学和海德堡大学的青年汉学教授的专著，通过对中国古代仪式、神话、社会认同等文化体系的把握，为清代天地会的内部文化定位，并对天地会以往研究作出自己的评价。

        金斯利主编：《洪门：西方关于中国秘密结社历史、社会以及语言方面的研究》，纽约，2000年。（Triad Societies:  Western Accounts of the History, Sociology and Linguistics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ed. Bolton, Kingsley). ColonialEncounters Ser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该书是目前了解西方关于中国清代会党研究动态的最全面的著作。

谢诺主编：《中国的民众运动和秘密社会，1840－195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2年。（JeanChesneaux ed. 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该书是反映西方学者1960年代以前研究成果的论文集。论文把清代中叶以降中国秘密会党扩张，归结为“对社会动荡和近代化的直接反应”，并指出太平天国运动、城市化进程、蒸汽轮船运输的推广，以及镇压太平军后对绿营、湘勇的裁撤等因素都将大量的人口边缘化，成为主张结义互助、反满兴汉的秘密社会出现扩张的基础。谢诺在他的论文中强调“当时中国的秘密社会体现了两条阶级斗争的路线：即新兴资产阶级要摆脱其封建官僚经济束缚的斗争和农民阶级反抗封建统治者的斗争”。因此在此后每一次中国的社会危机中都有秘密社会的出现，为各种政治势力所利用。该集收录较有特色者为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和谢文荪（WinstonHsieh）等人的论文。该书直到今天仍然影响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清代秘密会党（包括秘密教门）的研究，当然西方学术界也指出，这项研究最大的不足是仅强调了秘密社会对清政府的革命行动，忽视了政府对秘密社会所采取的各种措施。

        最早研究中国秘密社会的日本人是平山周，他在辛亥革命时期曾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到我国两湖地区调查会党的情况，后来写成调查报告并出版《中国秘密社会史》（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12年），全书介绍了天地会（包括三合会）与哥老会的概况，纠正了有人把洪秀全认做三合会首领的错误。但作者却把闽南小刀会起义首领陈庆真误作“陈正成”。

        后来日本学者有关中国会党的研究论著中，重要的有：

        佐佐木正哉的《清末秘密结社•前篇：天地会的成立》（日本岩南堂书店，1971年），主要探讨天地会的起源问题，并介绍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与日本学者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的看法；探讨了《西鲁序》的史料价值。他通过对林爽文起义的研究，推论天地会大约出现于乾隆四十六年之前不久。

        佐佐木正哉于1963年发表了《咸丰四年广东天地会叛乱》（《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汇报》第2号），作者使用了英国外务部英国公共档案馆所藏中文档案，否认闽南小刀会首领是陈庆真，而认为是陈庆星。

        酒井忠夫的《中国民众与秘密结社》（川吉弘文馆，1992年），被认为是作者研究中国会党史的集成之作，主要论述啯噜与哥老会、白莲教的关系及哥老会的起源问题。

        会党史研究今后的发展趋势：首先要破除以往将会党史纳入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范畴，仅仅研究会党起义的原因、经过、失败教训等，而对于会党本身又只强调其积极意义的研究方法。今后将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会党自身的产生、发展、内部的组织结构与行为方式、正负两方面的社会功能，以及与主流社会的互动等，并从微观社会史的角度把握会党群众的信仰和文化与心态。同时要重视田野考察，从政府档案和民间搜集、挖掘秘密会党的秘籍。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地会》（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1982年，第153页。

[2] 广东文史研究馆、中山大学历史系编：《广东洪兵起义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0页。

[3] 《教务教案档》第5辑（二），第735—738页。

[4] 李子峰编：《海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影印，第194页。

[5] 刘师亮《汉留全史》第三章《汉留之海底》；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河北人民出版社影印，1990年，第83—86页。

[6] 衬国屏《清门考源》，河北人民出版社影印，1990年，第38—48页。

[7]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天地会》（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5页。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外纪簿》，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徐嗣曾折，乾隆五十二年十月十二日。

[9] 《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70—171页。

[10]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三），第99—101页。

[11] 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107——110页。

[12] 罗尔纲：《水浒传与天地会》，天津《益世报》，1935年4月30日。

[13] 萧一山：《天地会起源考》，《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一。

[14] 周贻白：《洪门起源考》，《东方杂志》第43卷16号。

[15] 王重民：《天地会始于明季说》，《子曰丛刊》第5辑，1948年12月。

[16] 谢兴尧：《黄鼎凤〈约法十二章〉告谕置疑》，《人民日报》1965年6月18日；骆驿（骆宝善）：《关于大成国几个文件的质疑》，《学术论坛》1981年2期。

【文章出处】中华文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