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天地会的内部文书和官方档案资料，目前大多已经整理出版，中外学者莫不从中受益。相比之下，西方人从19世纪初开始研究天地会留下的不少成果和资料，由于资讯、语言和研究习惯等原因，在中国的利用程度稍有不足。有些资料极少得到关注，即便是最有名的施列格(Gustave Shclegel)的著作，英文版面世近80年后出现了中译本，但该书一些有价值的内容仍旧不太为人重视。本文不揣浅陋，选择19世纪西方人关于天地会研究的若干代表性成果，作一发微阐幽式的介绍，期望能对天地会研究的深入有所裨益。

       一、19世纪前期的零星研究

       就目前所知，西方世界第一份有关天地会的研究成果是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的文章。米怜曾经担任马六甲英华书院首任校长，且在这一职位上病逝。经由其同事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转达，他这篇文章1826年正式登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该文介绍了天地会的名称、目标、组织结构、入会仪式、暗号，并且尝试着对一份天地会入会凭证里的中文字符进行释读。文中这样讲述天地会的历史和现状：嘉庆初期，天地会“在各省迅速传播，几乎已经推翻了政府，直到嘉庆十八年，其首领被捕并被处死，他们的阴谋仍然没有被完全挫败，……他们仍然存在，还在运行，只是更加隐秘；据说几年以后他们采用了‘三合会’这个名称，以便掩盖自己的目的。”①由此，米怜给读者传达的天地会形象是：它曾经是、而且一直是一种“叛乱型兄弟结拜”(rebellious fraternity)。不过他的观点似乎不太确定，因为接下来他又这样介绍天地会的结会目标：“这个社团的目标一开始似乎并不特别有害，但随着成员数量增多，其目标从纯粹的相互帮助，堕落为盗窃、抢劫、推翻正规政府、意在政治权力。在外国殖民地，这个结社的目标是劫掠及联合防卫。”②文章还讲述了1818年马六甲一名华人裁缝、三合会首领杀人被捕后又在会内兄弟帮助下成功逃跑的事。刑事犯罪与反政府性格，这是米怜对于天地会的基本印象。作为一名志在向东方人传播基督信仰的传教士，在文章结束之际，米怜自然不忘对天地会与共济会的相似关系进行探讨。这个思路应该对后来的施列格产生了影响，因为后者在其著作的序言中开列了几份先行研究成果，第一份就是米怜此文。

       继米怜之后，另一名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对天地会的关注更加侧重于刑事犯罪方面。1833年，他在《中国丛报》刊载一篇文章，引述了一名南洋归国华人对于该地区华人会党情况的描述：秘密结社存在于所有的殖民地，都是由三合会派生出来的，“极为强大、极其暴力”，分为海山会和义兴会两大派，二者相互争斗，遇到稍有积蓄的陌生同胞则实施打劫，并合力对付殖民地官员的调查。在他的笔下，南洋群岛的华人会党迹近无法无天的匪徒，会犯下许多令人恐怖的罪行，殖民地官员以及读者应该对其保持警觉，不能以通常方式去应对。不过，他也在文章的脚注里补充说：“叛乱者用‘义’字来表明自己针对不公正的统治者提出了正义的标准，‘兴’字则往往意味着军队的起事，对于中国的三合会而言，二者合起来就是消灭当朝君主——在澳门发现的三合会会簿文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③同样论及天地会反政府的性格，但相比于米怜，郭士立注意到了这种反抗背后有着更深的伦理诉求。

       1841年，时任海峡殖民地英军司令副官的步兵中尉纽博德(Thomas John Newbold，1841年当选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员)，与其长官威尔逊(E.W.Wilson)准将联名发表了一篇长文。文章讲述了南洋群岛华人会党的活动情况，也注意到了他们的“暴乱”、“叛乱”性格，认为他们是“可憎的兄弟结拜”(odious fraternity)④。作者显然获得并利用了一份天地会会簿，因而还提供了有关天地会的许多具体信息，比如组织结构、入会仪式、识别暗号、诗文对白、三十六誓全文，以及入会凭证里相关中文字符的释读，等等，有的内容甚至逐字逐句地译介。纽博德不会中文，英译工作由汤姆林(Mr.Tomlin)承担。尤其是文中第136-139页的三十六誓全文，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文中第137页的脚注交代得很清楚，中文原件收藏在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的图书馆里。但据荷兰学者田海(Barend J.Ter Harr)调查，纽博德使用过的会簿原件现已下落不明⑤，因而这份英译件也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关于天地会的历史起源，纽博德求助于三国故事：汉末政治动荡、刘关张桃园结义，共同致力于复兴汉室；据说皇帝最初御赐他们一把重量为两斤十三两的剑、一枚铁印，但随后警觉到他们的力量和影响日益上升，于是诛杀了他们中大多数人；兄弟们坚决抵抗，余部被驱散，在躲过刀锋的幸存者当中产生了目前的众多结社。然后文章直接跳至当代：天地会在广东如此盛行，以至于1817年，新任总督阮元实施严厉的镇压，逮捕了两三千人；作为回应，当地会党夜晚秘密举行入会仪式的时候，便制作了一幅当朝皇帝的纸人形象，要求新人会者将它砍成碎片⑥。作者显然接触到了天地会的起源传说，但可能是由于中文程度或者研究深度不够，文中对于天地会的抗争性质语焉不详。跟米怜一样，纽博德也在文章快要结束时讨论了天地会与共济会的相似之处。

       1846年，依据在香港所获天地会内部文书，郭士立将天地会起源故事首次公布于西文学术期刊：康熙年间西鲁犯边，清军不敌，郭廷辉回朝求援。皇帝召集群臣商议，决定张榜天下，谁能平定西鲁，即封为公侯，赐金万两。福建少林寺有1200名僧人应募出征，平定西鲁，得胜回朝，接受御赐礼物，然后回寺。朝中奸臣嫉妒他们的好运，诬陷他们谋反，获得皇帝同意，经过暗中策划，某天夜里火烧少林寺。18名僧人逃出，但仅有5人幸存，他们没有丧失斗志。一名13岁的童子朱洪竹也要求参加他们的结社，他说自己是崇祯帝西宫娘娘所生，希望众人扶助他恢复江山，为父母报仇，同时他也会帮大家惩罚毁灭少林寺的罪人。僧人们奉其为主，来到广东惠州府丁山脚下，在一座寺庙里遇到了别的僧人。商议之下，一致决定结拜兄弟，主要目标就是为自己蒙受的冤屈复仇。但由于时运不济，他们虽然已有数千人，却长期处于秘密状态，期待着更好的时机。康熙末年，他们跟清兵斗争多次。雍正十三年，他们的主体组织遭到清兵残酷镇压，只得疏散开来，通过暗号相互联系，期待着复仇那天的到来。一开始他们只有五房，分布在不同省份，后来扩展到十三省。“他们的宪章完全是军事性的，实现其宏大目标的手段就是暴力和劫掠。”⑦文章随后用了大部分篇幅来介绍天地会的仪式、诗文对白、会内规章和处罚措施、隐语暗号、入会凭证。文章还提到，各个阶层都可以加入三合会，其成员有下层士人、衙役、兵丁、商人、妓院老板、赌徒，等等，因为这个结社承诺在危急时提供互助。

       文章最后总结说：“这个兄弟结社热切渴望政治变革，但他们仅在最后一次战争中曾经出现在政治冲突的舞台上。……他们导致了城市的动乱，他们的全部支持者都离开了军队，无疑是为了实施系统的抢劫和劫掠。但他们的力量目前正在增长，将来的某一天，他们完全有可能跟目前正在中国各个地方出现的其他父系结社结盟。这些结社的目标是守护每一种古老的东西，反对蛮夷的入侵，捍卫天朝帝国(Celestial Empire)的权利。主要发动者是士人，他们研究过圣人们的格言，希望世界由孔子来统治；但如果这些雄心勃勃的煽动者采用三合会作为实施其计划的工具的话，那也根本不令人奇怪。”⑧

       郭士立这番评论值得注意，一方面他注意到了天地会暴力行为本身的政治属性，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天地会可能成为上层士人发动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对外抗争的工具，从而把天地会跟民族抗争隐约联系在一起。

       二、施列格的系统性研究

       1866年，荷属东印度公司中文翻译施列格(Gustave Shclegel)用英文出版了全世界第一部研究天地会的专著⑨。这本书主要利用了特斯曼(Tyesman)提供给巴达维亚学术院的两部会簿，以及荷兰殖民当局查获的华人天地会内部资料，包括1851年在爪哇和1863年在巴当发现的文书。利用这些资料，施列格详细翻译、介绍了天地会的起源故事、组织结构、结会仪式、诗文对白、会内规章、隐语暗号、入会凭证，等等。他的基本观点是，天地会就是跟共济会相似的宗教结社。在他那里天地会与民族抗争的联系进一步得到了明确，但民族主义在他看来只是暂时、表面的现象，而反抗邪恶、追求光明才是天地会抗争精神的本质。

       施列格对天地会经常提及的“明”给出了一条非常有意思的解释思路：周代即有“明堂”，意思是“光明之堂”，用于祭拜“光明之父”，因此天地会的“明堂”既可以翻译成“明朝之堂”，也可以翻译成古老的“光明之堂”。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毫无疑问，洪门的目标就不仅仅是恢复明朝，而是像共济会那样追求光明”。进一步比较之后，施列格发现，“在共济会和洪门当中，祭台以及主持师傅的席位都位于东方。东方象征着光明之源，这种观念是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们无需费神去中文里多加寻找”。他的结论是：“我们认为大可将洪门视为中国古老的宗教的寄存者；单一的、不可分的上帝崇拜的信念，象征性地体现为对于光明的敬拜，而光明是所有宗教的神。……洪门当中经常出现的‘明朝’，或许不应该被翻译成‘朱明王朝’(Ming-Dynasty)，而应该翻译成‘光明神统治的朝代’(Reign[dynasty]of Light)。”⑩

       施列格上述解释思路，很难说纯粹是毫无价值的附会。从中国宗教史来看，由摩尼教演化而来的民间宗教“明教”，宋代以后在闽浙地区尤盛，元代中后期与佛道两教中衍生出来的三佛应劫救世信仰趋于融合，元末大起义中出现了“弥勒降生，明王出世”这一政治谶语；明朝建立之后，“明教”这一名称虽被取缔，但“弥勒降生，明王出世”这个充满末劫救世色彩的谶语却被后来的民间宗教普遍接受，摩尼教关于明暗二宗誓不两立、相互斗争的教义也对明清时期各民间教派有很大启发11。彼时的施列格对中国宗教文化的了解还很有限，两个甲子之后，其学术后继人田海沿着类似思路，对天地会与民间宗教(包括民间信仰)的关系做了细致梳理，认为天地会的“复明”来源于后者中的“神灵救劫模式”(demonological messianic paradigm)，实际上早在明朝以前即已出现，朱明太子的到来，其全部含义最初并不在于反清，而在于它的治病和驱邪能力，或者说它所能够提供的保护12。

       施列格这样看待天地会的真正精神：“我们从这个团体的誓词、律法和条规中发现，除了少数例外，他们具有一种友爱、献身、孝顺、虔诚的精神，这种精神根本不会提供叛乱或者凶杀的念头；每一页都在提醒着洪门成员勿忘其目标：‘顺天行义’(Obey Heaven and act righteously)。……不管走到何处，他们都带来内战和凶杀。我们无从否认这些事实，但我们应该记住，环境迫使这个兄弟结社变成了一个政治团体……战争和造反不是他们自己所承认的合适目标。”13

       那么，是什么样的环境让天地会发生了变化？施列格认为主要是满人的统治：“在鞑子统治之前，洪门并未作为一个寻常的政治团体而出现。鞑子这样的蛮夷跟汉人形成了对照，他们以最无礼的方式践踏汉民族。……反抗鞑子统治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给中国带来了可怕的邪恶，尤其是两座城市一度被摧毁。……在他们当中，纵情声色是为宗教所准许的，这个特点在中国人的宗教里从来见不到。这种恶习在整个帝国逐渐滋长。……洪门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渐进的腐化是中华帝国退化变质的首要原因，因此判处它死刑。洪门的两个发源地，即广东和福建，也是抵抗鞑子统治最激烈的省份，并且至今仍是最痛恨那些游牧篡位者的省份。……国姓爷……进攻台湾……成立一个常规王国。从那以后，洪门变得更加出名。”14

       对于天地会在目标与手段方面的矛盾，施列格这样加以解释：“洪门试图通过造反和内战来实现其目标，这看上去或许有些奇怪；但这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孟子的学说所批准的。根据他的原则，人们可能推翻甚至杀死一位坏的君主。……在洪门成员眼里，鞑子已经丧失了作为君主的权利，因而必须被消灭。他们的行动是义兵对暴君的圣战，也是人道对压迫的圣战。如果我们关于洪门古已有之的假设正确的话，那么他们必定一直在进行一场捍卫正义原则的战争。出于同样理由，他们会认为这样一场战争是正义的，即反对任何压迫他们的人，或者反对在他们看来有害于人民的政府，不管他们是鞑子、蒙古人、汉人还是欧洲人。他们想在此世上演光明对黑暗之战，这种战争他们在天国的领域已经习以为常；如前所述，他们也不认为自己采取的手段是非法的。”15

       施列格对于天地会抱有坚定的信心：“洪门沦落为叛乱者和抢劫者的结合，似乎丧失了结会真精神的所有概念。……洪门的真正特征在于它的非破坏性。……不管洪门现在是什么样子，它都曾经并且仍然拥有真实可靠的基础——友爱和道德。我们毫不怀疑，当中国终将恢复和平之时，不管是满洲王朝被推翻，还是人们逐渐和平地服从满洲王朝的统治，洪门都能够洗去自己身上全部的政治和犯罪成分，回归以往那种兄弟结合的最真实面貌，追随着基督和孔子传授的伟大戒律：‘别人如何对你，你就如何对待别人。’”16

       在该书导言的结束部分，施列格还清楚地表明了自己对于东南亚华人会党的基本态度：“中国人不是一群野蛮或者桀骜难驯的人；他们非常在乎君主给予的荣誉和秩序带来的好处。他们愿意承受苦难和不幸，如果事情原本就是如此的话；但他们不会比其他任何东方民族更愿意服从于暴君。……无论在何处，只要采纳了一套好的治理模式，中国人从来不会让人感到麻烦。……无论何时，只要认真考虑到对这个民族的偏见，认真向他们解释一部新的法律或规章的必要性或者有用性，所有东方种族当中最理智、最冷静的中国人，就会保持平静，他们的秘密结社的存在一点也不会危及这种安宁。试图将洪门根除，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洪门的存在是否会危及一个殖民地或者国家的宁静，这个问题交给当权者去判断。结社只要是秘密的，就总是会激发对统治权力的不信任。共济会以前被当作最危险的组织遭到迫害，获得承认之后，事实证明它不仅是无辜的，而且甚至是高度有益的。现在，我们相信洪门的秘密已经被充分澄清，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或许也可以放心地给予天地会这个姊妹结社同样的宽容了。”17

       施列格一意将天地会与共济会类比，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见解，至今不无启发意义。他强调天地会本性和平，主张应该对殖民地的华人会党更加理解、更加宽容，身为殖民地当局的雇员，这种态度颇为难能可贵。与此同时，他的著作将天地会的抗争话语详细呈现出来，更加彰显了天地会反抗暴政的本性和不无浪漫色彩的英雄形象。

       三、殖民地官员的观察报告

       施列格的著作出版十余年后，英国人毕可麟(W.A.Pickering)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他是英属海峡殖民地专门负责管理中国人的官员，自称有许多机会获知天地会的相关信息，跟天地会的先生们对过话，过手过无数天地会的手册文书，并且还拥有一两份古代的抄本。但他仍然认为，施列格著作所能提供的关于天地会的起源、仪式和公开目标的信息之多，海峡殖民地的天地会先生们十有九个都赶不上，只是该书极为罕见，一般公众无从获得18。

       毕可麟这篇长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编主要讲述天地会的起源故事。故事的内容参考了不同的天地会文书，基本上是施列格所用版本与萧一山辑大英博物馆藏0.8207D《西鲁序》的拼合，个别细节略异，比如西鲁入侵时间为康熙甲午年，未言明少林寺首领是谁，僧人们得胜回朝后领受了万两黄金，等等。最明显的是，故事各个阶段的具体情节更加详细，戏剧化的色彩更加明显。下编详细描述了毕可麟自己亲自出席过的一次天地会入会仪式的会场陈设和仪式过程，这次仪式在新加坡举行，大约79人入会，从晚上10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3点19。

       毕可麟延续了施列格对于天地会平和本性的判断和转向政治属性的分析：“不管是否得到了真正实行，天地会的格言是‘顺天行义’(Obey Heaven and Work Righteousness)，能够以这种原则作为自己的基本准则，这个结社肯定是由那些秉持远高于纯粹政治冒险念头的个体组成的。‘让聪明人发狂’的压迫，或许迫使天地会变成了一个政治性的结社。……在中国人头脑中，长久以来法律是跟不公正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眼里，妨碍和阻止满人管理下自己国家法律的实施，几乎已经成为一种美德。”20

       当然，作为专门负责管理殖民地华人事务的官员，毕可麟更关心的是此处天地会的真实目标。他们已经脱离了政治身份，其成员也很少有人能够深入了解天地会的教义所传达的原则，以“反清复明”为标榜的这些会党组织，其唯一目标就在于那些“低级趣味”，比如密谋、小型仇杀中的互助、诈取钱财、司法，等等。他认为必须清除天地会的政治成分，仅仅留下会簿中所教导的真正善良、仁慈的东西。“当前，如果天地会各个支派继续无视并且违反其‘顺天行义’的伟大格言，他们就不要期望什么‘天佑洪’，任何强有力的政府也不会容忍他们的阴谋，不会允许他们的存在给文明社会带来耻辱和不便。”21

       到了1900年，曾经担任过香港警探的斯丹顿(William Stanton)出版了一部英文著作。斯丹顿在该书自序里说，自己与中国人、特别是三合会主要所属的社会阶层有着长期接触，能够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跟他们对话，因而在获取三合会文书资料、搜集有关信息方面，有着其他外国人很少具备的优势。该书介绍了三合会在中国国内和海外(主要是在东南亚)的情况，翻译介绍了会簿中的起源故事、组织结构、入会仪式和场所陈设、入会凭证、隐语暗号等内容。该书交代了天地会之前其他秘密社会的概况，上溯汉代赤眉，下及清代嘉庆年间林清、李文成起事，以及1891年长江流域哥老会的反洋教事件。

       斯丹顿指出，虽然很多熟悉中文的外国人认为天地会是白莲教被禁之后以另一种名称在继续，但两者其实截然不同，只是天地会很可能采用了白莲教的许多仪式22。基于天地会会簿资料，他认为最普遍的说法是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十三年，是曾任高官、现为道士的陈近南借助天降神异信号，启发5名劫余少林僧人创立的23。对于天地会“反清复明”的说法，斯丹顿解释为无疑是“致力于推翻自己的压迫者，重建道士预言的辉煌朝代(按：即陈近南预言的明朝)的统治”24，“推翻清朝，恢复明朝”25，“反对被一个他们所鄙视的外国部落统治”26。不过他也注意到，年轻的明太子形象的消失就跟其出现一样突然和神秘27。

       斯丹顿简要介绍了1787年台湾林爽文起事以来天地会参与的一系列反政府事件，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和上海小刀会起义。他也提到，在中国以外，虽然三合会成员实际上已经不再公开反叛或者试图推翻别的政府，但他们仍然经常导致严重的暴乱。他这样评价天地会抗争行动的性质和意义：“一百多年来，通过在各省确立的秘密影响，它对于被赋予维护法律和秩序之责的官员们而言已经是担忧和焦虑的持续根源。……尽管如此，它很少(如果说有的话)像欧洲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团体那样显示出嗜血精神，以及对于生命和财产的彻底漠视。……三合会的影响并无损于民族的福祉，因为官员们由于害怕激起人民的行动，无疑已经减少了许多原本可能已经得到实施的压迫行为。这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并非无关紧要，在这里，向统治者发出抱怨是非常危险的举动，这里没有任何报纸或其他途径来批评统治者的行为，没有任何途径来发泄公共情绪。”28

       斯丹顿一书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将“复明”阐释为恢复明朝的统治；一是沿着施列格方向将天地会反抗专制暴政的形象进一步光大，甚至不无美化。该书恰好在清末反满革命浪潮初起、急需了解并发动会党参与革命之际问世，因而可谓生逢其时。当代学者认为，后来在中国政学两界影响颇大的日本人平山周著《中国秘密社会史》一书，关于华南天地会、三合会的内容大多来自于施丹顿这本英文著作29。由此，斯丹顿书中对于天地会抗争形象的光大乃至美化，也对辛亥革命期间以及革命之后的中国人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最初的米怜，到19世纪末的斯丹顿，西方人研究天地会的主角大体上有两类，一是传教士，二是殖民地当局的雇员。他们的研究确实如同孙江教授所言，总体上呈现了如下特征：一是以天地会文书为根据来叙述天地会的历史，二是以共济会为参照系来叙述天地会的传统，三是主要以东南亚华人会党为研究对象，四是以秘密结社为定性来解读天地会的行为30。还可补充一个特点，即以会簿的内容顺序为框架来组织天地会的内部知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研究者的成果各有特色，有的提供了至今尚待利用的资料，比如纽博德文章翻译的洪门三十六誓；有的提供了至今仍有启发意义的思路，比如施列格关于“复明”的解读。他们收集了天地会的大量内部知识，包括仪式、规章、隐语、暗号、入会凭证等等，而且大多附有汉字原文。对于补充国内天地会资料的不足、研究天地会在东南亚的具体运行以及国内外天地会的对比研究，这些资讯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注释：

       ①Dr.Milne,"Some Account of a Secret Association in China,Entitled the Triad Society",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Vol.1,No.2(1826),pp.240-241.

       ②Dr.Milne,"Some Account of a Secret Association in China,Entitled the Triad Society",p.241.

       ③Charles Gutzlaff,"Chinese Emigrants",Chinese Repository,Vol.2,No.5(September 1833),pp.230-232.

       ④Newbold & Wilson,"The Chinese Secret Triad Society of the Tien-ti-huih",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Vol.6,No.1,1841,pp.130-135.

       ⑤Barend J.Ter Harr,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Creating an Identity,Leiden:Brill,1998,p.39.

       ⑥Newbold & Wilson,"The Chinese Secret Triad Society of the Tien-ti-huih",p.130.

       ⑦Charles Gutzlaff,"On the Secret Triad Society of China,Chiefly from Papers Belonging to the Society Found at Hong Kong",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Vol.8(1846),pp.361-362.

       ⑧Charles Gutzlaff,"On the Secret Triad Society of China,Chiefly from Papers Belonging to the Society Found at Hong Kong",p.367.

       ⑨Gustave Schlegel,Thian Ti Hwui,the Hung-League or Heaven-Earth-League,A Secret Society with the Chinese in China and India，Batavia:Lange & Co.,1866；施列格原书以汉字形式，保留了许多人名、地名、时间等关键信息以及一些难解术语。中文版《天地会研究》，薛澄清译，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中译本总体可靠，有些句子采用意译、节译，或者改写，跟原文稍有区别，偶有误译。

       ⑩(13)(14)Gustave Schlegel,Thian Ti Hwui,the Hung-League or Heaven-Earth-League,A Secret Society with the Chinese in China and India,pp.XVI-XVII,XXX,XXXVII-XXXVIII,pp.XII,X-XI,pp.3-4.

       (11)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9-99页。

       (12)Barend J.Ter Harr,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Creating an Identity,pp.281,327-328.

       (15)(16)(17)Gustave Schlegel,Thian Ti Hwui,the Hung-League or Heaven-Earth-League,A Secret Society with the Chinese in China and India,p.XXXIX,pp.5,6,pp.XXXIX,XL.

       (18)W.A.Pickering,"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and Their Origin",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No.1(July 1878),p.64.

       (19)W.A.Pickering,"Chinese Secret Societies",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No.3(July 1879),pp.1-18.

       (20)(21)W.A.Pickering,"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and Their Origin",pp.65,66,pp.65-66.

       (22)(23)(24)(25)(26)(27)William Stanton,The Triad Society,or Heaven and Earth Association,Hong Kong:Kelly & Walsh,Ltd.,p.8,pp.8,9,10,p.9,p.34,p.38,p.10.

       (28)William Stanton,The Triad Society,or Heaven and Earth Association,Hong Kong:Kelly & Walsh,Ltd.,p.24.

       (29)Barend J.Ter Harr,Ritual and Mythology of the Chinese Triads:Creating an Identity,pp.36-37.

       (30)孙江：《话语之旅：对中国叙述中的秘密结社话语的考察》，《中国学术》总第18辑，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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