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武

辛亥革命时期，会党是一支活跃的力量。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曾以各种方式在会党中开展工作，发动会党起来参加革命。会党也乐意接受他们的领导，奋起参加反清的武装斗争，对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学术界对会党的源流、会党的组织形式与特点、会党的性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与会党的关系，会党在辛亥革命过程中的作用诸问题，都有过论述，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是，却很少有人论及民国成立以后的会党。本文拟就民初会党问题进行一些讨论，向大家请教。

一

从民国初年的报纸和当时的革命党人（其中有些人兼为会党成员）的著述与回忆录来看，会党在武昌起义后和民国初年的活动，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情况。

（1）响应武昌起义，发动起义建立政权，遭到镇压。

武昌首义后，各地单独由会党发动起义建立起革命政权的事例不多。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是湖北江湖会首领李秀昂在老河口发动起义，攻占襄阳，建立起以张国荃为司令的襄阳军政分府。但这个军政分府并没有得到湖北军政府的真正支持。后来李秀昂为革命党人北伐招讨使季雨霖所杀害。不久，张国荃也为共进会首翎刘公赶出襄阳，后为黎元洪所杀害。根据调查材料，张国荃、李秀昂所建立的襄阳军政分府成立后，颇有些建树，并对地方豪强有所打击。季雨霖之所以要杀害李秀昂，看来主要是为扩展自己的势力。刘公之所以要赶走张国荃，除了为扩充和巩固自己在襄阳地区的势力外，还可能与张国荃曾向他家派过款有关。（注：参阅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江湖会资料选辑》。）

此外，这类事例见于当时报纸的还有满南平江的会党首领张亚奇。《神州日报》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以“张亚奇”为题报道说：“自湖南光复后，即在平江自称兵马大无帅，札委该党黄侠为民政府，李实菁为军政府，并招集多人，骚扰居民。黄侠等早经拿获正法，惟张亚奇，现由袭管带将该犯拿获解都督府，经军务部讯明申明正法，当由都督照准，于初十日在长沙县署前，枭首示众。”（注：见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的《神州日报》）张亚奇在平江所设立的“民政府”与“军政府”的具体情况如何，不得而知，但这条材料，却可以作为会党单独建立政权遭到镇压的一个例子。

（2）失去了斗争的目标，很多人走上了歪路。

参加过会党的组织，曾在谭人凤领导下，联络过湖南的会党和新军，对湖南会党情况相当熟悉的陈浴新在《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中说：“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指导，所以到了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他们中间就有很多人走上了歪路，逐渐蜕化变质。在长沙起义后的一个短时期内，进出都督府（焦达峰任内）的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吃大锅饭，要求农置，都督忙于应接，几至无暇治事。他们以为起义成功，就百事大吉了。根本没想到如何巩固革命成果和建设问题。衡阳以南各属会党更是风起云涌，得意洋洋，认为‘焦大哥做了都督，今天是我们洪家天下了。’他们就是这样庸俗地看待革命的。因此，各地的流氓、痞棍就乘机假冒会党之名，破坏社会秩序，为人诟病。”（注：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页一三四。）贵州的革命党人胡刚、吴雪涛在谈到贵州光复后当时哥老会的情况时说：“光复前，各县哥老会，均由自治学社派人联络，光复后已成军的编为巡防军，其余在各城乡公开活动。各行各业，纷纷开公口，立山堂，头打包巾，身穿短打，背插双刀，额立英雄结子的人，随处可见。各地哥老会中，亦趁机大肆活动。地方秩序，逐渐呈现混乱。巡防总统黄泽霖，迭接各地请求维持秩序文电，已无法应付。乃纳北路分统李立鉴等建议，亦广开光汉公公口，图以哥老会驾驭哥老会。”（注：胡刚、吴雪涛：《贵州辛亥革命史略》，《近代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四辑，页一一二。）由于革命党公开提倡公口，以至“上至都督，下至微职以及军队大小官职，无一非公口中人。”除黄泽霖自任正龙头外，副都督赵德全也担任了“承堂”（公口外职事），省内外公口凡数百处。在省城他们“明目张胆占领民房衙署，以立公口。在城外各地，各公口之间为争夺地盘，械斗时有发生。”（注：见冯祖贻、顾大全：《贵州辛亥革命》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页一三四——三五页。）革命本应给贵州带来一个新局面，但展现在群众面前的新政权竟是如此，这对革命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胡刚所说的贵州光复后，“公口盛行、秩序紊乱，人心恐怖，确是革命政权失去全国人民拥护的最大原因，”（注：胡刚、吴雪涛：《贵州辛亥革命史略》，《近代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四辑，页——二。）是符合实际的。贵州哥老会在辛亥革命后之所以发展到如此地步，固然与宪政党人的阴谋与革命党人的错误做法有关，但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会党本身的落后性。湖南和贵州的原立宪党人于两省光复后不久就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革命党人夺取政权，就是以革命党人纵容会党破坏社会秩序为借口的。

武昌起义后湖南和贵州的会党有上述的情况，其他各省，如陕西和四川的会党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四川，“保路同志会的同志军绝大部分是哥老会的势力，军政府对之又无法律的约束，因之哥老会公口完全公开出来。防军、流氓，本来都是哥老会人，一时得意疯狂，为所欲为。市民争取参加袍哥，希图自保，人心浮动；袍哥们日益跋扈飞扬，寻仇报复，日有所闻。”“尤其公开赌博，旁若无人，军政府门前，便有赌摊一百余处。”（注：黄遂生：《同盟会在四川的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一三七。）

（3）打出各自的旗号，公开聚众活动。

民国成立以后，各地会党活动的特点之一，是打出各自的旗号，公然聚众活动。在浙江，民国成立后，“土匪猖厥”。如杭属“武康盗匪啸聚数千人分路出发白昼肆劫”，余如新城各乡由临安边境窜入匪党。土著纷纷响应，竟敢悬旗列寨自称独立军。”（注：《杭属土匪猖獗情形》，《申报》，一九一二年一月二日，第三版。）杭州旧钱塘县所辖上四乡等处土匪纠集四、五千人，各树一帜，如大刀会、小刀会、合命党、保卫团种种名目，私运枪械，意图大举。”（注：《杭属土匪蔓延》，《申报》，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四日，第三版。）杭属钱塘县“各田主因政事部准收半租，分派门客四出严追，致起反杭，邦匪地棍从中煽惑，聚众至四千余人，为首之赛宋江，辄敢造旗运械，意在大举”，“近又组织保护会，铃令各村自靠壮丁编练成队伍，统辖于某党首，无事各保疆界，有警群听指挥。”（注：《杭湖匪党猖獗》，《申报》，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第三版。）《申报》，一九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以《论江浙之匪患》为题发表评论说：“江浙之匪患已数十年于兹矣”，“然不过贩盐聚赌，或劫掠一、二富绅，从未有明目张胆，如今日之猖獗无忌者也。”在湖南各县“时闻抢劫，不曰土匪为害，即曰会匪以谋。”为此，谭延□特出布告说：“所有洪江会、哥弟会以及三把香所发生之富有会、大摆队、铁摆队、十字会，兼及未指名之各种名目，马元帅、大元帅、坐堂、陪堂等项，诸名称无论发源何时，布散于何地，均应自行取消”，倘“仍然结党成群，作奸犯科，则惟有立即严办，尽法惩办、”（注：《湘都督消除会党之文告》，《申报》，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八日，第六版。）在湖北，如襄陨各县，则有七星会、同袍会、红灯会、绿带会、九龙会、天王会等名目的会党活动。有的公然设立“总机关，树立大旗，刊用私印，发布伪示，有左右元帅及丞相、将军等名称”，大肆活动。（注：《鄂省破获天王会匪记》，《神州日报》，一九一三年二月十日。）在四川，如罗江有哥老会谢厚鉴，“拜纳流氓，勾结营勇，假立前清旗号，聚众数千人于罗江、绵竹、德阳等处，谋为不轨。”（注：《成都报告匪首谢厚鉴伏诛通电》，《神州日报》民国元年五月十日。）此外，尚有所谓“铜梁之匪”、“隆昌之匪”、“沪州之匪”、“永川之匪”、“广安之匪”、“彭水之匪”、“天全之匪”的活动。（注：《川匪现形记》，《神州日报》，民国二年二月一日。）总之，民国成立以后，会党的活动遍及全国，特别是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当时的各种报纸上有大量的报道，这里不过略举数例。

（4）利用封建迷信，打出“皇帝”旗号，图谋不轨。　 在民国初年的会党中，有的曾打出“皇帝”旗号，企图反对共和，恢复帝制。如当时活动遍及苏、浙、皖地区的九龙山会匪即为一例。据报道，九龙山会以南京城西二十余里八百桥附近的西羊山和城外六十里的竹镇集为据点，“上联衙厅差警，下至一般无赖匪叛”，“一般署差及司法警察大半皆系邦首”，“声势浩大，党羽千人白日结队横行。”在上海、安庆、大通等地均设有机关暗中进行活动。宣称“所奉山主为王儒同大佛”，并奉“弥勒命令”，“运动南五省预备起事”，“邦办浙江天兵”，“兴汉灭洋”。他们“到处散布票证，凡领票者，得领洋若干元。故无知者多受其惑。退伍之士兵一入该会，尤能居重要伪职。”（注：见《神州日报》，民国二年二月十五、二十五、二十七、三月六日、十六日有关“九龙会匪”的消息报道。）

九龙山会之外，在安徽还有所谓“大把子香”和“海龙会”的秘出组织。“大把子香”出现在寿县正阳关一带，“实系洪邦改组”，“其宗旨全为图谋不轨，反对共和”。该党头目刻有伪印，“上书黑龙山大皇帝等字样”。“寿县各地军士入者已多，正阳某军队有全体加入之说，即从前青邦亦并入该党。”（注：《芜湖海龙会匪伏法之详情》，《神州日报》，民国二年三月十五日。）海龙会，是由退伍军人邢荡湖、李东初等人所组织。据点设在安徽芜湖，活动于芜湖至上海的长江沿线。邢荡湖等之所以组海龙会，是因为他们认为“现在民国是我们建造成功的，到如今我们都无事可做，非推翻民国不可，海龙会刻有“中华帝国海龙会之关防”。（注：《芜湖海龙会匪伏法之详情》，《神州日报》，民国二年三月十五日。）

（5）渗入军队，发展组织，图谋暴动，但却无明确的政治目标。

武昌起义后，会党成员被各地军政府大量招入军队。他们在军队中有的仍按会党的系统进行活动，有的甚至发展组织，图谋暴动。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湖北、湖南、福建、江西等省曾出现过。如民国元年正月鄂军十七标一营后队中的会党分子杨国标、刘德荣、陈孝贞、刘起胜等，在军队中组织“香山堂一百零八将会”，“秘密放飘，约期举事。”据报道“在刘德荣箱内搜出伪旗多面，伪印一颗，入会名册一本，飘布一大卷，上盖替天行道四字。”当时的鄂军第三区司令张廷辅对此事的处理极为严酷，不仅杨国标等被处死，队官李绍席亦因知情不报被一同镇压。（注：《香山堂百零八将流血记》，《神州日报》，民国元年正月十四。）在湖南“宁远八区永安墟会匪首姜云锦四处放票，胁迫平民入会，招集匪党数千人，聚则为匪，散则为民，大肆劫掠，迄无宁日。宁远、新田、桂阳、道州四属受害者不下数百家。”“元年十月曾遣其第四子更名混入都督府机关炮队充当正兵。”二年一月，匪首“带匪党数十人来省城探听军情，运动军队谋三次革命。”（注：《巨匪潜逸之戒严》，《神州日报》，民国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在福建，驻汀州新军中也出现过洪江会的秘密组织。该组织联合宁化、汀州军队，“约定阳历新年起事”。并派王芝彬、王植生等“带有票布，来江西勾合军队、地痞同谋二次光复。”（注：《闽匪入赣谋乱纪略》，《神州日报》，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6）借用政党名义，进行活动。

民国成立以后，各种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如雨后春笋，于是有的地方的会党分子乃借用政党的名义进行活动。如泰兴的卞绍庭、石子卿等在泰兴组织自由党支部。成立后入党者逐渐增多，“于是变更自由党面目，改名龙虎自由党，又名大刀会，以均贫富为宗旨”。“凡前清债务无论多寡，一概取消。银租田每补五百文（该地租田向来须三、四元一亩、或五、六一亩不等），借钱利息限定一厘，结婚纯然自由，全无限制。其余种种行为大都类似。近日更明目张胆张贴告示，宣布章程，痞棍流氓趋之若鹜，近己增至三千名之多，以致该地祸乱迭生，人民不能安堵，凡稍有财产者皆逃走，而卒无敢告发者。盖自该党宣布章程后，凡遇事反对者，即以刀枪从事，故皆敢怒而不敢言。幸该县境各处之自由党，以事关全体名义，亟报地方官，谓该逆党与自由党已断绝关系，当由县知事饬警兵多名，将该党首领卞绍庭首先拿获，拟讯照严办（注：《泰兴自由党之流毒》，《神州日报》，民国二年二月十二日。）。

二

民国成立后，各地会党的种种活动中，最引人注意的要算是一些会党首领试图将会党改组成为近代政党一事了。民国元年七月一日，由洪邦、青邦邦和公口三家联合正式成立了“中华国民共进会”，由应夔丞任会长。有影响的湖南著名哥老会的首领张尧卿由应和宋伯飞陪同在会上发表演说，宣布成立共进会的理由。他说，“共进会之成于公口及青、红诸同志之美意。今既三家合而为一，成一大团体，自应协同共济振作精神，启沃固有之良能，研求旧遗道德为切要，不可稍存私利之心，破坏团体。”并表示“深望同胞痛改前非，从兹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注：《张尧卿宣讲共进会成立之理由》，（陈沙儿述），《神州日报》，民国元年七月四日。）接着，设立了中华国民共进会总机关，发布通告要求各省成立支部。

共进会的总机关在上海成立后，江浙一带的会党纷纷打出共进会的旗号，积极活动。但是，他们并没有能象张尧卿所希望的那样，“从兹为善，共守法律”，而是颇有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为此，不断受到舆论的批评与遣责。为了回答舆论的责难，民国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共进会的汪旦庵以国民共进会上海总部的名义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注：《共进会汪旦庵致某报记者书》《神州日报》，民国元年九月二十五日，“来稿”。）这封信说：

阅大报二十三日新闻画报内记载共进会之内客，吾会对于大报记者之评论，有不能不声辩之势。夫共进会之名词发现于世界虽为时未久，而三会之成立也固已历有年所。当满清之时，三会之人屈服于专制魔王之下，政府之对于三会也以匪目之，即同胞之对于三会也亦以匪目之，含污忍辱不敢表白其心迹于天下者数百年于兹矣。及汉土克复，共和之声扬溢于全国，三会中血性男儿，方自庆报国有日，相励尊祟人道，促进社会，使民国之基达于万世无疆之极。唯着手之初，一因三会鼎峙无正当交换感情策励道德之机关；一因良莠不齐，无完全规划之善策，共进会之组织因此发生，初无丝豪恐怖党之性质存于其间也。唯成立以来，时未数月，以数万人极大之团体，于此短促之时间，即无外界妨碍，欲尽汰旧时各种之阙点，组成完全之团体，已属大难，何期成立至今凡社会上之种种不法行为，均指为共进会人之行动。吾会又不能剖心沥血，以表吾会宗旨之光明磊落。……使无量血性男儿长受污辱，大记者能毋为吾人陨涕乎？故特敬告大记者，请谅吾人之苦心，虽不表同情，亦请为社会计，稍留余地，弗因莫须有之事即加苛责，使吾人有振顿进行之余暇，为民国种无量之善因，敝会幸甚，同胞幸甚，无任盼祷之至。

但是，这篇公开信发表之后，共进会总部并没有能力来阻止各地会党不再出现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开始时，江苏都督程德全和浙江都督朱瑞，只是对肇事地区的共进会组织予以解散，并未明令在全省范围查禁该会，后来各地会党继续用共进会名做出一些扰乱社会秩序事情，如在海宁，“自共进会成立后，该处几无宁宇，近来该会解散，而一般匪邦，仍袭该会名目，在外卖票开党，敛钱惑众，种种不法，实堪发指。”（注：《海宁邦匪之猖獗》，《神州日报》，民国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于是，朱瑞乃发出在全省查禁共进会的通令：

“案查浙江省自共进会发现后，不数月间，匪类蔓延全省，骚扰地方”。“查该会发起宗旨，原欲改革旧习，勉为良善，用意未可厚非。无如入此会者，莠多良少，恃众横行，如已经获办镌造伪印聚众谋逆之俞昆、管伟、私藏炸弹招徒放票之包田芳，伪造旗令文之黄云，及通令缉拿之刘金兰等，均或搜有共进会证书，或系共进会员。本都督因不欲以少数人之违法，厚责该会全体，故所获证书，均不作罪状宣布。即如旧嘉湖各属，每有匪案情节重大者，讯系该会会友，亦仅饬令其一部分解散。……无非保全该会名誉，冀其逐渐改良。乃官厅之文告频颁，而匪徒之猖獗更甚。近据沪杭各报所登载，调查员所报告，各处绅商人民所禀诉，暨各路统领管带、各县知事所密禀，几无一处无该会会员之扰乱，更无一案不与该会有关系。”“本都督为大局安危计，为本省秩序计，所有淅江各属共进会，决计概令解散，以弭巨患而保治安。”（注：朱瑞：《解散共进会示》，《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页五六七——五六八。）

在浙督朱瑞在浙江全境查禁共进会的同时，亦照会江苏一体查禁。程德全为了取缔在江苏的共进会，曾动用军队逮捕某些地方的共进会会长。如驻锡常军步兵团团长秦铎逮捕无锡共进会会长宜大顺。“宜大顺淮安人，撑粮船为业，无锡共进会初成立时推为会长，徒党不万余人，势力极大。此次在芙蓉山收徒，大开香堂，杀猪数十头，哄动一时。秦铎君（团长），”办理此案十分慎密，故能鸡犬不惊。”（注：无锡《共进会部长被逮详志》，《神州日报》，民国二年三月十二日。）

江浙一带会党纷起以共进会名义活动，曾引起袁世凯的注意。民国元年九月，陈其美随黄兴到北京时，袁谈及“该会时常闹事”，要陈南返后从中调查。待陈南返过南京时程德全亦与其谈共进会事，陈其美“以该会当初组织之主张固属纯正，近乃大反本旨相对。”袁世凯与程德全之所以都与陈其美谈共进会事，看来是因为共进会在上海成立时是得到陈其美的同意和支持的。武昌起义后，各省会党多有扰及社会秩序的活动，受到各省当局的镇压，唯陈其美任沪军都督期间未出现上述情况。这除说明上海地区的具体情况与他处不同外，也说明陈其美与会党关系密切，并能够对会党加以控制。后来，洪述祖介绍应夔丞往南京见程德全，“应恐有意外不敢前往”，经陈其美出面致电程德全，“请饬应将共进会内客切实整顿”，应夔丞始放胆往南京晤程德全，与程商议对共进会取缔之策，并由程任命应为江苏巡查。（注：《应桂馨事迹》，《神州日报》，民国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本埠要闻”栏）

民国二年元月，应夔丞赴北京呈请开放会党，要求袁世凯任命他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由他体察各会内状，酌定统一章程，使其宗旨习惯默化咸归大道，选各省会党中有权力者分布要地，侦察各党行为，由他总其成，随时向袁汇报情况。（注：应□丞：《条陈如何安排会党之说帖》《神州日报》，民国二年四月十一日，“要闻”，“宋案旁证”（四）。）就在这时，袁世凯通过洪述祖收买了应夔丞，使其走上刺杀宋教仁的犯罪道路。三月廿日，宋案发生，应为直接负责安排刺宋主犯的真相很快被揭露出来，被捕归案。应之所谓整顿会党事，亦随之烟消云散。

应夔丞被捕后，还有青红邦头目张军吾等致电袁世凯，说：“改良社会，民国要素，青红两邦极大社会，尤应改良。国民共进会会长应桂馨（按即应夔丞）所用刺客非两邦人，证明不敢从乱，然会长如此，该会已难示信。”要求“另立国民共和会，改章取缔成完全民党，共图治安，恳予维持以慰众望。”（注：《青红两邦改组民党之**》，《神州日报》，民国二年五月十六日。“要闻二”。）

不久，二次革命爆发，迅速失败，历史进入了北洋军阀的完全统治时期，所谓改良会党自然无从谈起。

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民国成立以后，各地会党的活动既有积极的方面又有消极的方面，在积极的方面，除了积极响应武昌首义之外，还有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浙江杭属钱塘县全党首领赛宋江组织保护会，领导当地群众抗拒田主派出门客四出追租；江苏泰兴的卞绍庭、石子卿，借自由党支部名义，强行限制田租和利息的减租减息行为。可是，这些行为，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这次革命中只以推翻清王朝为满足，清帝退位后，就认为天下已定，不再依靠会党和农民群众去彻底反对封建主义，所以会党的这些活动不但得不到领导和支持，反而被认为是“邦匪”、“痞棍流氓”的破坏社会秩序行为加以镇压。再如，洪邦、青邦和公口三家联合正式成立“中华国民共进会”，欲将会党改组成为近代的政党，要求“协同振作精神，启沃固有之良能”，“共守法律，同享自由”，无疑也是反映了处于清朝封建主义长期统治下被视为盗匪的广大会党成员，要求享受民主权利，要求进步的正当愿望。但是，由于缺乏有力的领导，更加会党这一组织的落后性，要对它进改造确有较大的困难，改组并未见成效。民初会党活动中所反映出来的这方面的内客，无疑是反映了会党这一组织与广大劳动群众有联系的一个方面。然而，必须指出的是：民国成立以后，各地会党活动的内容，主要不是积极的方面，而是消极的方面。这种消极的方面，，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盲目性，组织上的分散主义和行动上的破坏性。我们前面讲到的九龙山会、海龙会和四川罗江哥老会谢厚鉴的活动，竟利用封建迷信，打出皇帝旗号，甚至“假立前清旗号”，妄图推翻民国，恢复帝制，正是会党所固有的政治上的盲目性的极端表现。组织上的分散主义，主要表现为各派会党各个拉起山头，打出自己的旗号，飞扬跋扈，为所欲为。行动上的破坏则表现当时各地的会党出现的一些打家劫舍，掳掠烧杀，横行无忌的破坏行为。会党在武昌起义后和民国成立初年的这些消极性的活动，无疑给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和巩固政权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分散了革命党人的注意力，客观上起了援助敌人的作用。

会党在民国成立后所表现出来的种种消极活动，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其固有特点的表现。

会党是中国秘密社会的一大系统。它的成员主要是职业极不稳定的游民无产者（其中主要是游民和游勇）和贫苦的劳苦大众。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破产劳动者的队伍日益扩大，会党的势力也就相应的飞速发展。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年，会党的组织遍及全国。据文献记载，清末秘密结社的名目有二百多种，会党的名目目约占半数以上。众多的劳动群众和游民无产者参加这种团体，一是把个人的生活前途寄托在“兄弟急难，亲逾骨肉”的团结互助的基础之上。到了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会党就会团结广大群众起来进行斗争，成为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活跃力量。在会党中崭露头角有影响的首领多是流荡江湖的游民无产者，他们虽有很强烈的反抗性，但另一方面却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往往会把斗争引向歪路。所谓“会党成员都是亡命之徒，只有‘义气’二字，可与之生，可与之死。他们欢喜赌博，敢于劫掠，称赌博为‘文差事’，劫掠为‘武差事’。劫掠对象多为不义的豪家和贪污的官吏”（注：陈浴新：《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页一一八。）就正是游民无产者特点的表现。“会党是家长式的领导，洪门习性，尊敬大哥，唯命是从。故联系会党，只要把会首的关系拉好，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会首如果动摇、投机，就会把会众带上了歪路。（注：陈浴新：《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页一一八。）会党的系统极为复杂。会党的首领虽多为游民无产者，但也有一些地主分子。如四川立宪党人罗纶不仅自己是“袍哥领袖”，他的父亲罗绍周也是“川北一带多年的老舵把子，在地方上有‘小孟尝’之称。”（注：吴晋航：《四川辛亥革命见闻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一○九。）会党的组织极为分散，他们各树一帜，行动既不协调，力量亦不集中，据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记载，仅浙江地区就有二十多个名目不同的会党组织，山堂林立，不相隶属。各个组织之间，有的甚至互相对立、敌视。江南的会党如此，北方的会党也是如此。如陕西的“关中刀客”，他们既缺乏明显的政治目标，又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而是各自组织一个个大小不同的集团，划地自封。因此不惟不能在反政府势力迫害时互相支持，而且还经常意见之争，或被恶霸地主所利用，此一集团和彼一集团互相残害，即所谓‘拴对头’或‘打对头’，削弱了自己的力量。”（注：《关中刀客》，《辛亥革命回忆录》（六），页五二○。）辛亥革命准备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他们不懂得农民群众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看到会党是流行于民众中的现成组织，有很大的反抗性，同时又看到会党中标榜的“反清复明”口号，与他的“排满革命”相吻合，因此就把会党视为可以利用和凭藉的现成组织，把联络会党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

为了联络会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调查各地秘密会党的系统、分布及其内部情况；传布革命书藉，进行反满革命的宣传；力图把分散的会党纳入一个统一的的组织，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但是，领导革命的同盟会本身并不是一个坚强的政党，它没有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彻底的革命纲领，缺乏有力的集中统一领导，和有效的工作方法，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对会党这一落后的组织加以改造和领导，他们所谓联络会党，只不过是联络一部分会党的少数领袖，或在联合组织中挂几个首领的空名。诚然，他们对于直接联络的会党也能给予一定的政治影响，但在组织上会党却始终是独立的。因此，在他们组织会党发动武装起义的过程中，每到紧要关头，就组织涣散，指挥失灵。这样，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经过联络会党的一些实践之后，就深感会党是一支难以驾驭只可利用不能依靠的力量。即所谓“被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注：孙中山：《革命原起》，见《辛亥革命》（一），页五。）

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所联络的会党只不过是全党的一部分，而且对于所联络的会党也没有取得真正的领导权，这样，在武昌起义后，他们对于会党也就不会再有多少影响，只能听任会党各自以自己本来的面貌来表现自己。所以，我们可以说，民初会党的种种活动，是会党的固有特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合乎逻辑的反映。

会党活动中的这些消极的方面，如果是在武昌起义之前，客观上也还有削弱清朝的反动统治的积极作用，但是在民国成立以后，会党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消极的东西，对于争取确立和稳定自己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来说，就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因此，武昌起义和民国成立以后的革命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碰到了一个如何对待会党的问题。

四

有大量的材料表明：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会党的认识虽不完全一致，但对于要发动会党起来参加革命的认识则是一致的。可是，对于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如何对待会党这样一支力量的问题，我们就看不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有关材料了。事实上，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革命党人不仅没有研究制定出革命胜利以后如何对待会党的方针和政策，而且似乎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对于会党是如此，对于国内的其他政治力量，如对立宪党人，也是如此。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这方面的认识与准备不足，应该说是他们在武昌起义后，内部意见纷歧，步调混乱，在革命形势飞速发展的形势下，显的极为被动的直接原因。

对于革命胜利后如何对待会党的问题，既没有方针和政策，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只能根据各自的认识、所处的地位、与会党的不同关系，和会党表现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一般说来，武昌起义后，各地区的会党在不同的程度上多有不利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确立并巩固政权的活动。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有的采取迁就的办法，如湖南的焦达峰、陈作新对于进出都督府提出种种要求的会党采取“接应”的办法；贵州的张百麟、黄泽霖采取公开提倡公口，企图用哥老会驾驶哥老会的办法。结果授立宪党人以口实，发动政变，革命党人遭到残杀，政权亦为立宪党人所掠夺。有的采取断然镇压的方式，如陈炯明在广州，对骄横难辖的以会党成员为主组成的民军，采取了公开武力解散的办法。有的对省城的会党先采取用会党的组织形式稳定局面，待局面稳定后，再对各地会党采取镇压的办法。如四川在军政府建立后，“尹（昌衡）被推为都督，罗纶副之，周骏任军政部长，杨维任巡警监。尹、罗等以同志军难以控制，特设大汉公，作为哥老会的总公口，尹、罗、周、杨皆为大汉公掌旗大爷。城内各街、各警署也都打出公口招牌。同时，还在各路哥老会头目中，选出资格较老仁字排的五哥若干人任大汉公五哥，专门联系五路哥弟。”“军政府于局势稍定后，即着手整编军队，共编为三个师。”“各路袍哥队伍组成之同志军改编为第二师，彭光烈任师长，哥老会头目孙泽沛、吴庆西、丁厚堂、张达三分任标统，官兵皆哥老会中人。“直至各路同志军改编就绪后，大汉公始逐步无形结束。”（注：吴晋航：《四川辛亥革命见闻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三），页一○九、一一○。）四川军政府当局，在初步稳定了自己的统治之后，对各地会党有损于其统治秩序的活动，就立即一律视之为匪加以镇压。我们从当时的报纸上可以看到有关这一方面大量的报道。有的则隐忍等待时机，待条件具备时在加以镇压，如陕西的同盟会领导人井勿幕，对陕西光复后局势完全为哥老会所控制，就连同盟会的重要人物出入西安也非要邦会大哥的护照不可，极为不满。很多同盟会员“都认为革命已失败了”，但又无力改变这种状况，于是只好隐忍等待。后来，同盟会员张奚若去上海时，井勿幕就写二封亲笔信让他“见到黄克强（黄当时是大元帅）和黎元洪（黎是湖北都督）时，请他们派一支革命军来陕西驱除哥老会势力（这时已是民国元年春天，清廷大势已去，袁世凯已出来要求媾和）。”（注：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页一五五。）有的则采取先进行整顿，待无效时则加以查禁和镇压。如安徽军政府成立之初，安徽都督孙毓筠曾准允“组织保安自治联合会”，企图以此“唤起顽民，归于正道”。到了柏文蔚继任都督后，仍继续准允会党办理“保安自治联合会”，但是，“旋因各邦匪心不改，怙恶难悛，复经通令禁止”。后来各派会党继续到处开堂放票，乃下令“严缉重惩”。（注：《安徽取缔青红邦之督令》，《神州日报》，民国二年三月十七日。）有的在镇压过程中对下从严，对某些会党首领从宽，然后又加以利用。如江西都督“李烈钧任事以能惩匪见称”，但对“洪江会首领黄炎，冯宝林”，则“转令远□，且与暗相结纳。黄炎逃匿居沪，赣都督府所派致沪公干重要委员彭程万等到沪即住其家，人所共见。”（注：《赣民公布李烈钧之罪状》，《神州日报》，民国二年正月十日，“要闻一”。）有的材料则说李烈筠“所枪毙者皆洪江会之么，而洪江会之巨匪龚福祥、曹玺发、陈廷训、刘世钧等则因保其督赣之功皆得重用。”（注：《赣江恶潮记》，《神州日报》，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要闻一”。）以上关于李烈钧这二条材料，虽出自反对党对李的揭露与攻击，但结合其他有关材料来看，并非毫无根据。同时，这种对会党下层采取镇压对其中的一些首领采取利用的情况，其他的地方也有。如江苏都督程德全在全省严厉镇压共进会，但对共进会会长应夔丞却委以江苏巡查的要职，要应自己来取缔共进会。

上面我们所谈到的一些情况，都是武昌起义后一些省份的军政当局如何处理他们所碰到的会党问题。他们的具体做法虽不相同，但最后采取镇压的手段却是一样的。这说明民国成立前后，革命党人与会党的关系与过去完全不同了。但是，应该进一步指出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虽然对会党的活动加以镇压，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在与袁世凯和反对党的斗争中继续利用会党的力量。这具体地表现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有些省份的国民党组织借拉会党分子入党以壮声势。如“江西国民党初改组时，三点会、洪江会等一并拉入，故声势颇大。”（注：《赣省国民党之黑幕》，《神州日报》，民国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再如，湖南国民党“公然允许扰乱治安之洪江会改名立会，以为彼党之声援。”（注：《湖南国民党的罪恶》，《神州日报》，民国二年二月二十日“增刊”，“要闻一”。）还表现为二次革命前夕，革命党人招募会党成员扩充军队。如怕文蔚“在寿凤一带令张盂介、袁子金等会党首领“招募青红二邦以图逞，已成立五、六营，尚在招募不已。”（注：《皖都督与暴民之罪恶》，《神州日报》，民国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要闻二”。）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以后到民国初年这段时间内对会党问题的处理，可以说完全是采取实用主义的。即当会党的活动危及他们的统治时就进行镇压，到斗争需要时则又加以利用。诚然，也有个别和会党关系很深的革命党人，如谭人凤看到会党本身的缺点和辛亥革命后开始走上歪路的事实，草拟过改造会党的方案——《社团改进会意见书》、《章程》和《社员守则》等文件，正确地指出：辛亥革命后会党所表现出来种种消极的东西，除会党本身缺点外，革命后会党受到冷遇，心中因此愤懑也有关系。他说：“夫大功克奏，事外虚弱之辈反握重权，对于绅商学界优礼宠遇于与满运相始终，坚忍痛苦，百折不挠之洪门兄弟，则无人齿及，而且加以嫉视，揆诸情理，岂可谓平？”又说：“而近日各省会党，中心愤懑，时有革命再兴之风传，影响社会秩序，为人诟病。”他认为会党无存在于民国之理由，主张成立“社团改进会”，对会党“施以改进之教育，涤其旧染，咸与维新，一变为完善稳固之民党”，以达到“奠定社会秩序，卫护祖国安全”的宗旨。并制定出吸收会员、教育会员、职业培训，兴办社会生计事业以安置无业的会党成员的具体办法，企图在湖南首先实行。应该说，谭人凤的这些意见，在当时的条件下，确是难能可贵的。可是，“刚刚在顾问街挂上一块筹备会的牌子，革命党人柳聘农家中便挨了一颗炸弹，立宪派和权绅们大起其哄，说：‘会匪闹进城来了！’淮备大举清乡，实行屠杀。谭人凤只好宣布作罢。（注：《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页一三五、一三七。）其实，即使没有上述的炸弹事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和阶级斗争的形势下，谭人凤的这个改革会党的方案，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会党之间的关系，从联络会党共同革命到急转为镇压会党，表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没有能力将会党纳入革命的轨道，使其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会党这一组织及其特点的产生亦是如此。会党虽然是在清初出现，但它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大的变化。这一点，谭人凤在《社团改进会意见书》中曾指出过，但他没能指出这种变化的社会原因。其实，近代会党的飞速发展及其特点的形成，主要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日益加深，游民无产者大量出现并涌入会党以后的事情。这就是说，近代会党及其特点是深深扎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的。要真正解决会党问题，就必须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铲除会党这样的组织及其特点产生的基础。

民国以后的会党与清王朝统治时的会党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清王朝统治时会党被认为盗匪，统治阶级中的人物多不屑与为伍。民国以后，很多军阀、官僚豪绅和买办阶级的头面人物，都把利用会党作为达到其政治目的或实现其经济利益的手段。从此，会党的命运日益和军阀、权绅联系在一起，情况就更加复杂，处置这一批人，遂成为中国的困难问题之一。

文章出处：《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85～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