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掺和了会党的革命，热闹固然热闹，可是不仅乡绅不高兴，老百姓也受不了，外国人更是感到愤怒。

尽管帮会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明末清初，跟反抗清朝异族统治扯上关系，还编了跟少林寺有关的神话。但如果学术一点，考据起来，帮会的兴起，最多在清朝中叶。社会上人口多了，离开土地出外谋生的人多了，一切跟市场交易，跟商品流通，跟人员流动相关的行业，比如车、船、店、脚、牙兴盛起来之后，帮会自然会应运而生。说到底，帮会，无论旗号打的是什么，无非是离开土地和宗法的人，在异地他乡干非农业的行当谋生，赖以自助和互助的组织，它实质上就是把宗法组织，用另一种形式复制呈现出来。当然，统治者不喜欢这种组织，因为它们在原有的社会网络之外，对皇帝钟爱的秩序有点威胁。帮会不是不想洗白自己，但在帝制时代，一个农业社会，没有这个可能。皇帝不容，乡绅也不容。因此，这种组织，只能半地下地活动，而且因朝廷的镇压，带有一点反叛的味道，包括自己杜撰的历史，都是这种味道。但本质上，帮会并不想招惹朝廷，他们要过日子。很多人，被革命党人动员的时候，包括一些龙头大爷，都不知道自家帮会还有所谓反清复明的宗旨。

革命党人生来是要推翻清朝的，他们看上了帮会。一来，帮会有一顶若有若无的反清复明的帽子；二来，帮会的确受到政府的压迫，也干点非法的勾当，具有第三社会的性质，有反叛的潜能。其实，革命党跟帮会不一样，革命党不只是想过日子，或者好好过日子。但帮会其实还是想的，如果能够跟官府相安无事，他们宁可相安无事。只是政府不容他们，总是采取进攻姿态，这就给了革命党拉拢的机会。帮会跟革命党人的结合，使得原先对于朝廷没有实质危险的帮会，躁动不安。显然不是所有的帮会都喜欢革命党，但沾了革命党的帮会，无论青帮还是洪帮，以及有着哥老会、三合会、袍哥之类名称的帮会，都反叛性大增。其实，在清末革命党策动帮会参加的起义中，帮会的会众证明是靠不住的。除了几个受到革命宣传煽惑的会首，真的动了刀兵，喽啰们大抵脚底抹油，溜之乎也。当年同盟会三个系统，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都热衷鼓动帮会造反，但没有一起能成事的。

可是，造反不成，不等于起哄也不行。辛亥年武昌起义，各地响应，至少有四个地方，帮会对于推动革命是有份的：一个是广东，一个是陕西，一个是上海，一个就是革命党人多年深耕的湖南。湖南的辛亥起义，是会党和新军联手干的。由于是大势所趋，起义根本没碰到任何抵抗。起义当天就被杀掉的巡防营统领黄忠浩，看起来根本没有抵抗的意思。黄忠浩本是个游学日本的新人物，跟湖南咨议局的立宪派士绅走得很近，据说深受士绅们的拥戴。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跟各地咨议局立宪派不打算帮朝廷忙有着莫大的关系。黄在当时，难算革命的敌人。其实，在当时如果黄打算抵抗，怎么也该带兵出来的。但不管怎的，这么一哄，起义成功，湖南洪门的首领焦达峰做了都督，出身新军也是帮会的陈作新做了副都督。

在革命党，看焦达峰是同志，在洪门，焦达峰则是大哥。大哥做了都督，天下自然是洪门的了。全省各地的洪门弟兄，一股脑全进城了，在都督府安营扎寨，支锅造饭。都督府成天开流水席，人来车往，个个要求安置，回家乡做县太爷，做司令。稍不如意，即大嚷大叫，说都督不讲义气。洪门本是做违法的买卖的，此时则做到大街上，聚众开赌还算好的，白吃白喝，甚至白日行劫，无所不为。洪门各派纷纷大开香堂，广散海底，明目张胆，招摇过市。一时间，街上为非作歹之事，都归在洪门的名下了。不少人打扮得一如戏剧中的武生，一身夜行衣，帽子上还有一个绣球，以为这就是汉官威仪。革命党另一位加入洪门的大佬谭人凤，见状意欲整顿，提出《社团改进意见书》，还没等实行，办公处就吃了炸弹，只好赶紧走路。

另一个大开香堂的地方是陕西。参加起义的会党中人，跟新军混编成为民军。民军的编制跟新军一样，旅团营连排。但是，会党的组织，实际上取代了军队编制，香堂才是士兵们真正的组织：内八堂、外八堂、山主、军师、洪棍、老幺、红旗、蓝旗、黑旗，不进山寨，在军中就混不下去。当然，最有创意的当属会党首领张云山，他自拟一官衔曰：见官大一级，听调不听宣，天下都讨招兵马大元帅，比个临时政府的大总统还大。这样的官衔，大概只有戏里才有，也只有哥老会的龙头大爷才打得出来。

这样掺和了会党的革命，热闹固然热闹，可是不仅乡绅不高兴，老百姓也受不了，外国人更是感到愤怒。陕西革命后成了哥老会的天下，在外国神父的描绘中，居然成了人间地狱。不仅满人大量被杀戮，连一般平民也难幸免，甚至一些传教士也被侵犯。革命党人拼了命保护教会，但也保不住。所以，湖南的俩都督被暗杀了，其他地方的会党，也被先后整掉了。只有陕西的会党比较顽强，但是也在压力下自我收敛，一直捱到袁世凯出手，陆陆续续才进了山，变成了职业刀客。没等袁世凯出面，先后响应武昌起义的各省，会党不是被新军挤到边上，就是被原来咨议局的人赶走。害得洪门在革命后，对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大为不满。后来洪门成立政党，居然奉孙中山的叛徒陈炯明做领袖。但是，反过来，革命党也受累名声大坏。在很多人眼里，会党和革命党没有分别。

中国的革命，流民的确是一股力量。但是，依靠这种力量，革命就难免变成了一场毫无秩序的大集。热闹，但也麻烦，让革命变得毫无秩序，使革命者毫无纪律，招人反感。自然，也就没了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袁世凯对革命党开刀，号称有半壁江山的革命党人，不旋踵就土崩瓦解的缘故。

文章出处：节选自张鸣《辛亥：摇晃的中国（全景勾勒晚清民国大变局）》第五幕《谁在革命，怎样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